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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第三方的拒绝介入了我和母亲之间，令我感到沮丧，但是也让我感到安心。来自第三方的拒绝具有建设意义，体现了家庭结构并迫使孩子对自己进行构建。
佩德罗
当我13岁的儿子对我说：“今天镇上有节日活动，我想跟我的朋友们晚上一起出去玩。”我对他说：“好的，你们可以玩到午夜，到点我会去接你回来。”他说：“不行，午夜时刻热闹才刚开始呢！”我拒绝他后，他摔门离开了房间。
可能有人认为我的回答对儿子来说是一种暴力，但实际上我是心平气和的。晚上在街上玩确实不安全。
心理结构之所以令人感到安心，是因为它能够保护我免受外界的伤害，同时也迫使我抑制住可能从内心爆发出来的东西。如果我有了某种疯狂的念头，阻止我采取行动的就是心理结构。
丹尼尔是9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孩子。他的父亲突然抛弃了家庭，因为父亲是个艺术家，需要自由来进行创作。
丹尼尔对界限没有任何认知。他的母亲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所以没有任何东西限制他。如果他不回家，也没有人会批评他。12岁时，他第一次发生了性关系。14岁时，他开始吸毒和酗酒。他因为感到极度痛苦而来进行心理咨询，当时他刚刚认识了一个女人，两人即将迎来一个孩子。很快，我们意识到他害怕的是自己内心的冲动：“要是我内心有伤害他们的想法，该怎么办？！”
我们的心理结构保护我们免受外界的影响，但主要是保护我们免受内部的影响。
正如我们将在下面这个例子中看到的一样，那个坏人的力量来自我们的自私自利和沟通能力的丧失。坏人代表着随时可能降临在我们身上的危险（因此我们避免与他发生冲突），他将权力建立在我们对失去的恐惧之上。同样，其他人对他暴行的阻挠，体现了反抗的可能性。
正如第三方存在于家庭关系中，群体和社会中也有第三方的存在。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可以成为建设者。
海梅
当时我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看见有个男人正在打他的狗。那个男人想让狗喝市政喷泉里的水，但是狗不喝。所以那个男人就用小碗盛满水，猛然向狗的头部砸去。小狗受到了惊吓，转来转去不知所措。
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但是没有人做出任何反应。他的所作所为令人难以忍受，我实在看不下去，就骂了他。那个男人向我冲过来，我站起身来准备面对他。一群年轻人插手阻止了我们打架。最后我坐了下来，但是那群年轻人让我对自己刚才说的话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那个男人离开后，许多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我，并对我插手的举动表示感谢。小狗的遭遇确实令人难以忍受，但是他们刚才却不敢干涉。之后大家开始相互交谈，气氛变得融洽起来。
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场冲突涉及的精神能量。一个男人将他的暴力发泄在一只狗身上，周围不敢干预的人也是暴力的受害者。发生在狗身上的是看得见的暴力，但是公众所承受的是看不见的暴力。当一个人突然对发生的事情表现出自身的攻击性或表达反对时，冲突就会产生。所以，在咖啡厅的露台上就可能形成一个群体来对抗展现出攻击性的人。
个体创造边界，边界成就个体。一家公司就是一个法人的实体，即个体；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群体也是个体……我们应该意识到，冲突通常会产生边界。
我们还应当从海梅的讲述中观察到一个人高声表达正义的必要性：“不，你们没有错，这样的场景确实让人难以忍受，而且我不害怕面对冲突。”第三方对于群体的构建来说是很有必要的，第三方是领导者、统治者，一位像父辈一样角色。当然，第三方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
政治家应该就是在社会中扮演第三方角色的人。如果他们都是正派的人，他们就是建设者；反之，他们就是破坏者。
当某个政治家对年轻人发表“你们都是贱民”这类种族主义言论时，可想而知那些年轻人所遭受的暴力。但听众们遭受的看不见的暴力又是怎样的呢？与种族主义者拥有同样的国籍令人感到羞耻，这就是另一股我们不得不隐藏起来的能量，而这股能量迟早会再次出现。
任何被压抑的能量都会想办法释放出来并最终如愿以偿——无论是通过躯体化（心因性躯体化）表现出来，还是通过不当的行为（神经症症状）表现出来。因此，在本书另一部分的内容中，我们将对社会中看不见的暴力进行观察。
如果第三方构建了一个群体，那么他也会在孩子的成长和发展中对孩子进行构建。我们已经看到了伴随我们一生的两种力量：一种是向心力，希望带我们回到生命早期的融合状态；另一种是离心力，推动我们探索外部世界。第三方阐明了规则，将我们带出融合和迷茫的状态，并削弱了我们对全能力量的幻想。
“昨天，孩子的心情很不好。所以我让他爸爸去沙发上睡，我带着孩子一起睡。”
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对全能力量的幻想。当父母中的某一方告诉孩子他很棒，自己比任何人都要爱他，或是允许他占据另一方的位置时，孩子就会从父母的言语中，或者说，从家庭环境中感到自己无所不能。
“我联系你是因为想知道我的儿子是否不正常。他很暴躁，无法忍受别人的拒绝，现在他让我感到很害怕……”
“他几岁了？”
“他14岁，但是这种情况从他7岁起就一直存在了。”
“他父亲在哪里？”
“我们分开已经8年了……7年前他们断绝了关系，自那之后他爸爸就不想再看见他了。”
如果孩子从父母口中或家庭环境中感到自己无所不能，那么这样的处境在外部环境中很快就会难以维持。如果孩子认为自己在学校也无所不能，他很有可能会发现自己站在了同学或老师的对立面。同学和老师将会成为第三方角色，迫使孩子放弃自己的幻想。
“也不是非得去学校，教育才是必要的。我决定把孩子留在家里，我亲自给他上课。其他孩子都太粗暴了！”
正如我们所见，有的暴力是建设性的，而这种暴力的缺席就意味着建设性的丧失。
当我们摆脱了一个男性家庭掌权者对妻儿有生杀大权的社会后，显然就会希望能够尽快进入另一个阶段。但是消灭所有攻击性，也会助长同样有害的、看不见的暴力。
而在这一切中，爱又在何处呢？或许爱并不总是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