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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不倒，生命不止。再难，都将成为过去。
大舅一早就来了，披着满身露水和雾气，像一棵青草一样飘落到屋檐下。他坐在门口的石墩上，胡乱地扯着裤腿上湿漉漉的杂草。母亲给他打来一盆凉水，递上毛巾，让他洗手擦脸。大舅擦完手，从他揣旱烟袋的那个衣兜里，掏出来一张复印的报纸——那是大表哥特意让他带给我的东西。大表哥在内江市一所中专学校当教师。大舅说，春节的时候学校组织大表哥他们去自贡国际恐龙灯会观灯，在那里，大表哥遇见了一个“奇人”。
大舅一边吸着烟一边说话，话语和烟雾一起从嘴里吞吐出来，呛得他直咳嗽。他又把一张纸递到我面前：“这是报纸上那个人的联系方式。”
报纸上讲的那个人叫胡林，比我年长十三岁，是自贡市的一位无臂的书画家。“无臂”这两个字触动到了我，“书画家”引起了我的注意——同样是失去双臂的人，他竟然是书画家？我无心再听大舅还说了些什么，一口气把报纸读完。原来胡林十五岁时和同学玩耍，不小心触到了高压电，也失去了双臂。但是，他后来积极参加一些体育比赛，还用脚练习在沙盘上写字，冬天脚冻烂了，就改用嘴衔着毛笔写……他在体育和书画方面都获了很多奖项。他用坚强和勤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后来还结了婚，生了个可爱的女儿，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我心里充满了疑问，但也开始蠢蠢欲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一直在想，怎么才能用嘴写字呢？胡叔叔能够做到，我是不是也可以呢？绝望的内心忽然有了希望，好像眼前的一团迷雾被一点点地拨开。我想，说不定这便是我的机会。
终于，一个成功的榜样让我有了方向。
我一定要去见见这位胡林叔叔。我打定主意，第二天一早就将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似乎预见到了我的决定，脸上露出了久违的欣慰笑容，但旋即又黯淡下来，说：“我是个没用的人，一进城脑子就迷糊，连过马路的胆量都没有。”母亲说得没错，几十年的农村生活单纯又封闭，进城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还没等我再开口说什么，她很快就恢复了笑容，说外公能带我们去找胡林。外公住在自贡，快八十岁了，他带着我们在市里几经辗转，最终一行人风尘仆仆地站在了胡林面前。
我与胡叔叔第一次见面是在自贡市的彩灯公园，那时候他正在公园举办的国际恐龙灯会上展售书画。亲眼看到那些他用嘴创作出来的漂亮书画，我深受震撼！
更让我羡慕的是他的家庭。他有一位美丽健全的妻子——赵虹，人不光长得漂亮，而且温柔贤惠。多么强大的理由才能让她不顾一切地跟胡叔叔生活在一起，并且照顾他呀！我内心感动于这份坚贞不渝的爱情，也对未来有了信心。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需要引路人的。见到了胡叔叔，我就像从黑暗中看到了点点微光。
人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感同身受，但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即便是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无法完全体会当事者的感受。可我知道胡叔叔一定可以明白我，因为我们有过一样的遭遇，一样的痛，一样的不甘，一样的茫然失措。
因为理解，胡叔叔并没有用华丽、苍白的语言安慰我，而是直接教我最实际的生存法则。他是个很有耐心的人，也讲究方法，虽然我学得很慢，他还是不厌其烦地教我如何穿袜子、穿鞋子、洗衣服，教我上厕所、漱口的方法。他还送我一个不锈钢小盘，让我像他一样，把饭菜装进盘子里，自己吃饭。临走的时候，他还找了几本字帖、几管毛笔和一叠毛边纸送给我。
他说：“我们的身体虽然是残缺的，但我们的心灵是健全的，残疾人更应该自强不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些话别人说了不但不能激励我，还会让我反感，但出自他口，因为共情，因为眼见为实，我便获得了力量。
坐上回程的汽车，我心潮澎湃，但还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的方法我是可以复制的。从前我消极地接受现实，以为我的人生从此就这样了，我只要知足地活着就好。但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又彻底地改变了我的想法，打破了我刚刚建立的消极的宿命感，激发了我骨血里的勇气——我要好好活！
总听人讲，内心的秩序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此时此刻，我才亲身感受到这一点——一旦内在想法改变了，人自会豁然开朗。从车窗望出去，天空像洗过一般纯净，偶有云朵飘过，路边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无名小花，似有缕缕花香传来。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入夜。母亲和我刚到院门口，一条半大的黄狗就摇头摆尾地冲到我跟前，在我脚边跳来跳去，不时地抬起前腿扒拉我。这股费力讨好的劲儿让我招架不住，我逃到院子里，一边躲避它的亲热，一边嘴里不停地喊：“谁家的狗？谁家的狗啊？”
它好像认识我，我怎么不认识它呢？
弟弟闻声从屋里跑出来，说：“姐姐，你不认识啦，这就是我们家的‘小黑’啊。”
我当然认识“小黑”，可这分明是条黄狗啊！
“嘿嘿，人换了衣服狗都认识，狗换了衣服人怎么就不认识了呢？这点人比狗差劲！”弟弟呵呵地笑。
“天哪，你不是给它染了颜色吧？”
“我哪会染颜色？我想天热了，就给它把毛剪薄了，谁知道黑毛剪掉一层就成了黄色的了。”
言语间，黄狗坐在了我们中间，伸着舌头喘着粗气，像是调皮的孩子见到久违的亲人。我坐在台阶上，看着眼前和乐的景象，心里居然生出了从容和欢喜。出事以后，我都不敢想象自己还能拥有这样的欢喜。
当晚，我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让母亲给我穿好衣服，精神百倍地走出了院子。
说干就干！吃过早饭，我就让弟弟帮我收拾桌子，铺纸倒墨，然后迫不及待地用嘴衔起了毛笔。但是方桌太高了，我有些够不着，弟弟就找来了两块砖，我一只脚下垫一块，照着胡老师送的《小学生楷书字帖》，开始练习笔画。虽有满腔热情，可笔在嘴里却完全不受控制，竖起来都很困难，力度更是把握不好。我写的点不像点，横不像横，而且还不停地流口水。我又急又气，越急越写不好，越写不好越气。我气急败坏地咬起竹制的笔杆儿，咬得喳喳作响，破碎的笔杆儿把舌头夹破了，鲜血直流。
没有人知道我的委屈和绝望。抱着多大的希望开始，此刻的我就有多大的失望和愤怒。嘴里全是咸腥的血味，头上沁着的汗珠和眼泪一起往下流……我多想歇斯底里地大吼大叫，但我已经清楚那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的。我虽然看不到此时的自己有多么狼狈，但清楚地知道，那画面是屈辱的。我蜷缩在墙角，用力咬住自己的膝盖，只有钻心的疼才够解恨！
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竟这样难！我做不到了。我多想甩开笔，就这样吧，从此就做一个废人。就这样吧，不必努力不用抗争，这就是我的命！
嘴里的刺痛隐隐传来，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或许这又是新的考验吧！生活可能就是这样，不停地挑战，又不停地受打击，只要扛住了，就能活过来。写字，对此刻的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从未有过的挑战，我决定扛过去！反正已经没有了双手，不过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与其庸碌地活着，不如放手一搏！于是我跟自己赌了一口气：成功则人在，失败即我亡！
其实在那样的情绪下是写不好字的，但是既然选择了坚持，我也慢慢地学会了调整状态，继续一次次地练习。看到了我的坚持，父亲专门为我收购旧报纸，亲戚们也主动帮我攒报纸。这些旧报纸都被母亲一张一张地平铺开，压在席子的下面，像是收藏着的希望，她每天拿出一些，为我“补充能量”。从天亮直到天黑，一天又一天，只要我还能站得住，我就不停地练，经常到吃饭的时候，才发现腿早就僵硬得坐不了凳子，一旦坐下就起不来。夜深人静时，颈椎和右侧咬笔的半边头部痛得我难以入眠。反正睡不着了，我便起来看书。
月亮偷偷地躲在窗户外头，陪着我的只有斗室里昏黄的灯光，还有那只蜷卧在木箱上打呼噜的猫咪。没了白天的嘈杂声，夜的安静突显了白天被忽略的声音，有风声，有竹叶的沙沙声，还有偶尔落下来的树叶发出的淅沥声，此刻，这些声音一点儿一点儿地落入我的耳朵里，是那样清晰。在漫长又清冷的夜里，听着这些声音，我的心也不自觉地跟着沉静下来，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古来圣贤多寂寞”，他们的夜，也都是这样一个人孤独地熬过去的吗？
在晨昏颠倒的日日夜夜里，我的意志力被一点点地磨掉，我曾经立下的雄心壮志都随着墨水洇干在报纸上，和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一起嘲笑我。写得久了，累了，还会想要放弃。多少次，一个声音在我内心叫嚣着：算了，你没希望了！多少次，另一个声音也在呐喊：别放弃，再多试一次！
半个月过去了，我还是没有长进，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一点、一横。万般无奈的时候，我又想到了老师胡林。我跑到离家一公里以外的小卖部，打通了胡林老师的电话，问他怎样才能写出像样的字。电话那头，他用平和的语调回答我：“不要着急，照字帖的样子慢慢写，每个细微的地方都要写得像，用后面的大牙咬住笔杆儿，用舌头帮助转动，少蘸点儿墨水……”
眼泪又不自觉地滑落下来，这是内心被温暖到的感动的泪水。能与胡老师相遇，我应该庆幸的——已经有人在前面蹚出一条路，我只要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就对了。只不过，这条路要走好，需要比常人多花十倍、百倍的时间，而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时间。默念着胡老师教的要领，我沉下心，慢慢写，一笔一笔，一张一张……
傍晚的田野笼罩着湿漉漉的雾气，脚下的泥土刚刚施了肥，散发出肥沃的气息。
转眼就到了万物生长的春末，视线所及，皆是青绿。繁忙的农耕又开始了，种玉米、育秧苗、浇水、打芽，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跟忙着干农活的人不同，我是躲在屋里，一时不得闲地练字，等下午太阳落山，屋里暗下来之后，才能出去转转。乍暖还寒的湿气钻进衣服里，让身体一阵阵发凉，换来精神一振的清醒。对我来说，学会了书法算什么呢？我能达到真正的书法家的高度吗？就算达到了，又能给我带来什么呢？答案是模糊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学会了书法，我就不再是一个无用之人——至少我是有用的，我得证明我还是有用的。这种愿望是那样的清晰和强烈，让人激情澎湃。
活着最重要的就是精神，既然身体不够完整，那精神上就要更强大。很多次，我在夜里问自己，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人为名利，有人为恩情，有人为理想，有人为自由……为名利，荒冢一堆便没了；为恩情，一朝人去全没了。有些时候想得深了，又觉得好像人世间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也许活着的本身就是意义。史铁生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用力活着，就是我这一生的意义。
剩下的就是怎么活的问题。这也许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认真努力，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要有思考的能力，不断成长和学习；要经历生活里的一切，付出爱……但无论怎样，人活着，首要的是要有尊严。
如果说学写字让我有了活下去的目标，那么学会生活自理让我找回了活着的尊严。比如，如何一个人上厕所？这个三岁孩子都能熟练掌握的生活技能，现在变成一个难题横亘在十七岁的我面前。在医院的时候，都是母亲和我一起做这件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身边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有人（而且必须是女性）陪伴和帮忙。其实对十七岁的少女来说，同性帮自己脱裤子、提裤子都是很尴尬的事，那种难堪我是知道的。这件事是我首先要解决，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胡叔叔提供了一些好的建议，但我毕竟是女孩，还是要摸索适合自己的方法。我和母亲一起研究，反复改进，最终我在自己家的厕所里完成了独立上厕所的全过程。母亲先把我的裤腰带全改成松紧带式的，再让父亲在厕所的墙上钉了一根长钉子，墙壁是红砖砌的，所以钉子钉到上面很结实，高度根据我的身高来定，大约钉在我腰部这个位置。每次去上厕所，我就借助这根钉子，先稍微下蹲，挂住一侧裤腰带，再起身往上踮脚，裤子的一侧被钩下去，转过身，另一侧如法炮制，裤子就可以脱到合适的位置了。上完厕所以后，也是同样的方法，只不过是反过来操作。先踮起脚，用点儿力让钉子挂住腿上的裤腰带，人再往下蹲，提上去一侧的裤子，转身再来另一边，裤子就穿好了。有时会提得不正，需要转动调整一下，所以裤腰带宽松些就会好很多。刚开始控制不好，动作不到位或者力用过了，钉子就会在腰上拉出长长的血痕，火辣辣的痛。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腰上经常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
后来我也尝试过用带点儿弧度的钩子，或是一节比较细的钢筋来操作，总之只要能打进墙里，固定结实，就可以为我所用。只不过刚开始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即使到了现在，一不留神我也会受伤。
刷牙倒是相对简单。在我们院子里有棵大树，父亲在树上钉了一节钢筋，再用细铁丝把牙刷绑在钢筋上，使牙刷毛朝上，我俯身含住牙刷，通过摆动头部来刷牙，然后通过转换站立位置，让左右边的牙齿都可以刷到。后来我住进楼房，在卫生间里装上了类似的装置，刷牙也没有问题。
刷牙
洗脸是我后来学会的，在家里淋浴的房间墙上钉个矮一点儿的花洒固定器，将花洒放矮是为了用盆接到热水，我坐在小凳上，把毛巾放盆里，用脚搓一搓，挤挤水，再展开放在脚板上就可以洗脸了。至于给脸上涂抹一些水乳、面霜什么的，这比洗脸容易多了，都可以用脚操作。当然这也是多加练习才掌握的，毕竟我以前不用脚干这活。
衣服大多穿套头的，方便用脚夹起往头上套。最考验耐心的，就是穿袜子，左脚帮右脚穿，右脚帮左脚穿，经常配合不好。棉袜子还好一点儿，用脚夹着袜筒的口子，另一只脚的脚尖并拢绷直，顺着夹起的袜筒往里钻。钻进去之后，夹袜筒的脚要帮助这只脚往上提，直到套上为止。然后另外一只脚再穿。刚开始基本穿不上，后来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明白了要穿露趾袜，因这样既好穿又不耽误脚趾干活，所以脚趾统统都要露出来。好在老天爷还给我留了一双十个脚趾能分开，而且越用越巧的脚。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心灵脚巧”！
穿袜子
洗澡对我来说，要解决的麻烦事是搓背，直到后来有人发明了懒人搓背器，这个难题才解决了。社会的进步会带给我们残疾人很多福祉，我们自己也要不断地尝试新事物、新方法，尽可能地让自己生活自理。
洗头的问题到现在还是解决不了，需要家人帮忙或者去理发店，不过这件事相对没那么要紧了。
后来我还学会了做饭。用电饭煲煮粥、煮饭对我来说都是小事一桩，炖肉汤是我最拿手的菜。我可以很骄傲地说，这道菜家里没有人能做得比我好，孩子们都很爱吃。四川人都是天生的厨子，天赋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具体到我，怎么才能实现在厨房的一系列操作呢？细节就不必啰唆了，总的来说，要用到这几个身体部位：首先是脚，因它承担了手的大部分工作；其次是肩膀、脸颊、下巴等，我需用肩膀和脸颊夹起菜刀，用下巴用力摁刀背，这样就可以切菜了。
家务我也很快就上手了，拖地、洗衣服、整理房间都没有问题。我会不断想办法，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或者利用辅助工具，或者把自己身体的其他部位用到极致。
洗衣服
自己吃饭是我最需要锻炼的基本能力。把饭菜放进一个盘子里，我自己就可以用嘴衔着吃。刚开始自己不会夹菜，总是等家人帮我，后来自己咬着一把小勺子，想要什么都可以舀进自己盘里。
烦恼还是有的。夏天热的时候，被蚊虫叮咬的位置痒得受不了，我就靠在桌角上磨。有时候磨得破了皮，一流汗就钻心地疼。这也还好，关键是很多部位磨不到，我就只能强忍着，那滋味是真挺要命的。还有，因每天衔着笔，口腔经常上火，一旦上火就免不了红肿溃烂，轻轻张嘴都是痛的，饭自然就吃不下去了。
一个个困难考验着我的耐心和决心。一点一滴的进步，又给我带来向前走的希望。
乡下的日子冷清，但农活不少。除了地里的活，父亲还会到山上砍竹子、编竹筐。
我刚出院那个月，父亲很少说话，时常捂着胸口，样子十分痛苦。他坐在石阶上，抱着竹筐，认真地编织每一个格子，眉头却总是皱着。我知道他是痛苦和自责的，堂叔是跟他一起长大的兄弟，他怎么也不能相信、不愿相信，堂叔怎么能为了钱无情无义？那可是我用双臂换来的钱，是带血带泪的钱啊，堂叔怎么能让它没有理由地消失殆尽？当时猪肉才三块多一斤，七万八千元无疑是一笔巨款。这笔钱的无端消失，让父亲觉得把钱交给堂叔管理是他一生中做得最愚蠢、最无法弥补的一件事。他不能原谅自己。
四叔知道我的情况后，让父亲随时都可以去他的鱼塘钓鱼，给我补充营养。其实以前我也喜欢钓鱼，常和父亲、弟弟一起去，钓鱼不仅可以消磨时光，还能让晚餐多一道美味，钓多了还可以换些零花钱。但是现在，父亲钓回来的鱼只给我做鱼汤，他自己却从来不舍得吃一口。他心疼女儿遭了这么大的罪，却也无从安慰，他能做的，就是默默地想办法给我弄来些好吃的，单独让我享用。
不仅父亲不喝鱼汤，母亲也不让弟弟喝。家里一旦有好吃的东西，他们都让我独享。母亲把父亲从山上采回来的野蘑菇，做成鲜美无比的汤，一家人都装作不喜欢的样子让我喝，怕我愧疚。而弟弟对这些全然不计较。
我们家离奶奶家大概有半公里的路程，走过去要翻过屋后的那座小山。遇上下过雨的天，山路特别滑，我没有双臂，很难保持平衡，弟弟就常常背着我走。弟弟背着我走在滑溜溜的山路上，一晃一晃的，我趴在他稚嫩的肩膀上，感到既幸福又内疚。如果不是因为我出了这倒霉的事，他现在应该还在学校的教室里上课……
2000年5月一家人合影，前排是奶奶，后排从左至右分别是我的弟弟、父亲、母亲和我
我是知足的。周遭是一片汪洋的时候，幸而还有亲情，那是我能抓住的唯一的稻草。父亲钓的鱼是疼爱，弟弟的肩膀是担当。有了他们，我就能站起来。
我常常想，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吧？我们无从选择自己的出身，也无从选择自己的命运，当一切发生的时候，只能按照现有的事实来迎接已经被安排好的剧情。
路已知，路上的风景未知。我始终确信，无论命运怎样安排，这么小就如此懂事的弟弟，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风景。
我家门前有一条弯弯的小路，一直延伸到西面的山岗上。秋天到了，空气中弥漫着干草的味道。黄昏的时候，深锁于庭院之中的我会到那条路上散散步，或者爬上西边的山岗，守候归鸟，看夕阳西下，等待天黑。有时候我已经在那里待了很久，也不想回家。循着夜的召唤，我想象自己就是一座会思考的石雕，立于星空之下、厚土之上，历经风吹日晒、雨雪冲刷，直到千年万年之后，还有千年万年……等到我全身都长满了绿色的青苔，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而秋天的傍晚，是我最喜欢的季节里最喜欢的时刻。
深秋过后，寒冬倏然而至。播种的小麦已经发芽了，黄绿色的小麦芽带着露珠从地里冒了出来，细细软软的，像牛毛一样。地面上的蜘蛛在洞口布下天罗地网，等待着那些准备冬眠的和冬季里就要落地死去的虫子。
清冷的北风刮过山头，刮过竹林，刮过树梢，带来属于冬天的寒意。川地少雪，但也阴冷。树木日渐光秃，入眼处多了几分萧瑟。
我点亮悬在桌上的白炽灯泡，继续练字。我穿得越来越厚了，行动也越来越不方便，墙缝里钻进来的冷风冻得我鼻尖隐隐作痛，鼻涕跟着往下淌，写一笔就得停下来擦一把，进度非常缓慢。
屋顶上炊烟越冒越勤的时候，腊月就到了，春节近在咫尺。好像没过多久，一年就走到了尽头。因为没钱买年货，对过年也没有了往日的期盼。我替家里发愁，父亲母亲更发愁，于是我们都心照不宣地不提过年的事。
四姨是母亲姐妹中最宽裕的一个，总是时不时地接济我们家。每次看见我，她都会往我兜里塞几十块钱。对于这些零花钱，我除了留下一点儿买文具，其余的都交给母亲贴补家用。
快过年了，四姨不等母亲开口，就把钱硬塞给她。弟弟这段时间也帮家里赚钱了，家里只有我一个闲人，没有贡献一点儿收入，我很是郁闷。外公知道了，就让我上街写春联，说这样我至少可以赚点儿零花钱。
我？在街上写春联？想想那个场景，我心里就直打鼓。
母亲倒是觉得很可行，积极地要去买红纸。我虽然敷衍地答应了，其实心里还在犹豫。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字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我还是怕别人指指点点。可想想家里的现状，家人们的努力，我最后还是说服了自己，告诉自己总要面对这些。于是，从腊月十五开始，母亲早早准备好笔墨纸砚，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走到十多公里外的集市上，借了桌子，摆好砚台，倒上墨，展开红纸……
开始我是扭捏的。陌生人不经意地撇过来一眼，我内心都会翻腾好久，觉得自己就像耍猴人手里的那只猴子，被好奇地观赏着。而我和猴子不同的是，我是人，知道羞愧。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街上的人越来越多，别的小摊都开始忙碌，我仍旧傻站在那里。
母亲有些急了：“是你自己答应要来的，总要开始的。”是啊，不是已经决定要走出这一步了吗？早晚要过这一关的，我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街上很冷。一阵风吹过，空荡荡的袖子里灌满了寒风，寒风顺着残臂钻进身体里，是彻骨的冷。我抬眼看旁边的母亲，她也冻得发抖，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心里一阵酸楚，走到桌子旁，衔起了毛笔。
很快，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我一笔一画地书写着，起笔、行笔、转笔、提笔、收笔，红纸黑字，不到两分钟，第一副工整劲秀的对联就完成了。一开始好奇围观的叽叽喳喳声被赞叹声所取代，我心里开始有了些微的骄傲和满足。随着第一副春联被人买走，看热闹的人纷纷开始预订春联，一副、两副……我从上午八点半一直写到下午两点，从浓雾弥漫写到太阳完全露出来，直到晕头转向、口唇僵硬。整条街的人都在议论这个用嘴衔着毛笔写春联的无臂女孩，言语间全都是敬佩和惋惜。
没有人讨价还价，甚至附近的一些摊贩也用几个菜花、几捆大葱来换我的春联。有觉得过意不去的，会再加五毛钱来换几副小对联。就这样，没过几天，站在众人面前写字的我慢慢卸下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开始变得自在起来。
这个春节，家里用我挣的四百块钱买了年货，过了一个比以往都丰盛的年。我的心踏实而愉悦，看着家人一起分享我的劳动成果，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豪。
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无绝人之路。
春节过后，我有了更高的目标——开始写作品！写作品需要用宣纸，之前练习用的报纸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但是我不能再向家里开口了，必须自己想办法。好不容易找到一条路，无论如何我都要继续走下去。
在乡村大集写对联卖
胡老师对我说：“进城，找个公园卖字画，‘以书养书’。”
凭借在家乡卖春联找回来的自信，在2001年春节过后，我和母亲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我出事的那座城市——资阳。此行目的很单纯，就是去街上卖字。早晨八点半，我和母亲出发了。我背着一个小包，母亲还是背着那个装有纸墨笔砚的竹背篓，左腋下夹着一块折叠的木板，右手提一个小铁架。工具虽然简易，但很齐全。
毕竟是在城市，我们在商业街穿梭了整个上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支摊。在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我和母亲都是胆怯而自卑的，因着它的繁华，也因着它的冷漠。直到天黑，我们仍然一无所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城市换上了光怪陆离的一面，浮光掠影的热闹是无处不在的，但热闹是他们的，属于我们的只有清冷。为了不露宿街头，我和母亲只好先找了一家僻静的旅馆住下。我们带的钱不多，最便宜的房间也要五块钱。母亲咬牙付了房费，身上只剩下三块多钱了。
我们住的地方是一间隔断出来的极为狭小的房间，除了一张单人床，连放凳子的空间都没有。坐在距离墙面只有大约五十厘米的床沿上，我压抑到近乎窒息。在天高云阔的乡下，尽管家徒四壁，房屋却是高大宽敞的，更不用说窗外的风景、山野的郁郁葱葱……实在想象不到，在城里，一夜要花五块钱的地方居然是这样的。我和母亲面面相觑，心乱如麻。
远离家乡，更能感受到没钱寸步难行。万般无奈之下，我和母亲决定再出去试一试。记不得走了多久，终于，在一栋百货大楼附近的街道旁，我们找到了一张又矮又小的石头桌。借着昏暗的路灯，我埋头在铺好的宣纸上慢慢地写着，感觉到了周围人的穿行和驻足，感觉到了他们探寻或审视的目光。我听不到周围人的言语声，甚至母亲在说什么都听不到。我屏蔽了一切，只是不抬头地写。似乎有人在买，也有人只是轻轻地丢下了几枚硬币。我痛恨这种“施舍”，他们居高临下地表达着他们的“善意”，而我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壳子——里面装着我的渺小和无力。
有人曾建议我去乞讨，他们甚至说这是现在一种很流行的赚钱方式，还有些人因此发了财，盖了房。曾有个初中同学到家里来看我，他说：“城里有很多残疾人沿街乞讨，听说也能赚不少钱……”我立即打断了他的话，一字一句地告诉他：“要我去乞讨的话，我宁愿去死！”
我脸上火辣辣的，那是愤怒和羞耻。我曾经严词拒绝的，现在不就在上演吗？这难道不是在乞讨吗？第二天，我提出要回家。母亲不赞同，劝我坚持，说再怎么也要挣够来回的路费再走，可我还是执拗地决定离开。这一次，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生存的严峻性。我开始幻想，在学书法的同时，能不能再干点儿别的？比如做个小生意、开个书店？我还是太过天真了，小瞧了现实的残酷。
瞒着家人，我又一个人跑去跟胡老师打电话求助。半路上下起雨来，无处躲雨，干脆也不必躲了，我不紧不慢地走在雨中，想起了小时候上学，每次遇到下雨的时候，我就和小伙伴们去摘路边树上宽大的叶子，一手擎着叶子遮风挡雨，一手去戳对方擎着的叶子，看着聚在叶子里的雨水哗的一声倾泻下来，弄湿了全身，嬉笑怒骂间，你追我赶。而如今，放眼望去，路边没有树，更没有宽大的叶子，即使有，又怎样呢？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哭，或许只是雨水滑落到了嘴角，舔一舔，味道复杂。
回到家以后，我仍旧像往常一样，看书、练字、散步，很多时候，我会望着天边远远的云，看它变幻、舞蹈。它是那么自由，我却被困在这里，不知道何去何从。
卖艺是我唯一的希望，也是一副沉沉的枷锁。胡老师说过，卖字是我目前生存的必经之路。我犹豫、纠结，是因为我从心底里就排斥这种求生的方式，这伤害了我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