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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是历史的奴隶。
——托尔斯泰
如果某些形式的关爱是绝对的暴力，我们在此便能再次证实看不见的暴力对健康的害处。
卡蒂
我的弟弟伯尔纳多一个人住。他一感到焦虑就喝酒，喝醉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甚至会演变得暴戾。他经常半夜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去照顾他。要是我不答应，他就会在家里乱砸一通。
尽管我也不愿意，但最终我还是要求他去住院了。我本以为这会让他很不愉快，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在医院饿了，他自己会吃饭；如果需要陪伴，他在那里也有朋友；如果他感觉不舒服，有护士会照顾他。自从我要求他住院后，他变得更平静了，还经常自己要求返回医院。
没受过任何挫折的孩子难以与母亲分离。卡蒂的弟弟伯尔纳多就是这种情况，他是三姐弟中唯一的男孩。他的妈妈“终于”把儿子盼来后，就动员了全家人一起照顾他。他的姐姐们必须搬到他的房间睡觉，这样他口渴时她们就能立刻把水递到他嘴边，他觉得冷时，她们就能立刻给他盖好被子。伯尔纳多从来没受过任何挫折，也从未形成复杂的心理结构，这导致了他成年后的行为建立在脆弱的心理结构和儿童的反应之上。
看似出于关爱或善意的行为，事实上又一次成为施加在伯尔纳多身上的罕见的暴力，不过这样的暴力同样也针对他的姐姐们。他是父母期待已久的“国王”，姐姐们则变成了他的奴隶。事实上，子女有时会成为父母想象中的奴隶。
当涉及暴力时，我们很难想象“阳性的爱”。我们之后还敢用阴与阳这样的术语来解释它吗？可能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看得见的暴力来源于过多的阳性能量，而看不见的暴力则来源于过多的阴性能量。存在着某种与暴力完全一样的善意。
为了放心接受这一发现，让我们再回到一瓶好酒的例子上来。没有酸或酒精的红酒，就是没有味道的液体，但是如果将酒精或酸分离出来，它们就是有毒物质。爱与恨也是如此，或者说，至少“关爱”与攻击性也是如此；再简单点说，赞同与反对也是如此。前者过多就会形成无趣的特质，后者过多就会形成专横霸道的特质。
我们更加清楚，过度理想化的欲望是有害的。以这种理想化的名义，我们可能会试图消除自己性格中属于阴或阳的组成部分。
无差别化
之前我以为，我们的某些态度是一些人想摆脱父权社会的象征。如果女权主义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要求女性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绽放，那么这种主义就是正确的。然而，貌似有些激进的女权主义倾向于无差别化，甚至将女性与男性对立起来。但是我们需要差别的存在，争取平等的斗争不应该趋向无差别化。
如果在普遍的想象中，善良是一种品质而攻击性是一种缺陷，且这种善良被归于女性，对抗则被归于男性，那么为了达到理想状态，我们可能会倾向摆脱其中的一种特性而追求另一种。
希腊女神忒提斯住在一座小岛上，她在岛上只找到了一个能和她繁衍后代的人类。于是两人结合生下了一群孩子。忒提斯无法接受自己孩子身上属于凡人的部分，因此便找到了一种能让这部分消失的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只要将孩子扔进火中，他们身上属于凡人的部分就会消失，只留下属于神的不朽的一面。但是这种方法没有生效，孩子们一个接一个死去。轮到最小一个孩子时，她才改变了方法并取得了成功。她将她的孩子带到分离生与死的冥河河畔，抓住他的脚后跟将他浸入水中。于是，年轻的阿喀琉斯像他的母亲一样获得了永生，除了脚后跟外，他和他的父亲没有任何共同点。
忒提斯试图消除孩子们身上所有关于他们父亲的痕迹，无论这会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怎样的影响。似乎只要没有第三方，差异就不存在，从而个体也就不存在了。神话中的主人公和国王一样，都不是独立的个体，只是一个注定象征他人幻想的物品罢了。
莱蒂西亚在她的第三个儿子出生后提出了离婚，离开孩子的父亲后，她就能独自抚养孩子了。
每次孩子犯错时，她都会对他说：“你真是跟你父亲一模一样。”于是孩子被迫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当她不得不将孩子托付给他们的父亲时，她会提醒：“要是他对你不好，你有权请律师。”
显然，只要父亲对孩子们大声一点，他们就会说：“妈妈跟我们说过，我们有权请律师。”然而当别人询问孩子们时，他们都声称父亲从未虐待过他们。
老大7岁前都是有父亲陪伴的，十几岁时他要求和父亲一起生活。事实上，他现在正和伴侣同居，也有一份前途不错的工作。
老二则是6岁前一直有父亲陪伴。到了青春期，他更喜欢窝在自己的房间里打游戏，在游戏中他可以成为打不死的英雄。后来，他成了一名游戏设计师，目前独居。
第三个孩子对自己的父亲知之甚少。他未完成学业，没听说他有伴侣或朋友，他一直和甚为宠爱他的母亲住在一起。
全能的存在很难拥有实体
观察过莱蒂西亚的人都会说，她独自抚养3个孩子，非常善良、亲切和勇敢。然而，她对并未遭受任何攻击的孩子们说“你们有权请律师”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施加一种罕见的暴力。她在试图借助某个代表权威的角色来完全抹去父格定式
的痕迹，这种做法对母亲是有利的，但是我们永远不会看到这个代表权威角色的实体。
当孩子们诉说不满时，他们就被带去看医生；但是当孩子习惯了专家的治疗手段后，母亲又会换另一个医生。于是，孩子就会接受几十个医生（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精神病专家、职业治疗师等）的治疗。但是别搞错了，这个例子中我们分析的是这位母亲，她通过不断更换医生展现她的全能力量——她才是拯救孩子们的人。
似乎正是与父权的对抗，才使她较大的两个儿子找到了融入社会的平衡点。相反，父亲在第三个儿子成长过程中的缺席，并不利于让孩子摆脱全能幻想。
婴儿有需求的时候，只要大声喊叫就能得到满足；通常，由于母亲十分关注孩子，孩子甚至还没思考，自己的需求就已经得到满足了。如果孩子没有经受过挫折或面对过第三方，他就会一直坚持某种“魔法”思维，认为自己的需求总会神奇般地被满足。因此，他们没有动力来付出丝毫努力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伯尔纳多的例子——他面对挫折所受到的冲击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危机产生了。我们需要再次谨记：向心为阴，是向内的力量；离心为阳，是向外的力量。
东欧也有一些能够让人受到启发的传说故事。从前有个老疯子叫闵希豪森，他是德国鞑靼人，这个老兵受雇保卫着城市。他总是告诉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说他有几个非同寻常的朋友能拯救这个国家。但这位所谓的闵希豪森男爵除了自己声称的会装填能穿越敌军防线的炮弹之外，没有其他什么真本事了。不过，如果他被允许离开所驻守的城市，他就可以去找他的朋友们。其中一个朋友在月亮上，和月球人的国王在一起；另一个在埃特纳火山
的底部；还有一个朋友被鲸鱼吞进了肚子。但是男爵认为，只要能放他离开，他就肯定能将这些人带回来。
精神病专家们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两种病症，其中之一就是闵希豪森综合征
。事实上，有些父母事实上，有些父母会故意让自己的孩子生病以便带孩子去看医生来救治他们。一个健康的孩子对父母的需求相对较少，而不健康的孩子则会让父母过度保护他，并让父母成为拯救他的人。
所以，那些想让自己的孩子无所不能、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人，实际上是在寻求自己的全能。最终，这会导致他们的孩子在真实世界中感到无能为力。
我们无须害怕这些悖论：
我们对于全能的追求和我们的无助感是相对平衡的。放弃对全能的追求，我们就能拥有最大的力量。
母亲让出父亲的角色很重要，但是显然，父亲的参与也很重要。社会工作者劳拉为我提供了一些有启发性的例子：
伊莎与胡安·巴勃罗
他们两个人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从伊莎找到第一份工作（当老师）起，两人就一直处于同居状态。胡安总是在换工作。他是个和善亲切的人，一天到晚对着电脑。
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伊莎早上起床洗漱完毕后就照顾女儿，把女儿送到托儿所，然后开启一整天的工作。晚上下班回家，又是一样的场景……
那胡安·巴勃罗呢？他工作的时候没时间照看孩子，晚上又要放松一下，所以他晚上就在打电脑游戏。如果伊莎坚持要他帮忙，他也会帮，但总是唉声叹气。有了第二个孩子后，他依然这样。
如何定义这样的行为？把日常生活的重担都交给妻子承担，还敢指责她“你总是很累，脾气也不好……”这难道不是看不见的暴力吗？
他总是以“我太累了”“我的工作让人筋疲力尽”或是“我找不到工作，感觉很沮丧”等虚假借口为由，不去照顾女儿。你认为胡安·巴勃罗逃避自己的责任，是伊莎的错吗？没有人能强迫别人参与孩子的教育。可以说，他是一个“诈尸式育儿”的父亲。
对于母亲来说，这是绝对的暴力。而在其他人看来，胡安·巴勃罗是个招人喜欢的人，没有什么可责备的。
至于他的女儿们，他只是看着她们长大，从来没对她们说过一句重话，从来没对她们吼过，但是他也从未和她们互动过。我把他称为“植物人”父亲。
索菲亚和维森特
几年前两人住在了一起，维森特是索菲亚的初恋。两人都是自由职业者。维森特当时欺骗了索菲亚，但她什么都不说，不想失去他。他们的两个女儿由维森特照顾，但是他告诉她们，在妈妈眼中，比起待在她们身边，工作更重要，幸运的是她们更像爸爸，等等。他总是微笑着说这些话。
维森特后来决定抛弃索菲亚。房子是属于他的。一天，当索菲亚下班回家时，他把她的行李扔到大街上，把她赶出家门，让她带着两个女儿离开。那一刻，索菲亚的世界崩塌了。她带着女儿们回到了自己父母家。
在家事法官的庭审中，维森特申请女儿的监护权，他提出的理由是：“请您理解，索菲亚无法抚养我们的女儿。她在服用抗抑郁药物，是个脆弱的女人。孩子们需要我给她们安全感。她们的母亲住在一间小公寓里，而我有自己的房子，并且已经重建了我的生活，孩子们放学回家时家里总是有人的。而索菲亚做不到这些。”
法官裁定两人共同享有监护权。如今7年过去了，这位父亲还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结局：索菲亚没能重建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大女儿为了躲避父亲而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小女儿得了Ⅰ型糖尿病并有自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