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一文里提出的第十一条（也是最后一条）论纲，只有如下这句话：

Philosophers have hitherto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哲人们以往都仅仅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关键在于，去改变这个世界。）

一个半世纪之后，世界进入后柏林墙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马克思当年的“论纲们”如果不是被认为错误百出，就是被认为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即使是自诩为马克思思想继承人的左翼思想群体，也在20世纪最后三十年经历了一轮“学院化”浪潮，变成为“学院左翼”（academic left）、“文化左翼”（cultural left）……也许，那些人中的每一位都可以梳理出自己同马克思的思想承继关系；然而，他们在“第十一论纲”的意义上，都恰恰正是不折不扣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放眼今天，在许多学者手中，治学变成了一个“专业”、“职业”；而学术，则成为了一个“工业”、“行业”（academic industry）。一如叔本华当年所预见的，学术（哲学）将“沦降为赚取自己面包的一个工具”。学者们不断沉浸在自己专业里的各种术语符号中，丝毫不在意“话语”同当下现实的隔裂状态。会熟练操持某类专业性“黑话”（jargons），恰恰是这些学人们谋生的本钱。这些专业学者们，甚至没有能力去用概念“解释世界”，而是擅长于用概念解释概念，用更多的概念解释某一个概念。比如今天的左翼学者们，能够写一本又一本大部头的《〈资本论〉结构分析》之类的巨著，用五十页的篇幅分析马克思的某个“语句”，却没有能力践行马克思那短短一句话的“第十一论纲”。

相对于这些黑话连篇的“学院左翼”们，反而是真正卓越的右翼学者，更能接近马克思的忧思。20世纪著名的柏拉图主义“古典哲人”列奥·施特劳斯呼吁复兴古典学问，正是因为彼时根本不存在作为“专业”的治学：“古典哲人们，以一种鲜活性（freshness）和直接性（directness）来检视政治事务，此后一直没有达到过那种鲜活性与直接性的程度。”在语言的使用上，古典哲人们“以公民或政治家的语言进行论说：他们极少使用哪怕一个对于公共生活而言不熟悉的术语”。尽管像施特劳斯这样的古典哲人对“关键是去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雄心抱有怀疑乃至恐惧，但他们却时刻都很清楚学术与世界（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并努力使之不丧。

治学，须重新浸入到日常生命之中，须重新和每日生活遭逢相接通。朱晦翁尝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些句本是论治学也。没有生活世界之活水源源不绝的涌入，学术研究就会变成一潭黑话浮溢的死水，怎样浮游都不会再有生气。本书的前两辑文字中，各涉及国外与国内的七位思想家，尽管他们在“思想光谱”中的位置并不一致（甚至完全对立），研究论域——或者说“学科归属”——也迥然相异，然而他们恰恰均致力于以其学术著述来介入这个我们被抛身其内（thrown into）的日常世界。通过同这些思者所展开的批判性对话，本书力图展现出作为“第十一论纲”的思想实践（intellectual praxis）的原初面貌。本书后两辑所选文字，分别为直面日常世界的观察，与学术活动的现场发言。此两组文字，亦皆是旨在反对学术的这种“专业化”与“工业化”趋势，重新联结学术与生活，进而重新激活“第十一论纲”。

是以，本书的所录文字，不管是采取论文、短评、访谈、札记、信笺，还是现场发言等形式，都有真实生命贯通其中，都是学思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在我看来，学术与日常生活之关系，大抵可以如下这一诗句概之：“半缘大道半缘风”（取自诗作《春》的末句）。学问之为道而日常生活之为风，方共同撑得起一个饱满的生命。那首律诗作于庚寅年新春，半为铭刻问学之志，半系感念同道之谊——邓正来先生主持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研院，在我个人生活最艰难的时刻，给予我一个心灵栖居之地，一份家庭般的温暖。枯木逢春，生机复通，半缘大道，半缘熙风。然癸巳新春尚未到来，竟先传来邓先生辞世噩耗，“正问九州何处去，三灯遽黯，一向天嫌英士；苦期四野无声来，万马齐喑，再拜我哭先生！” 天其不仁，忍丧国士，懿德温情，曷日而忘！一卷旧墨新文，献给先生，春风不止，恒拂我心。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严博非先生，没有他对我写作的一贯支持，这本书是很难以现在的形式同读者诸君见面的。我亦要深深感谢此书编辑的付出，借用苏格拉底的隐喻，如果此书是我的孩子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接生室里那辛劳不已的“助产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