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说“一砂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缘因其禅意,说是一石一世界,顺理成章,方介堪篆刻的“福寿康宁”平头章,亦可为诠释。
“福寿康宁”平头章,作于1962年夏至,距今60年,但老气横秋,其古朴意味却分外的逼人。
仅仅60春秋,如何“福寿康宁”平头章竟如此这般的老旧?且先让我们读读边款文字。边款云:“陶斋诧活尚书目疾书印壬寅长至介堪。”,其中“陶斋”者,即晚清推行新政的名臣端方。端方1911年(宣统三年)辞世时,方介堪年方10岁,“福寿康宁”显然不是方介堪为端方本人刻制的。请教王小夫先生,原来昔日碑帖和治印,皆有沿用先贤作品以寄托追思的传统,但须落后人名姓和当下年月。“福寿康宁”是端方曾经用过的一方闲章,方介堪沿用其印文制作一章,追思纪念而已。且言明自己“正患有眼疾,可能会不尽如人意”。
端方受得起篆刻大师方介堪的推崇,他不单是晚清推行新政的栋梁,也是近现代中国文教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近代图书事业他出力甚伟,湖南公共图书馆、湖北公共图书馆、江南公共图书馆、京师公共图书馆的创办,都得力于他。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法政学校、商业职业学校,甚至首家私人博物馆、第一所幼儿园,都是端方首倡创立。选派女子出国留学,亦是端方力推,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女生,便有宋庆龄、宋美龄姐妹二人。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积贫积弱的中国走向光明尽了一份力量。同时,端方亦是晚清金石学家、收藏家,得闲时好操刀篆刻,自然懂得“灯光冻”的稀罕。但他毕竟是清廷统治阶级的能臣,辛亥革命前夕,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方介堪寻出宝藏多年的“灯光冻”治印,纪念对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出力甚伟者端方,是对端方的景仰。
那么,“灯光冻”受得起如此的宝重吗?方介堪三个字与“灯光冻”的珍稀宝重相匹配吗?
据说明代金石书画大家文彭曾偶获一筐美石,自然光下,石色微黄而带些许青灰,质地细嫩,包浆成皮,温雅柔润,很是可爱。试着刻印,走刀爽利,不蹦不涩。置其于一柱烛光前,立即通透明艳,呈淡红黄色,就像是燃点着的一柱烛火,光辉灿烂,与其他冻石明显不同,造物主的造化,妙不可言啊。文彭知道遇上久闻其名的“灯明石”了,也就是后来金石书画家昵称为“灯光冻”的美石,他喜不自禁,“灯光冻”由是名传于世。这是旧话了。香港出版的1979年第四期《书谱》杂志载文,说“灯光冻”为青田石中的极品,价值甚至高出黄金,超过寿山诸石,有印石“三宝”之誉,与寿山田黄石、昌化鸡血石并驾齐驱。然“灯光冻”近年虽偶见于市上,但数量极罕,纯净晶莹者尤是难觅,因而坊间有“田黄易得,灯光冻难求”一说。
这就说到“福寿康宁”的操刀者,篆刻大师方介堪了。
元明两代,一直到大清前期,篆刻都是文人士子的雅玩,清代中叶以后,渐次成了小市民谋生的手段。那时候的“篆刻家”,社会地位并不比市井风水先生更好,街边摆个小摊刻印糊口的不在少数。他们中的佼佼者,则会选个书纸铺“挂单”,为人刻印。印坛享有盛名的“西泠八家”,为首的丁敬便以卖酒营生。其他如奚冈、蒋仁、赵之琛、钱松等皆终老布衣。篆刻布衣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延伸着,方介堪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方介堪今温州鹿城人,生于1901年,名岩,字介堪。其父经商,但精于书法,亦能篆刻。不意商场失意,家道陡然中落,父子二人只得在街头设摊为人治印。19岁起,方介堪先后追随篆刻家谢磊明、吕文起学艺,后投在名满苏杭的金石书画大师赵叔孺门下,得名师指点,孜孜不倦,终成一代篆刻名家。他的篆法格局宽博,气韵浑厚,刀法出神入化,甚至一般印人望而生畏的白金、玛瑙、碧玉,在他手下皆如软石。方介堪与张大千交谊甚厚,后者日用闲章,不少出自方介堪之手,世传“张画方印”,即指二人合璧。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评价方介堪的篆刻艺术成就只用了一句话,说他“无一字无来历”。赵叔孺说起方介堪的艺术功底,竟说“可谈印者,唯介堪一人”。《中国书法》杂志社2000年发起二十世纪篆刻大师评选活动,20名获评者中,师徒双双入选的,唯赵叔孺、方介堪二人。
“福寿康宁”为祝颂词,是宋代陈亮《喻夏卿墓志》中的词语,说“福寿康宁,子孙彬彬然,皆有可能者,天于夏卿亦何所负”,谓幸福、长寿、健康、安宁。端方择其治印,方介堪则仿制追思前贤,自有历史的偶然和必然。刻制此印的1962年,方介堪任温州博物馆馆长,主持馆藏文物的陈列和展出事宜。恰恰正是这个时候,各省市文物商店正式定编为国有事业单位,正大张旗鼓地征集流散民间的各类文物。或许端方的“福寿康宁”章正是这个时候走进文物商店的,方介堪与其偶然相遇,感念其在文教事业方面的建树,取宝藏多年的“灯光冻”仿制,以纪念前贤。只叹奏刀日,适逢方介堪眼疾发作,是“目疾书印”的,略欠工稳。但出自大家之手,又有宝石生辉,自然弥足珍贵了。
闲章不闲,博罗天下事。美石成章,百千万艺坛风采,百千万寄寓愿景,百千万人事变迁,岂不就是一石一世界?品读方介堪追思端方的“福寿康宁”章,说是一石一世界,尤是觉得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