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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类首次动用了坦克、毒气、重机枪，但是这些先进武器在小小的病毒面前都微不足道，流感病毒直接导致了一战的结束。1918年3月，美军军营首次出现流感病例。在美军到达欧洲后，病毒迅速席卷整个军营，甚至出现一支炮兵旅在48小时内有1/3士兵倒下的情况。随后，病毒很快从英法军队传播到德国军队，德军指挥官鲁登道夫在回忆录里把这次流感称为“阻止德国取得最后胜利的无形之手”。 ［4］
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生物武器因破坏力强、易传播、难检测、难防御、成本低等特点更加突出。人们越来越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是核战争，因为人类不会愚蠢到自杀的程度，除非核武器的控制权在疯子手中。而生物战可能成为主要战争形态，有疫苗与抗体的国家或地区不会受任何影响，而没有疫苗与抗体的国家或地区将面临人民生命危险、经济下滑、社会活动瘫痪等困境。
随着民间机构生物技术的发展，管控生物技术“有害”应用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研制与使用生物武器的国家受到控制与约束，防控生物恐怖袭击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自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以来，印度科学家发表文章认为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有的媒体甚至还炒作其是某某研究机构合成的，一时谣言四起，让公众特别是政府不得不把防御生物恐怖、生物武器威胁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像核技术一样，生物技术也有两面性，滥用会对人类造成巨大威胁。从理论上讲，现代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完全能够根据人类需求“改造生物”，而生物合成技术则能够“创造生物”，有可能将常见的150多种病原物改造成引发不同人种生病、死亡甚至“变种”的生物武器。例如，有的人种容易感染感冒病毒，有的人种容易感染肝炎病毒，利用人种之间这些微小的差异，有可能开发出针对不同人种的特异性生物武器，这种武器对有的人种是致命的，对其他人种则完全没有影响。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不断进步，基于现有病原物的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已经变得岌岌可危，人类可能无法应对新改造、新合成的危害性更大的病原物。未来的智能战、生物战，可能是以无人机和携带病菌的昆虫为主要进攻手段的战争。
美国情报界提出将基因编辑技术列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清单。奥巴马时期的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在其任期最后的评估报告中，指出美国“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在应对新兴技术和非传统威胁方面存在许多薄弱环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则认为“生物技术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安全图景”。 ［5］ 美国高级情报研究计划局则将生物安全、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并列为美国国防安全的三大领域。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多次呼吁警惕新技术滥用可能导致的全球性疫情。
生物武器具有极强的破坏能力，极易危及人民生命安全，引发严重的社会动乱。炭疽病菌使人的死亡率高达100%，近年来又出现了埃博拉病毒、SARS、寨卡病毒等高致病性病菌，甚至还有国家试图改造曾经导致欧洲人口减少1/3的西班牙流感病毒。随着合成生物技术能够合成新的生物，潜在生物威胁风险急剧增加，基于原有病原物的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已经不能保障生物安全，我们必须重构生物安全体系。
相对核武器、化学武器控制，生物武器控制的国际组织与条约还很不完善，实验室核查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加之生物武器具有易携带、易传染、难监测、难控制等特征，能在不破坏城市建筑物、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消灭敌人，所以生物武器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武器。在核武器、化学武器得到相对控制之后，生物安全成为最大的安全问题。
如果生物战在未来成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那么军队形态和构成将不再是现在的陆军、海军、空军等，生物军可能会成为主力军。人类一定要警惕生物战的巨大危害，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措施，避免生物战成为未来的主导战争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