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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洛文尼亚的一名学院内的拉康专家到走红美国的学术明星，再到当今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公共知识分子，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齐泽克的这种跨越？是他的个人才能与写作风格使然，还是时代的需求，又或者有其他因素，如美国学界的助推？
齐泽克这个学术个案，我认为对汉语学界有着相当大的启示性意义。第一，齐泽克来自一个第三世界小国，在他成名之前，主流英语学界几乎就没有关注过斯洛文尼亚学界（或之前的南斯拉夫学界）。齐氏在1989年第一部英语著作出版之前，也基本没有用英语来进行写作与发表。齐泽克今天所取得的这份学术影响，实际上尖锐地刺破了汉语学界这几十年来对“可能/不可能”所默成的那套共识性框架：来自第三世界的学人只能靠捍卫“地方性知识”、阐释“本土文化/文明”、分析“区域性问题”、立足“特殊主义话语”来在国际取得影响；而就在思想/学理层面上直接介入（engage in）当前国际学界最焦点的论题或是最一流思想家们（已逝或在世）的作品，则是一个“不可能”——除非头脑坏掉或年轻气盛，“成熟”的学者们纷纷对此自动绕道而行。中国的学者如果在国际上不谈“中国”，还能谈什么呢？一位以在AHC&I、SSCI刊物上发表过高数量论文而艳羡国内学界的前辈学人曾亲自跟我说，如果我直接去讨论“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的“differance”、德勒兹的“becoming”，人家谁听你呢？但你谈“后结构主义与中国古典思想”、“德里达与东亚思想”、“当代中国思想语境下的德勒兹”……自然就会激起一些国际同行的兴趣，写出来的论文就会容易被期刊发表、被收到相关论文集或被纳入高端国际学术会议中。再以另一位在当前国际学界已颇具名望的学者为例——汪晖。我们只要看一眼汪老师在英语世界已出版书目就能知道，他谈论的话题不超出中国与亚洲——《中国的新秩序：转型中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革命的终结：中国与现代性的局限》《想象亚洲的政治》《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中国》。齐泽克如果满足于谈论“当代斯洛文尼亚语境下的拉康”、“精神分析与巴尔干半岛”、“马克思主义在前南斯拉夫”或“巴尔干的新秩序”、“想象斯拉夫主义的政治”……那么可以确定的是，今天我们汉语学界就基本上不会知晓此人的大名与作品。
第二个启示，跟你的问题更为相关。关于齐泽克，人们通常会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成功？我同意，你说的“写作风格”、“时代需求”、“美国学界助推”或许都有那么一点沾边。然而，我们似乎恰恰不肯直面的是：齐泽克的成功，就是他在学术上拿出了过硬的东西。就是那么简单。确实，齐氏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但是这份独树一帜实则是延缓而不是增快他被国际学界接受的速度（说他本人为此付出过很大代价亦不为过）；确实，他的第一本英语著作推出时间（1989年）恰逢其时，然而这个节点前后像他这样背景也恰好出书的学界新面孔多了去了；确实，齐泽克学术地位的上升得到英语世界一部分左翼学术圈的“助推”，但是倘若他拿出的东西本身不过硬，这些助推最后只是浮云。在今天，学界与商界许多地方已经很相似，我碰巧两个界都待过，两者至少还保留有一个区分：投机或其它类似手段能够“助推”一段路，但真正确立一个人之真实学界地位的，只能是自己真刀真枪拿出来的东西。就像今天国内学界有不少人被封为“国学大师”，但这些老先生自己乃至送“号”者们其实心里都知道，真实情况是怎么回事（季羡林、汤一介等先生对此都是惴惴不安的）。故此，代之以找外部因素，我们为什么不能坦荡荡地直视：齐泽克能够奠定他自身在国际学界今天的地位，就是因为他拿出了真东西。仔细去读一下《意识形态崇高对象》这本“处女作”吧，此著实际上是积齐氏十余年功力。如果你能一出手便奉上这样的作品，不管你来自中国或斯洛文尼亚或埃塞俄比亚，想不被人关注也不行。换言之，真正关键的问题只在于，你能不能在学术上拿出真东西来。
齐泽克作品的部分魅力在于，他擅长结合精神分析和哲学概念来分析流行文化和日常经验，他常将黑格尔、马克思、拉康与希区柯克、大卫·林奇和他标志性的荤段子融为一炉。你如何理解这种风格？这是一种话语策略，还是一种新型的哲学？
又要让你失望了，我的理解是：这种“风格”既不是“话语策略”，也不是“新型哲学”。它实是治学的本来面貌。80年代中期齐泽克尚未在国际学界出名时，他在国内小报纸对他的一个访谈中谈到：为什么他如此喜爱拉康主义精神分析，因为“it can do wonders”。我甚至可以想象出，齐泽克当时说这句话时脸上的兴奋神态。再奥妙高深的理论或学问，当你在看希区柯克或《功夫熊猫》时，当你迷上瓦格纳或《江南style》时，当你在“双11血拼”或“抵制日货从我做起”时，当你失恋或深恋或议论“文章式出轨”“王菲式离婚”时……完全不能把它关联进来，那么这样的理论就是一堆没有生气的符号，不管“来头”多大（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拉康主义）。我经常引用老齐如下这句话：“当你在自己日常生活体验中都能看到某个哲学家诸概念的痕迹，那个时候，你才能确认你对那个哲学家的真爱。”这，才是做学问的原生态。
齐泽克喜欢听和传播荤段子，我们这边学界很多学者也喜欢听和传播荤段子，区别在于，前者笑得前俯后仰后用三页学理分析来传播，后者笑得前俯后仰后用飞信/微信“不明觉厉”地继续散播。齐泽克结婚离婚好几回，他在自己的著述、影片、讲座中对于爱、欲望、婚姻做出了一次又一次深入的学理分析；我们这边学界很多学者也是结婚离婚N回，但仅仅就是结了再离、离了再结（除了伴侣越来越年轻）而已。当然，国内学界现在更流行的是“并不用离婚”的大大小小衣俊卿、吴春明们……
所以齐泽克的“风格”，实是甄别“专家”与“学问人”的验孕棒：没有怀上学问之胎的专家们，可以大做同其生活毫无关联的“研究”；而齐泽克这样的人，这样的“研究”却是一天也做不下去——如果齐泽克去研究量子物理学，他也必得要能够把这套理论时时关联到下一部看到的电影或下一个听到的黄段子中时，才能意兴风发地做得下去。古希腊之所以成为了哲学（那时科学本身就是哲学一部分）的发源地，正因为满大街都是齐泽克这样的人——从苏格拉底到第欧根尼，个个都是怀着孕的学问人（苏格拉底不但自己怀孕，还坚持当整个城邦的公益助产婆，是以被海德格尔等赞誉为纯之又纯的哲人）。看看柏拉图《会饮篇》里记录的各路高手论“爱”，就知道齐泽克的这种“风格”既不是“话语策略”也不是“新型哲学”，相反，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学问人，而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没有灵魂”（无孕）的专家们——这些人下班后又随即可以是“没有心肝的纵欲者”。荣膺“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的吴春明们（纵欲者们）在今天其实满地皆是，无孕一身轻地“搞”研究（这个“避孕”操作，实质上对应的就是齐氏在《傀儡与侏儒》中分析过的“X without X”操作）。成名后的齐泽克被赞誉为“leaves nothing untheorized”，其实这本不应是对学者的赞誉，而实是治学的根本状态：因为恰恰惟有这样，才能使理论本身具有存在性的意义（existential significance/relevance），使它成为“学问”而不只是“知识”。
而更致命的问题是：做齐泽克这样的学问人，“风险”很大。这里的“风险”首先还不是指此种“风格”不为既有学术共同体所容，而是当你把学问像齐泽克那样真正指向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后，你就无法藏身于“专家”、“教授”等各种头衔之后，你就无法躲在用“术语”、“黑话”构建起来的理论小圈子里，你有没有真的识见，你有没有真的分析能力，就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试想，如果你谈论《黑客帝国》《蝙蝠侠：黑暗骑士》或《盗梦空间》，还不如一个普通豆瓣用户的帖子分析得有力度……老脸往哪搁，就是有无数徒子徒孙24小时吹捧你也没用了。这是很多大学者们最恐惧的nightmare：你确实不行！于是，做齐泽克式的学者，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是一个通过展示学理之真正力度而呈现思想真诚的智识实践（intellectual praxis）。今天诸多大学者、院士甚至诺奖得主，实际上早就丧失进行研究的能力，他们唯一的能力，就是躲在头衔后面保持——用今天的网络用语说——“装逼”的能力，并吸血鬼式地通过学生、梯队来保持发表。所以回到你的问题，齐泽克的“部分魅力”，便在于他成了名后仍一如既往地继续他这种风险极大的治学“风格”（并且乐此不疲到不愿“分精力”带学生）。我说了，他不是傻，而是那种同生活无法关联的“学术研究”，他一天也做不了。
身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先锋人物，齐泽克和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哲学家相比，在思想进路和写作风格上有何主要差异，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何推进？
就思想史而言，齐泽克同法兰克福第一代思想家之间并不是只差了“一辈”。齐泽克崛起的思想史背景，是对后结构主义的突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思想界的格局是：在政治上，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宣告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到来；而在哲学上，后结构主义将西方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到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至，标识了“哲学的终结”。而恰恰正是在这个双重“终结”的状况下，齐泽克以其独特的思想诊断与惊人的学术分析能力走到学术前台：后结构主义，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下的哲学。后结构主义所强调的诸种私密的/局部的/多元主义的/特殊主义的/审美式的……反抗形态，正是为全球资本主义所欢迎、乃至拥抱。各类“小叙事”与“边缘话语”的繁荣，更多的宽容与“多元歧见”，向“他者”之激进偶然性“敞开”，等等，几乎已然成为当下全球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主流价值。
对德里达与哈贝马斯2003年联合发表“新欧洲”政治宣言，齐泽克曾评论到：此事并非说明了不同哲学立场的哲人可以共享相同政治立场，而是反过来，他们的政治共识恰恰说明了其哲学立场实质上并不是真的不可通约，两者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矩阵内彼此互补的立场，一种“离散性的综合”（disjunctive synthesis）。齐泽克对欧陆思想的首要贡献，就在于其著述冲破了哈贝马斯（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与德里达（代表后结构主义）所建立起的思想坐标，从而打开了“后结构主义之后”的全新思想开端。
齐泽克理解的“左翼”有何特殊性？你能否介绍一下齐泽克在左翼阵营中的“盟友”和“敌人”？以及他在右翼阵营中的主要论敌？
这组问题很好，我倒过来回答。“右翼”阵营其实不用多说，齐泽克在那里只有“论敌”，区别只在于话不投机的论敌抑或惺惺相惜的论敌（如彼特·斯洛特戴克）。然而在当代“左翼”思想阵营里，齐泽克却也是“对手”远远多过“盟友”，并且在论争的激烈程度上，他同其左翼对手之间交恶丝毫不亚于（乃至往往更甚于）其右翼论敌。首先，所有“比民主主义中间派更左上那么一点点”的“中左”们，如哈贝马斯、罗蒂等等，都是他坚定的反对对象。其次，后结构主义一脉的左翼们，从德里达、福柯到当代还活着的巴特勒、克里奇利、克里斯蒂娃、卡普托等等人，他也全部反对。并且我们看到，因为第一个原因，齐泽克同其昔日恩师雅克-阿兰·米勒（拉康的女婿）反目；而因为第二个原因，齐氏同对其有提携之恩的拉克劳也彻底分道扬镳。民主左派与后结构左派这两块加起来，几乎就涵盖了当代欧陆（包括罗蒂等身在北美但仍属于“欧陆传统”）学院左翼阵营里的90%，所以，今天国际大腕级别学者里真正算得上齐泽克忠实“盟友”的，实际上也只有巴迪欧一人而已。
再回到你这组问题的第一个。齐泽克“左翼”之特殊性，归根结底就是坚持那种与后结构主义格格不入的普遍主义的反抗，坚持整体性的改变而非零敲碎打式的抵抗——后者在齐氏看来，实质上只是在帮全球资本主义“打补丁”、帮助它“升级”。他和巴迪欧都呼唤左翼不要放弃对一种真正的全新秩序的政治想象（齐氏晚近遵从巴迪欧而重新启用“共产主义”这个旧名称来指代那从未到来、甚至无人敢去想象的全新政治秩序）。齐泽克所担心的，便是“资本主义的自然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形态被默认为人类群处模式的最后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责今天绝大多数左翼比福山本人更“福山主义”：福山本人都已“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否定了自己的历史终结论！齐泽克对晚近皮克蒂《21世纪资本论》的不满，也恰恰在于皮氏仍只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去想象一种全球范围超高累进税，而没有能力彻底越出该框架去激进设想一种全新的政治—社会组织形态。皮氏的天真就在于他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框架中他的方案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被实现的乌托邦。
近十年来，齐泽克早期纯理论写作的色彩日渐淡化，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政治，以一种革命家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从“9·11”到伊拉克战争，再到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政治事件中都能寻觅到他的声音乃至身影。你如何评价这种变化？
我必须要纠正你对齐泽克的这个“历史性”描述。对于齐泽克而言，学术研究从来就没有“纯理论写作”这回事，故而绝对谈不上“色彩日渐淡化”。对于作为日常生活世界核心面向之一的现实政治的介入性分析，始终是齐氏著述的一个主要部分，贯穿其“早期”与“晚近”的写作。我前面说了，不那样，对于他就不是做学问。他欣赏巴迪欧，正因为这位老大哥也是这么干的。
齐泽克让哲学变得好玩，他以性感而具有煽动性的语言，高调而具有娱乐色彩的姿态频频引发一些爆炸性的议题，这使得他像一个哲学界的摇滚明星。但是，也有人指出，齐泽克这只是向外界刻意释放的一种幻象。通过你与齐泽克的交往及对他的了解，你是否愿意介绍一下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他的“另一面”？
齐泽克曾说，他这个人不值得关注，如果对他感兴趣，读他书就可以，他整个人全部在那里。这是一个真实的、不掺水分的广告。齐泽克本人和他的书一样风趣、一样睿智也一样“黄”（那些“低级趣味”时不时会不受控制地冒出来）。
国内学界有不少成名人物很看不起齐泽克，动辄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口气，称齐氏为一个搞杂耍的、表演性的“小丑”。但这些人中的很多人，说到表演性，他们是真正的专家，揭开其日常生活，他们是真正的小丑，并且最后，他们还根本就不具备涵泳在学问海洋里“杂耍”的能力。
在我看来，这是齐泽克这个个案可以给予汉语学界的一个生活性的启示：齐泽克的“另一面”，一样的有趣一样的“黄”（如其书里的文字那样，他会兴高采烈地告诉你前一阵他看了哪一部porn），但很多国内大牌学者们的“另一面”呢，恐怕是根本打开不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