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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攻击性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出现的，但它也是我们性格的一部分。值得一问的是，攻击性是否有正常和病态之分？
让我们来分析一瓶好酒的成分：在其中，我们能发现酒精、酸、单宁等。这些不可单独饮用，它们是有毒的，但若是少了任何一样，都会使这瓶酒寡淡无味，失去它本应有的绝妙滋味。我们的性格也是如此。
想象一下，要是有位朋友总是同意我们的观点，从不反驳——他是一个同意我们所有观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自己肤浅和无趣。或许对方让我感到不快的本事，才会让我觉得对方有趣，即对方有能力对我说“不”，且不一定说出我期望听到的话。就像红酒里适量的酸、酒精和单宁能打开我的味蕾一样，面对他人时，我必须当场表明自己的态度，即使展现不了自己最好的一面，至少也要表现出自己作为一名合格的交谈者的样子。
现在，请想象两个肥皂泡：它们独立存在，但是当它们相遇并接触时，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边界。对方允许自己存在，也允许我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而我在表明自己的立场后，也允许对方存在。如果我自己消失，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如果我吞并对方，我与对方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只有在互动的身份中，我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本质。
这个肥皂泡就是我们所说的“我”，而这一共同边界就是所谓的关系。
但是，这个“我”是什么？如果我们问身边的人这个问题，许多人回答时都会犹豫。有些人可能会提及自己的身体：“我就是皮肤下这副血肉之躯，除此之外就不是我……”有些人可能会说到自己的身份：“我是法国人、西班牙人……”重点在于，我们经常通过某种边界来定义自己。对于身体来说，这个边界就是皮肤；从心理上来说，这个边界就是身份。那什么才能成为边界呢？或许就是说“不”的能力、面对他人的能力。只需要一条边界以及包含在内的东西，就这么简单，这也就是表达反对和赞同的能力。
边界有高下之分吗？他人能够反对或赞同我，对我亮出底线，向我展示边界。他人就像是一扇敞开或紧闭的门，我能或不能依照我的意愿或对方的喜好来开关这扇门。只会赞同而不知如何反对的人，就像是一扇被卸下铰链的门，任由风穿堂而过。
在这个我们主要作为消费者存在的社会中，说“不”被视为一种暴力。
说“不”相当于存在，存在意味着承担被排斥的风险。
最近有人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希望我能仔细阅读。我拒绝她后，她是这样回复我的：“显然，你把那些自恋狂刻画得那么好，肯定自己多少也带点自恋狂的特质。”对于这个人来说，别人说“不”已经是一种病态的症状了。
如果是正常的攻击，它就是迫使我存在的原因；如果是有害的暴力，它就会阻碍我。
缺乏攻击性和过度暴力一样，不会促使边界形成。人们不是完全屈服，就是完全侵占。
英国有一部背景设定在未来的电视剧，主人公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她的伴侣。剧中的科技能够再造一个机器人，其肌肤、声音等可以做到与她的伴侣完全相同，但是比他更“完美”：它是个更好的爱人和朋友，从不与人争吵。尽管刚开始主人公对她的这位新伴侣喜爱至极，但很快，她就对机器人失去了兴趣，感到孤独。最终，她将新伴侣搬上阁楼，放在装着旧照片的箱子旁边。
在电视剧中，主人公原来的伴侣有着种种缺点，但是他拥有说“不”的能力，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那个人形复制品表面上十分完美，却没有表达反对的能力，仅仅是个物品而已。
我将自己定义为物品，相当于我将对方也看作物品。如果我没有说“不”的能力，以一件消费品的形象示人，我也就将他人变成了消费品。
消费者的身份不是主体，主人和奴隶的身份都不是主体。
当我强调自我时，我就允许他人存在。当我没有存在或承认他者的能力时，我就会造成伤害。
我因你而存在，你因我而存在。
但是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明显。从小我们就一直学习服从，不拒绝，不成为利己主义者；说“不”的孩子不是好孩子，服从的孩子才是好孩子。这样的概念包含着一种威胁。如果孩子不听话，我们就会提高声调、皱起眉头、抬起手等等。于是孩子受到了被惩罚、失去爱和被抛弃等威胁。
在一些练习中，参与者们被要求在房间里走动，并在经过某人时直接说“不”。有些人没能达到要求，因为他们非常不好意思说出“不”这个字，以至于他们听上去像是在说“当然可以”；而有些人则上前愤怒地喊出了“不”。
如果我们因为说“不”会带来被抛弃的风险，而将其视作一种暴力行为，我们就说不出口了，除非是在由于愤怒而失去理智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