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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在中国的首次学术访问，终于在2007年6月的申城画上句号。在南京大学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邀请下，我担任了他此次中国之行的学术翻译，并和南京大学的胡大平老师对他在中国的活动全程陪同。这几日本应好好在家休养，充分恢复一下被“吸干”的元气，无奈却因“脸皮嫩”的老毛病，虽挡住了两位编辑朋友，但仍没有成功拒绝掉第三位朋友的约稿。出于对承诺的践行，就于这篇小文之中，简单地记一些我和这位思想家交往中的点滴。
可以写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老齐具有着极度敏锐的观察力与极强的记忆力，使我们都深深相信，他自称有当“spy”（特工）的能力绝非虚谈；他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都充满着偏执狂式的了解欲，每隔一分钟都会问出一个全新的问题；然而一旦让他开口发表起意见来，却又总是如水泻地、滔滔不绝，使人根本无法插上嘴……但是在此处，我最想写的一点，却是我在南京回答一位记者时所说的——
老齐是一个好孩子（“个人”层面上），尽管他看上去很坏（“理论”层面上）。
想必出乎所有齐泽克的认真读者之意料之外：尽管在著述中下笔每每让人“触目惊心”，然而，他本人在生活中，却是一个十分彻底的好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不沾毒、拒绝宴会、厌恶跳舞、从不“一夜情”、从不“找小姐”……以今天西方社会（乃至当下的中国社会）的“普遍状况”来看，个人生活中的齐泽克，几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孩子！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好丈夫（从不婚外“出轨”）、好父亲（总是花大量时间陪小儿子游戏）、好朋友（并非只顾自己出书成名，而是花大量精力热心帮助他的斯洛文尼亚学友们与后进们）……
十分有意思的是，齐泽克的意识形态分析，批判性地尖锐揭示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变态结构——堂皇的“外表”（成文性的法律等）与它底下的淫秽核心（必须不写出来的隐秘指令）；然而他自己，却恰恰是这个结构本身的颠倒：他看上去十足淫秽、坏得要命，但私底下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孩子。他自己对此的“辩解”是：他很想要变“坏”，但每每略做尝试后，却总是不成功，也实在不喜欢，所以，他是想“坏”而没能“坏”成。
对于这个典范式的好孩子，我也着实“坏”了一把，特意“试”了他一下。齐泽克在南京大学浦口校区有一场“电影讲座”，讲座后第二天早饭时我告诉他，网上一位“女粉丝”声言情愿做他的情人，盖因在今时今日之中国，没有几个男子会像齐氏那样来理解“真爱”了（浦口讲座几乎有一半时间在谈“true love”）……他闻言后立即问我：这个女孩有没有同时贴上她的照片？我说“没有啊，不过倒是可以跟帖问一下”。他低头“挣扎”了半分钟后，终于摇了摇头，口中喃喃：“不行不行，我已经有太太了，我以前告诉过你，我必须要熟悉一个女孩后，才可能对她产生感觉，所以这种事不行……”随后仅仅两秒钟不到，他的眼睛又露出了惯有的狡黠光芒：“哈哈，我想到了个好办法：我授权你代我去约会她，告诉她见你如见我，然后做你该做的，最后向我汇报一切细节……”一脸坏笑的老齐，还不忘拍拍大平的肩头，安抚地说道：“谁叫你也有老婆孩子，得做个好丈夫好爸爸，所以这事很抱歉就不能交给你啦……”
齐泽克在以下这一点上，倒是理论与实践完全一致：在理论层面上，他把“envy”（妒忌）作为分析当下意识形态现实的一个核心要素；而在日常生活中，他本人倒也不断地实践着“envy”。比如，当他被告知中国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什么都敢吃时，他立即不“示弱”地回答道，他们斯洛文尼亚人除了不吃睾丸之外，没有什么不敢放进嘴里的！而他每每听到一个构思精妙的“中国式”黄色笑话后，除了笑得前俯后仰、连声叫绝外，一定要回上一个更加“厉害”的段子……
老齐和我的“对抗性”关系，也是建立在他的“envy”之上：他频频拿我“调侃”，始于“观察”到某次讲座之后，除了有大批听讲者一拥而上找他签名合影外，也有部分人同时找我索要签名，这立即又触动他的“envy”了。之后每当遇上类似场面，老齐就一脸坏笑地指着我，嚷嚷着什么“一个未去一个又来”……但随即又迫不及待地扮演起“父亲”的角色，在耳边循循“指导”我——“在签名底下，加上电话号码”……
有一次讲座结束后，我没有随同他和大平一起离开，而是跟着一位女孩子走了（她要给我一些照片）。第二天吃饭时我正好又稍稍晚到，没想到竟发现老齐正在和大平辩论我的“道德水准”的问题；再仔细一听，对我持“辩护”立场的大平在滔滔不绝的老齐面前，显然已力不从心……我只好对着老齐指指自己的衣服，“看，我穿的不是昨天的衣服，你总该相信我没有在那个女孩子那里过夜了吧……”老齐贼笑了两声，仿似心中已牢牢认定我“guilty as charged”（罪如其判）。
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老齐对我“调侃”与“开涮”之热情与日俱增，快速地升级，最后发展到由“私下”转而“公共”。在南京大学的最后一场讲座，主题是关于“作为一个意识形态范畴的礼貌”。在接近尾声时，老齐歪着脑袋看着正在翻译他最后一个问答的我，肚子里又开始冒“坏水”。结果在我翻译完后，还没等最后的掌声响起，他抢着加上一句：“今天讲的是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礼貌，我们现在就将看到它的隐秘操作：我会感谢吴冠军先生的辛苦翻译，而他则会立即说‘不用谢’或‘我的荣幸’之类云云；而我可以肯定，这个小子回家之后，一定会做个巫毒人偶，刺上我的名字，每天用针狂扎……”在上海那场讲座最后，老齐又一次在结束前抢加了一句：“我要特别感谢吴冠军先生，他总是翻译得那么生动、充满激情，使我觉得他其实才是真正的主讲，而我则只是在把他的话翻译成英语……”
对于老齐的“揶揄”，正面的“抵抗”，我无论如何是“抵抗”不住的了（毕竟此老久战“沙场”、久经“考验”）。最后我惟一的策略就是，做消极的“不顺从”。在上海社科院的那场讲座末了，眼看老齐又开始嘴冒“坏水”，“损”人不见血，我一俟他“揶揄”完后立即带头鼓掌，效果果如预期所料：满场的掌声宣告了讲座结束，而我则可以不用把他的最后这段话（即哀叹他变成了我的“翻译”云云）翻译出来，使老齐的“坏水”之传播范围，仅是会场中的有限几人而已。主动向老齐“还击”是不成了，但中国人那套似有若无、软推横移的“太极拳”功夫，老齐陡然遭遇，也只能干瞪眼没招使。
老齐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天，我和大平教授、《凤凰周刊》的吴海云小姐（大平的学生）一起陪他在大上海闲逛一圈。可能因为一身轻松，午饭时我话说得比较多，一不小心对老齐漏出了一个晚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私人性秘密。刚说出口我就心道“不妙”，但其时已晚。只见老齐高兴得摇头晃脑，拍着我的肩膀道：“下次我来中国的时候，你就得给我做‘全免费’的翻译了，不然的话，嘿嘿，你的秘密，嘿嘿……”
老齐啊老齐，我敬重你是个好孩子，偏生肚子里的“坏水”又如此之多！老齐在上海社科院的讲座中，公开声称他和我是“harmonious couple”（和谐的一对），但我们两人心里都清楚得很：“和谐”表象所遮掩的，便是那永无休止的对抗与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