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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呼天抢地地哭，我甚至表现得很平静，但这种平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空洞。原来悲伤过度的时候，任何感情的起伏都成了矫情。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苏醒过来的那一幕：周围很安静，房间里的灯亮着，白色的光有些晃眼，我努力地眨眼适应着……这是哪儿？我怎么睡在这里了？这时，母亲的脸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虽然背着光，但是看起来很清晰。她轻手轻脚地扶我坐了起来，我开始打量这个陌生的房间：白色的墙，白色的床，外面一片漆黑，玻璃窗没拉窗帘，就像一面光亮的镜子。我想应该是深夜了。突然，我看见玻璃窗上清晰地映出了一个女孩的身影，那个女孩穿着短袖，袖口处却什么都没有！那个女孩怎么跟我长得那么像？！我迅速转过头，睁大眼睛盯着母亲的脸，却看到母亲眼中的泪水开始慢慢滑落。她一把把我搂在怀里，说：“有妈妈在，你什么都不用怕，妈妈会照顾你一辈子……”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宕机”了。没有双臂的阻隔，我被母亲勒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我努力抬起头，问妈妈：“我这是怎么了？”母亲抽泣着跟我讲，我为了捡羽毛球，爬上砖堆后触到了高压电，双臂被烧焦了，辗转了很多家医院，结果那些医院都不肯收治我，最后我被送到了在成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总医院。她说我已经在医院昏迷了十五天，历经了两次大手术，今天才终于醒过来了。
“你怎么会去捡那个羽毛球呢？一个羽毛球才值几个钱啊，你看你现在……那可是高压电啊，十一万伏的高压电啊！……”母亲越说越激动，捶胸顿足，但是我只觉得她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远，最后什么都听不到了，周围的一切也变得不真实，我仿佛进入了幻境，一度以为自己是在做梦。随着身体开始感到虚弱、疲惫，在迷迷糊糊中，母亲的声音又慢慢回来了。
“我让医生把我的双手给你接上，医生说不行。你说你，你简直要了妈妈的命啊！”母亲说着说着又抽泣起来。
高压电？！我触电了？！我眼前开始浮现出那个过道、那个天台和那堆砖头。我一遍遍地回忆，却只能回想起那些，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想想也挺可笑的，如果有印象的话，我大概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了。我慢慢躺下，闭上眼，睡意瞬间袭来。
天亮了，我坐在医院六楼的烧伤科病床上，再次透过窗户向外望去。九月本该有着初秋的清爽与舒适，此时天空却氤氲着乌云和雾气，太阳被挡在了后面，燥热却丝毫不减。不远处有一栋灰色的旧楼，斑驳的墙面上布满了尘土。一棵高大的泡桐树把叶子送过楼顶，叶片随着秋天的到来渐渐失去了水分，显得有些枯萎。树上的枝丫费劲地伸展着，想撑开一把大伞，为那些比它更干裂的灰瓦遮挡些什么，试图改变灰瓦快要粉碎的命运。
命运？！我以前是不相信命运的。结果，命运就用这种方式向我证明了它的存在，真是半点儿不由人。
在十七岁的花季时，我也是个懵懂的少女。在天府蜀地无边的田野里，在秀美的景色中，我常看花开花落，观云卷云舒，放飞思绪，憧憬未来。历经春耕秋收，在季节更替的惊喜与期盼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登高望远、俯瞰旷野时，我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大地生命的脉搏。
蜀地灵秀，历史中蕴藏着颇多有趣的人文故事。蜀地人听惯了风月，看惯了美景。这里既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闲适，又有“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的险峻。那些万古长青的文人轶事，都被雕刻在历史长廊中。家乡山高水长，四季分明，时时处处都有着峰回路转的美好。自小，我就喜欢在田野里跑来跑去，四川人的乐天豁达早就成了我骨子里流淌的印记。
我的家乡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雁江（雁江区隶属四川省资阳市），一种说法是因每年都有大雁旅居于此而得名。流经雁江的沱江是长江的分支，跟主干道湍急壮阔的江水相比，沱江要温和得多，它舒缓地滋润着两岸的田地。我觉得有水的地方总是格外地有灵气，被云霞染红的水草，欢快穿梭的游鱼，倒映在水中的新柳……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百看不厌的风景。
农家的日子虽然清贫却也简单和惬意。外面的世界再大，仿佛都与这儿毫无关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跟泥巴打交道，时间一长，人自然也变得厚道了。记忆中，我们家一开始是住在有些破败的土坯房里的，家里光线昏暗，墙面和家具都很陈旧。那时候最怕下雨天，因为简陋的屋子容易漏雨，一到下雨天，家里就成了水帘洞。尤其是半夜，因为应对不及，常常是外面电闪雷鸣下着大雨，屋里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但父母总有办法保护我和弟弟，我们俩几乎淋不到半点儿雨，可以安心踏实地睡到天明。
后来，父母请人将老屋重新修缮一番。房屋背北朝南，卧房、堂屋、灶屋一字排开。为了方便晾晒粮食，门外用水泥铺了走廊和院子。修缮后的房子没有院墙和偏房，从屋里推开门，眼前就是大自然，视野开阔，房后有一大片高高的竹林，我们的房屋掩映其中，冬暖夏凉。
蜀地的农居大多如此。夜深人静，竹子蹿个儿，噼噼啪啪的拔节声是我听惯了的催眠曲。我每次放学回家，翻过两座山头，隔老远就能看见成片的竹林和袅袅炊烟……这样的场景如今依然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令我无法忘怀。
高二那年，父亲在外打工，因包工头卷钱跑路，他应得的工资遥遥无期。家里的生活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我和弟弟的学费也没了着落。母亲焦急万分地想方设法去借钱，但是因为原本就有旧债，周围的人也确实都不宽裕，所以没人愿意再借钱给我们。经过再三考虑，我选择了辍学，起码这样会让家里减少一些经济压力。这是身为长女的无奈，也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为此心里惆怅了好久，常常一个人围着周围的山转来转去，穿梭在比我高出许多的玉米地里，游来荡去地消化着自己的难过和迷茫。后来我暗下决心，告诉自己不能放弃读书，家里没钱没关系，我可以靠自己打工攒钱再继续完成学业。哪怕没有办法跟其他同龄人一样，安心地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课，我也可以靠自学来完成学业。
怀揣着这样的希望，辍学后不久，在表姐的帮助下，我在城里有了第一份工作，在一个火锅店老板的家里给他的三个孩子当保姆兼家庭教师。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为了心中那个简单而纯粹的梦想，年少的我顾不上留恋，背上行囊即刻出发。
因为心意已定，所以我对现状也就没了怨怼。每天的生活变得平淡且毫无波澜，我按部就班地处理着老板交代的各种家庭琐事，用双手和时间换取自己应得的报酬。
干满一个月后，我顺利地领到了工钱。从那以后，我更加坚信可以靠双手实现自己的愿望。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妈妈分享心中的喜悦，于是请了假，回了一趟家。
那时正值九月初，午后炙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很晃眼，路面上蒸腾着一层暑气。踏上熟悉的山路，我心里顿感踏实、轻松了许多，登上山岭，远远就看见母亲独自在山坡上翻地，弟弟此刻应该还没有放学。水稻已经被收割了，稻田空旷了，露出层层梯田，往常平滑整齐的田埂上填满了深深浅浅的脚印，我能想象得出人们收稻子时的忙碌场景。一切似乎都是原来的样子，但在我眼中，一切都更加亲切可爱了。
我从山上飞快地跑到山下，在梯田窄窄的堤坝上冲刺，似一匹脱缰的马，无拘无束地驰骋在自己钟爱的田野上，心里是从未有过的愉悦、轻松与自由。离家之前，这里还是一片片郁郁葱葱的稻田，沉甸甸的稻穗已经开始弯下腰，一看就是个丰收的好年景。如今翻出来的紫褐色泥土赢得了片刻的喘息，散发出独特的味道，这是我最熟悉的泥土气息，我的根之所在。
其实，长久以来，我总觉得故乡的土地就是我最大的能量和养分来源。这些年，不管走多远，这方水土曾赋予我的那些精神和力量，都一直在滋养着我。
好像家人都喜欢念叨，我母亲也不例外。回家的当天晚上，我们俩躺着聊天，她不停地跟我说这说那，似乎要将这分开的一个多月中发生的事情一件件地讲给我听，生怕我错过了什么。
我想，或许是因为我们都很少表达感情，羞于把内心真正想说的话讲给对方，母亲才用另一种絮絮叨叨的方式来表达关心。她说今年的稻子收成很好，说今年的鸡和猪也都长得很好，家里一切都好，就是现在还没钱。母亲还说，父亲在外面跑了几个月了，工钱仍然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刚收完稻子，稻田还是软的，要趁早翻过来晒晒，这样明年才会有更好的收成……说着说着，母亲就睡着了。
闻着被窝里的泥土和汗酸味，我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一年，母亲四十岁，我十七岁，弟弟十二岁。
回城的那天，下着小雨。
初秋的雨，淅淅沥沥，带着秋天独有的清冷。近处的房子、远处的山都笼罩在这朦朦胧胧的云烟雨雾里，潮湿的空气中夹杂着微微的凉意。因为是周末，路上更显拥堵。下了车，我下意识地搂紧了怀里的书包，硬实、方正，心里一松，长舒了一口气，书包里装着从家里带回来的我的高中课本。
这一瞬间，我的心是那么踏实、笃定，在周围一片昏暗苍茫中，安静地跳动着。
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怀念在学校里的时光。倘若还有机会，我多想再回到学校去，即便是课业压力很大的高中，也是我最向往的地方。
十七岁，原本就应该是为功课绞尽脑汁、为升学踌躇满志又忐忑惶恐的年纪呀！
尽管此刻还看不清楚未来，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会到达想去的彼岸。只要开始，就有希望。只要努力，就有收获。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没有交到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朋友的人。也许小李算一个？我在脑海中过滤了一遍所有在这座城市里遇到过的人，小李好像算最熟悉的一个。
跟小李的初识其实蛮有意思。那时我刚到城里不久，对好多事都稀里糊涂地摸不着门道。有一次，老板的母亲嘱咐我给老板打电话，我按照她给的号码打过去，结果听到的是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的声音。我以为自己打错了，连忙将电话挂断，后来对方打过来，笑嘻嘻地跟我解释说自己是饭店的服务员小李。
我偶尔会去老板的饭店里，跟小李也渐渐熟悉了。我们有时候也会聊聊家常，谈谈各自的工作和理想。小李会用纸牌算命，大家经常闹着让他算。他也给我算过，他说从纸牌上看，我心灵但手不巧，以后会找一个跟自己一样穷的男朋友。我半羞半恼地说：“算得不准！”那时我心里也确实是不认同的。我明明是个手很巧的姑娘嘛，我会补衣裳，会钉扣子，会织手套和围巾，甚至还会用麦秸做小手工，比如编蝈蝈儿笼子。
不仅如此，我的厨艺也不错。从八岁开始，我就可以一个人做饭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可以做到三菜一汤端上桌，并且保证色香味俱全，我还因此受到过长辈们的不少称赞。至于男朋友嘛，穷倒不怕，只要有上进心、有能力就行。想到小李的“判词”，我在心里这么嘀咕着，并不以为然。
1999年9月19日，那天是个星期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给孩子们准备好早饭，陪他们吃完，然后张罗着让他们做家庭作业。我一边看着他们写作业，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小孩子天性好动，没写完作业就要求出去玩。也许我应该坚持不答应，但拗不过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地请求，看着他们向往快乐的小脸，我下不了狠心拒绝，便答应他们，并规定只能在楼下打打羽毛球。
我的话音未落，几个孩子拿起早就准备好的球拍，噌的一声就冲到楼下去了。待我追下了楼，他们早就开始打球了。到底还是孩子，虽然个个热情高涨，但无奈球艺不佳，才打了三两下，羽毛球就被打到了天台。
那是两座楼之间的一个小天台，不算高，墙脚那儿恰巧有一堆砖头。只要踩上砖堆，爬上天台没啥困难。
看着几个孩子祈求的眼神，想着在他们面前我毕竟还算个大人，我掂量了一下高度，决定试一试。我爬上砖堆，顾不上喘口气，就赶紧伸手去攀墙，想着先攀着墙头站稳，再爬上天台去捡球，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谁也不会料到，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伸手动作，却改变了我的一生。小李用纸牌算出的“判词”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应验了。“心灵手不巧”，一个明晃晃的事实啊！
记忆的画面永久地定格在我伸手的那一刻，没有疼痛，却成了我好久好久之后不停回望却依然不敢直视的梦魇。
如果不是，如果没有，如果……
可惜，没有如果。
“这都是你的命。”母亲这样说。“这就是我的命。”我也对自己说。
我和母亲坐在花坛边上，这是一个医院里少有的很雅静的地方，有水池、假山、草地、大树等，艳丽的月季花也在盛开着。垃圾桶是陶瓷做的，造型有熊猫抱竹、青蛙张嘴、长颈鹿……
远远地，一位阿姨推着一个轮椅迎面走来。轮椅上坐着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乍一看，不像是有什么大碍的人。走近细看，才觉出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对，面无表情，萎靡不振，看上去特别无力。
“这是您儿子吗？”母亲问。
“哪里哟，这个人是个军人，受了伤。我是护理他的！”
说完，便低下头，大声问：“刚刚我们转了几圈了？”
在医院治疗时，母亲喂我吃药
轮椅上的人却连眼珠都没有转一下。
阿姨抬起头，对我们说道：“平时他还是有点儿反应的……”
也许是因为人多，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眼神中带着些许期待，阿姨又大声地问了一遍：“几圈，快说噻——！”她故意夸张地拖长了她的成都腔。时间仿佛在此刻静止了，三道饱含着希望和期待的目光齐刷刷地望向轮椅上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有了心灵感应，大概一分钟后，他终于吃力地、缓缓地抬起了右手，伸出三根手指头，他的手在空中停了两秒，又垂下去了。我们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既感动又悲伤——三圈，他想说三圈！
看他终于有了反应，阿姨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望向他的目光中透着几分怜爱。阿姨对我们说：“就这个样子都比以前强多了，以前根本没反应！他这么大的个子，有时候拉都拉不动他，实在太沉了！五年了……”
阿姨边说边摇着头，推着轮椅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轮椅上的人依旧面无表情。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有微微的震颤回荡在胸膛。
“唉——他比你还严重……”母亲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又赶紧收住了，望向我，想说些什么，但看到我拒绝的神情，最终没有发出声来。我不高兴地起身就走，沿着假山旁边的小路往前走，穿过住院部的大厅，径直冲进电梯，一心只想尽快回到病房。一路上，母亲在后面远远地跟着。
病房像一个能将我与外界隔绝开来的保护壳，我可以缩在里面休息、思考、舔舐伤口。
也许一个人的时候，更容易看到时间，更容易看见自己的身影。我蜷缩在白色的病房、白色的病床、白色的被褥里，脆弱而渺小，只能独自去承担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去直面自己的新形象。
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抱怨人生，既后悔，又愤怒。但今天，我亲眼看到了一个比我条件更好，际遇却比我更遭的人。如今的他连抱怨的机会都没有。我不禁感叹生命是如此难得，又是如此脆弱。
我把无处宣泄的情绪全都洒向和我最近、最亲的人——我的母亲，她小心翼翼地对待着已经濒临崩溃的我，但她的小心翼翼只能让我更加烦躁。那时我不曾意识到孩子这样的伤痛对母亲而言意味着什么。母亲多次哽咽着说：“我多想代你受这份苦，我多想把我的双臂换给你啊！”我却只当她是用这话来安慰我。
直到多年以后，我自己成为一个母亲，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才清晰地感受到，那种想要代孩子受苦的心情是真实的，是发自内心的。
我在医院住了八十多天，母亲一直陪着我，父亲在家筹治疗费和照顾弟弟。
医院离家有二百多公里，国庆节放假的时候父亲带着弟弟来医院看我。当时弟弟才十二岁，刚上初一，个子比同龄的孩子要矮许多。他低着头走进病房，皮肤黑黑的，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和一条黑色的裤子，瘦小的身体缩在里面，显得衣服有些肥大，脚上是一双同样有些肥大的塑胶仿皮鞋。他进来后便直直地站在我床边。我让他坐下，他也不坐，很久之后，他才用低沉的声音问：“姐，你还疼不疼？”我说不疼了。他深吸了一口气，望向地面，说：“姐，你知道吗？爸爸把家里的鸡和猪都卖了，把那个很旧的黑白电视机卖了，玉米和麦子也卖了，值钱的东西几乎都卖了。下学期我可能也读不成书了，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我不读了，我要出去挣钱。姐，以后我来养活你！”
弟弟走了后，我直愣愣地躺在病床上，头都不能扭动一下，因为颈部那儿有个留置针，我还在继续输液。望着病房的天花板，我的心里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十七岁，一夜之间失去了双臂，我就这样跌进了万丈深渊。不单我所有的梦想破灭了，我年幼的弟弟也即将面临辍学。十二岁的他似乎一夜之间被迫长大，面对家庭困境，试图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担负起男子汉的责任。
父亲晚婚，三十四岁的时候才有了我，对我很是疼爱，也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后来听村里人说，我出事以后，父亲一个月都没说过几句话，所有的亲戚都为他捏把汗，甚至找人小心翼翼地看着他。那时的我，根本顾不上身边的家人，也无法体会他们的内心感受，更不知道我的事故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我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苦苦挣扎。
住院期间，我每天都要下楼晒晒太阳、换换气，据说这样康复得快。那时我想，胳膊又不可能再长出来，还谈什么康复。不过，我还是遵照医生的嘱咐，每天都去院子里转转。
这天回到烧伤科，我看到病房门口站着三个女兵。在这里见到军人并不奇怪，因为这里是军区医院，部队的官兵经常进进出出的，有训练伤者康复的，有照顾战友的……连医生、护士的白大褂里面，穿的也都是清一色的军装。不过眼前这三个女兵似乎有点儿特别，很年轻，很引人注目，她们会是谁家的亲戚吗？
“哟，你们是哪个病人的亲戚啊？”过道上来来往往的病人和家属都主动地和她们打着招呼，充满了善意。我也有些好奇，烧伤科最近并没有什么新来的病人，会是来看谁的呢？
反正不会是来看我的，我有些自嘲地想，低着头继续往前走。
“仕春！你还认得出我们吗？”
听到熟悉的声音，我猛地抬起了头。天哪！站在面前的居然是我的同学，燕子和小英，还有一个我不认识。
“你们——，你们怎么来了？”眼前的她们穿着帅气的军装，从头到脚都是好看的橄榄绿，显得人很精神、干练，英气逼人中还带点儿女孩独有的柔美。看我一脸的疑惑，燕子笑着介绍道：“这个是我的同学小青，我们都在不远的医学院上学。”
她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昨天给家里打电话，爸爸告诉我，说你和大娘在这……所以，我们来看看你。”燕子小心地组织着自己的措辞。
十八岁的她穿着军装，英姿飒爽，跟我从电视里看到的女兵一样。
燕子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们一起玩闹，一起念书，可是现在……看着眼前三个朝气蓬勃、健康美丽的少女，我的鼻子一阵酸楚，泪水瞬间涌出，模糊了视线，我什么都看不清了，一头扎进被子里，试图用厚厚的棉被堵住奔涌的泪水，压住即将冲出来的哭声，但是那股巨大的悲伤从心底喷涌而出，如同滔滔的沱江水一样，一泻千里，无法收回……
这一刻一切好像都变了，从前的我是绝对不会在她们面前哭的。我跟她们一起跳绳、一起打沙包时，从来都不肯认输，如果我输了就必须再来，直到我赢了为止。从小好强的我，不但不会受到其他小孩的欺负，还会帮助哭着来找我帮忙的她们解决问题，比如哪个男生又抓她们头发了，抢她们文具了，欺负她们了……我总是一马当先地去跟那帮臭小子讨公道，末了，还要双手掐腰，装作恶狠狠的样子吼他们，让他们下不为例。
可现在的我呢，做什么事都要别人帮忙，情绪也变得敏感、软弱、易怒、暴躁，看一切都不顺眼。
许是因为心里持续的压抑缓解不了，我总是无端生气，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觉得母亲的很多做法都让我难为情。为了省钱，母亲会用军人们送的饭票去打饭，自尊心超强的我不愿意这样，就冲她发火，结果弄得周围人尽皆知，大家纷纷来劝我。
“军人的饭分量多，他们吃不了，分给你母亲的，不要紧。”
“你妈没有丢人，这么做才不会浪费啊，我们都觉得没什么，挺好的。”
……
诸如此类的安慰，并没有让我改变观点。母亲委屈地站在一旁，面对我冷着脸的沉默。那时候我还不能完全理解母亲的举动，只知道用我的“不讲理”，固执地捍卫自己的“尊严”。我深信“人穷志气高”，别人的东西再好，也始终是别人的，自己想要什么，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获得。其实，我有这种想法也是受母亲的影响。
处在人生的绝境，我的内心拒绝所有的同情，无论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我不想被人看不起，更不想被人怜悯，同情和怜悯，于我而言就是一种羞辱。母亲接受了不属于自己的饭票，就是接受了别人的同情，这让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嘲笑我、可怜我。
因为，我再也不是从前的我了，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没有呼天抢地，因为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甚至表现得很平静，但这种平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空洞。我心里的空洞深不见底，再多的悲伤或者难过都会滑向深渊，激不起一点儿涟漪。原来，悲伤过度的时候，任何感情的起伏都成了矫情。
不知道怎么表达，也就不需要他人的安慰。但我只是无法接受，不想承认。我不敢相信，也不能接受自己已经没有双臂的事实，所以根本没有去思考什么人生的意义或者其他道理。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变成了空白的，我陷入了麻木、茫然的境地。
我以沉默对抗现实，以沉默对抗无法改变的现在。
我的生活停滞了，但停滞的只是我一个人的生活，其他人的生活一切照旧。高中同学张红代表全班来医院看我，看到昔日的好友，我恍如隔世。他的突然出现，让我已经封闭了的内心又裂出一点点的缝隙来，我从那里窥见了过去的高中生活，以及那些一去不返的美好时光。我不想哭，可是眼睛一热，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滚落。他们都还好好的，而我却不一样了。
以前我喜欢打篮球，在学校篮球队担任后卫；喜欢跑步，在学校的运动会上夺得过八百米冠军。张红是班里的体育委员，我们交情很好，每次他跟其他班级打友谊赛，我总会去呐喊助威。
我出事的消息传到学校，语文老师郭秀清组织了全班同学捐款，张红代表全班同学带来了同学们为我凑的四百多块钱和一本同学寄语。张红也没来过几次成都，带他过来的是一个对这里很熟悉的男生。我和张红说话的时候，看到这个男生一直在后面悄悄抹眼泪。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三班的凌永佳，因为父母都在这里打工，每到假期他都会来成都和父母团聚，所以对这里比较熟悉，主动表示给张红带路。
张红一字一句地给我念同学们写的话。我看着他，听着这些朴素动人又美好殷切的祝愿，内心竟然毫无波澜，因为我觉得这些文字已不属于我的世界，所以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他们的情谊依旧，而曾经的刘仕春已不复存在。按理说，从死亡边缘上走过一遭又回来的人，对真挚的祝福应该是欣然接受或者感激涕零的，可我却这样无动于衷，拒他们于千里之外。开始我也纳闷，后来想想，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我只想尽可能地远离他们，避免回忆，避免对比和参照。
远离，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
不经变故，不懂人情世故。因为治疗费的事情，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世态炎凉。
由于我在医院抢救，需要大量的治疗费，母亲去求助过我的三爷爷，父亲赶回来后，也去求助了三爷爷。三爷爷算是我们家族里能主事的长辈，他做主让堂叔帮助父亲联系理赔事宜。在我触电后躺在急救室里命悬一线，急需救命钱的时候，当时的资阳市市长亲自发话，让相关单位立即凑出了用于抢救的七万八千元治疗费，这雪中送炭的钱让我们一家人感动不已。这些救命钱的管理也由堂叔负责，不过钱最终是如何用完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其中的推诿、纠葛自也不必细说。我记得堂叔他们曾带律师到医院来调查过，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听见婶子和母亲说：“乡坝里都传疯了，说你女儿都读高中二年级了，还爬电线杆，触了电，真给刘家人丢脸。”自己家的亲人来传这样的话，很伤人心，母亲哽咽道：“随便他们传，我觉得我们女儿没有给任何人丢脸！”直到现在，想起他们的话我都很难过，但那时的我深陷疼痛，不想在乎这样的流言蜚语。
亲情的淡漠和疏离，因为利益纷争而看透的人心，像章鱼触角一般慢慢爬上心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又难以挣脱。作为我们那时唯一能信任的亲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因为几万块钱的治疗费，让我和我们全家都陷入了另一种绝望之中。最终我们家背负上了几万元的债，而我已经没有了双手。那样的时光，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度日如年。我有什么力量呢？我没有力量把一家人从这样的泥潭里拖出来，我甚至没有一点儿力量帮助我自己。人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下去，绝望像黑暗的夜，无边无际。
人世间总有些意想不到的温情。
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凌永佳带着他的父亲来了医院，还带来了他买的礼物——一个会唱歌的粉色兔子玩具和一片黄色的枫叶。他父亲是来帮忙的，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他马上联系了成都的媒体。躺在病床上，我听见他在走廊里打电话说：“你们帮帮她吧，她家经济条件不好，又遇到这样残酷的打击……”
不是不感动的，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我却得到了他如此真挚的帮助。我说不出感激的话语，但心里满是敬重，这样难得的善意和温暖，稍稍抚慰了我因为一些亲人的背叛而倍感伤痛的心。
凌永佳坐在我的病床边对我说：“你以后就叫我佳佳吧，我希望成为你的朋友，跟你一起分享快乐和忧伤。”他笑得那样友好、真诚，还给我讲故事，努力地想要逗我开心。他说，班里的男生喜欢恶作剧，在前座同学的后背上贴了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我很穷，但我还年轻”。放学的时候，前座同学成为人群中的焦点，每个走在他后面的人都迫不及待地跑到前面，想一探究竟。他边说边比画，动作有些滑稽。
“我很穷，但我还年轻。”我默默地念着这句话。或许他讲这个故事还有更深的心思在。
除了讲故事，他还给我讲他的爱好，给我看他新画的画，唱他刚刚学会的歌。其实从他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性格内向、很腼腆的人，在这样内向、温和的外表下，却有着如此细腻的心思。好多感动涌到嘴边，我却不知道如何说出口。在冷暖自知、自扫门前雪的当下，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显得尤为珍贵。这对原本陌生的父子，带着令人不知道如何回馈的善意来温暖我，他们带给我的温暖就像许久不见的阳光，照亮了我破碎的心。
特别特别无聊的时候，我会用右边的残留不多的胳膊碰碰他送我的兔子，小兔子立即就会闪着红眼睛唱：
“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篮上市场，走过大街，穿过小巷，卖花卖花声声唱……”
伴着简单轻柔的旋律，稚嫩的童声在空寂的走廊上回响，整个烧伤科都听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