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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实验室是重要的科技支撑平台，病原物的侵入机制、变异追踪以及传染病研究、疫苗研发、药物筛选等，都依赖于生物安全实验室。为了保障生物安全、加强对已知和未知病原物的研究，各国都建立了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
21世纪，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多起严重的生物安全实验室事故，甚至涉及P4实验室。相关的样本泄漏事件不仅会造成社会恐慌，还有可能在某些不法分子的利用下造成生物恐怖事件。
美国是生物安全实验室数量最多的国家，实验室数量的增多也伴随着安全事故的增多。美国政府问责局在2013年、2014年连续发布报告，认为需要制定国家战略，评估国家对于高防护实验室的管理，并制定维持此类实验室建设和运营的国家标准。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2006—2009年分别发生了8起、9起、20起和17起生物实验室安全事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2年的报告显示，2004年发生了16起管制病原实验室病菌丢失或泄漏的事件，2008年和2010年分别为128起和269起。 ［8］ 2014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下属实验室发生炭疽泄漏，62名员工暴露于炭疽气溶胶污染环境，这是近年来美国实验室涉及潜在生物毒素的最大事故。通过对2000年以来的美国生物实验室安全事故进行分析，相关学者将事故分为人员感染、样本丢失、样本泄漏和样本处理不当四类（见表2-1） ［9］ 。
表2-1 部分美国实验室生物安全事故
其他生物安全实验室也频频出现病毒泄漏事故，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2003年9月，由于实验操作程序不当，西尼罗病毒样本与SARS冠状病毒在实验室中交叉感染，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名27岁的研究生感染SARS；2003年12月，中国台湾预防医学研究所一名中校因在处理实验室运输舱外泄废弃物过程中操作疏忽而感染SARS。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实验室生物安全，要求各地加强对传染性病毒毒株、人体标本的集中管理，确保病毒实验室及保管单位生物安全，未接受培训者不得接触毒株和样本。2003年年底，科技部联合卫生部对全国各地的P3实验室进行了安全督察。在严格的管理监督之下，中国生物安全实验室也曾出现问题。2004年4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2名实验人员感染SARS ［10］ ，这次疫情导致北京和安徽两地共出现9例SARS确诊病例，短短几天内862人被医学隔离。2011年，东北农业大学使用未经检疫的山羊进行动物实验，造成27人确诊感染布鲁氏菌病。2019年，中牧兰州生物药厂布鲁氏菌疫苗P3生产车间使用过期消毒剂，导致废气中带菌，通过气溶胶传播感染周边兰州兽研所学生与居民，确认阳性3245人。这些生物安全事故暴露出中国生物安全监管体系仍然存在不少漏洞。
国内外都曾出现生物技术滥用、误用问题。一些研究者为了“追名”，研究别人未涉及的新领域，还有一些研究者为了“逐利”，利用新技术非法牟利。
2019年11月30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基因编辑婴儿”案。贺建奎、张仁礼、覃金洲3名被告人因共同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构成非法行医罪，分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认为，3名被告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追名逐利，故意违反国家有关科研和医疗管理规定，逾越科研和医学伦理道德底线，贸然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辅助生殖医疗，扰乱医疗管理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根据3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处被告人贺建奎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判处张仁礼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覃金洲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