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723年，法国摄政王暴毙，远在意大利的约翰·劳彻底绝望。
这一年，在离约翰·劳的故乡爱丁堡大约15千米的柯科迪小镇上，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史密斯的单亲妈妈有了她的第一个孩子。这是一个男孩，名叫亚当·斯密。在他出生前几个月，他的父亲就死了。
斯密一天天长大，他最喜欢坐在海边的峭壁上，远望商船来来往往。
18世纪的英国，海外贸易体系迅速发展，贸易额大大增加，商船环绕地球航行，给大西洋北部的欧洲商业社会带来巨大利益。当英印富翁（nabob，一般指在印度发财回到英国的人）或种植园主从殖民地衣锦荣归，多半已腰缠万贯，他们拥有的财富是那些当地地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商人是这个时代的经济强者，他们不仅建造了辉煌的码头、宏伟的大船，还控制着大量的金银和信用。
顺应形势，英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运转良好的纸币制度。
支付手段不仅包括金币、银币，还包括英格兰银行和其他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以及本票、境内票据，还有像财政票据和东印度公司债券这样的附息票据。
那时，经济前所未有地繁荣，工业革命已经箭在弦上。
在斯密所处的这个世纪，从1702年到1791年，共有18次经济危机。在这18次危机中，经济每次都会自我复苏，然后上升到更高水平的稳定状态。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经验，斯密觉得，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动调节经济。
1776年，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现代经济学正式诞生。
在斯密看来，自由是最有效率的经济模式。经济体系会快速成长，市场的力量——那只“看不见的手”会对经济成长路径的任何偏离加以纠正。斯密反对绝大多数政府管制经济的行为，认为国家的作用仅仅在于：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侵犯；通过公正的司法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建设并维持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一言以蔽之，政府的角色仅仅是充当私人资本的警察和守夜人，否则将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恶化。
基于“看不见的手”，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他的一系列货币财政思想。
在货币理论上，斯密发展了威廉·佩特森和约翰·劳的真实票据学说。
斯密认为，货币虽然非常关键，方便了产品的流通，但货币本身并不增加社会的产出和财富。因此，货币是中性的，我们只需要一个特定数额的货币来满足商品流通，过剩的部分是不必要的。在斯密看来，银行应主要投资于体现实际生产的短期商业票据，即所谓“真实票据（real bill）”，从而使贸易能够制约信用的供给，限制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由于这些票据是“由真实债权人向真实债务人开发，到期时后者会立即兑付的汇票”，那么银行的负债量就会自动被限制在合理水平上，并根据“业务的需要”自动调节。
在财政思想上，斯密基于“政府守夜人”提出了预算平衡理论。
斯密认为，政府只是“守夜人”，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与“守夜人”相适应的，是政府收支要绝对平衡。斯密竭力主张“量入为出”的年度平衡的财政预算，谴责公共债务和支付公债利息的税收的不断增长，认为自己欠自己的债务，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意义，而政府债务和利息支出所象征的资源，本来可被私人更有效率地用于生产。斯密担心，需要课征较重的税收来支付债务利息，可能诱导商人和制造业主将他们的资本投向国外，因而损害本国经济。在他看来，预算赤字会促使政府挥霍浪费，耗费社会的资本金，贻害子孙。
在货币本位上，斯密坚定地认为黄金等金属货币才是真正的货币。
除了真实票据，斯密还强调，纸币按照固定比价兑换为黄金，也是控制货币过度发行的重要约束。对斯密而言，黄金等贵金属才是真正的货币，纸币则不是，但纸币的出现使得那些原本出于窖藏目的的黄金得到了更为有效率的利用。从单个银行来说，过量发行纸币，会导致银行因挤兑而破产倒闭。最好的办法是，纸币流回银行是因为归还贷款，而非将纸币提现为金属货币。斯密还指出，从整个银行体系来看，纸币的过量发行还会引起金属货币的出口。在《国富论》中，斯密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学说，正是金本位制的“护身符”。
真实票据原则、预算平衡理论和金本位制度，与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一起，共同成为19世纪市场经济的虔诚教条和西方文明的重要支柱。
一个名叫亨利·桑顿的银行家，他是斯密这些理论和学说的忠实拥护者。他注意到，在过了几年相对繁荣的好日子后，似乎总要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场恐慌，扰人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总是不期而至。
很长一段时间里，桑顿对斯密的观点并没有提出异议。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统治多个世纪的波旁王朝和君主制土崩瓦解。
内乱时期，法国大量金银跨越海峡来到英国，大大提高了英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英国的许多乡村银行、私人银行发行了大量新的银行券，刚好为几年前开始的“运河狂热”提供了资金。从1791年至179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80余项运河法案。自1720年《泡沫法案》以来，英国再次出现股份公司的设立热潮。
1792年初，英国贸易与制造业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然而，从1792年11月起，货币市场雪崩，股票市场下挫。次年2月，法国宣布对英国开战，乡村银行遭到严重挤兑。各地商业银行都急忙向伦敦求援，但这一次，伦敦各大银行也被抽干了。随后，运河股价暴跌，投机热潮戛然而止。在这波“运河热”中，与历史上的所有投机行为一样，腐败、诈骗和寡廉鲜耻再次重演了一遍，许多草率的企业和盲从的投资者因此破产。
桑顿的银行也没有逃脱厄运，在破产的边缘艰难挣扎。
财政大臣宣称，如果不采取一些特殊方式恢复政府信用和货币流通，后果将十分严重。1793年4月23日，首相小威廉·皮特召集了11位金融大佬商讨“救市”。他们决定，由政府发行500万国库券给可靠的商人，并以商人的商品为担保。这些国库券是一种由财政部发行、能流通的纸面信用工具，也可在英格兰银行贴现，信用等级很高。而在之前1784年的危机中，主要是通过银行减少货币供给、限制票据数量从而迫使利率上升的方法来阻止资本外逃。
显然，政府也在从危机中学习。
桑顿的危机终于得以化解。在238个贷款申请人中，只有2个最后破产，政府从中盈利4348英镑。事实证明，通过反向操作也可以避免内部经济危机。
自1720年以来，面对各种经济危机，英格兰银行都会有所作为。
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在危机中贴现票据和银行券，有时还贴现流动性较差的资产。作为一家特许股份制商业银行，英格兰银行的反应总是有一些勉强并且带有防御性，甚至偶尔会采取令公众担心的举措。比如，1745年危机中放慢银行券的兑换；1772年有选择地限制贴现；1782年拒绝为一些临时证券垫款；在1793年这次危机中，英格兰银行则几乎“袖手旁观”（金德尔伯格）。
一个世纪以来连绵不断的金融危机给桑顿带来了许多疑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次的危机？如何阻止危机的发生？是应该交给斯密“看不见的手”，还是要求英格兰银行进行干预？桑顿认识到，流通媒介不但包括铸币和银行券，还包括种类繁多的信用工具，比如汇票。即使遵循真实票据学说，也不能保证货币不会超发。一方面，货物是即时交付的，但汇票往往要6个月后才能兑现，这意味着交易链条越长，市场流通中的汇票的数量就越多
；另一方面，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量还取决于银行利率，只要银行利息低于利润率，借款人有利可图，他们就会一直借款，增加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
因此，票据总是存在过量发行的危险，真实票据学说所保证的“自我调节倾向”并不一定存在，货币供应应受到集中监管。他隐约觉察到，经济运行不但会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动将资源调配到最佳状态，经济运行也具有自我脱轨的能力，不断发生经济金融危机。如此一来，“看不见的手”就不止一只，而是有两只！
当桑顿着手研究信用理论的时候，新的危机又开始了，形势更为严峻。
1795年，法国纸币——指券垮台，用于日常支付的货币极为缺乏，那些对英国有债权或信贷的人，都向英国支取以填补缺口。这种游资外流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突然从500万英镑下降到125万英镑。英格兰银行惊慌失措，在政府的许可下中止了钞票兑换硬币。
不久，英国议会下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并举行了听证会。
桑顿作为私人银行家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听证。桑顿认为，钞票、汇票是人们持有的财产，因此信心十分重要。这些银行券（纸币、钞票）的产生源于一个承诺，即保证支付一定数量的“真正货币”（黄金、白银等），本质就是一种债务。桑顿察觉到，银行体系也有等级之分，所发行的银行券信用程度不一，相比之下，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更安全。发生危机的时候，乡村银行（地处伦敦之外，一般较小）会经历挤兑风潮，会向伦敦同行求援，向英格兰银行索取流动性资产。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与私人银行、地方银行的票据存在巨大区别，它有王室和政府的信用做担保，比其他票据更加“真实可靠”。
正因为此，英格兰银行站在信用金字塔的塔尖。
1797年，巴林银行的创始人巴林爵士在《关于英格兰银行成立之考察》中，把英格兰银行对危机中的其他银行提供的借款称之为“最后贷款”。
一般情况下，在储备金损失的时候，银行会削减贷款。桑顿却认为，对英格兰银行来说，这恰恰是个错误的政策。在巴林爵士的基础上，桑顿论述了最后贷款人理论，如果存在信心危机，让英格兰银行增加贷款数量，为银行系统提供所需储备金，会帮助人们恢复信心。因此，桑顿认为，英格兰银行应扮演中央银行的角色，担起整个金融系统的重任。1802年，桑顿出版了《大不列颠票据信用的性质和作用的探讨》一书，对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箱进行了仔细介绍，他讲述了货币总量（流动性）、货币流速与利率之间的相互影响，告诉英格兰银行应如何让货币供给“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比如：
高利率可以防止资本外逃，甚至吸引国外的流动资金。
高利率可以降低货币流速，吸引民众将部分现金存放到银行账户上，从而给经济活动降温；与此相反，低利率会增加货币供给并且刺激经济活动。
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影响现在的利率水平。
非计划的信用收缩可能导致经济萧条。
如果社会已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货币供给的增加将导致通货膨胀；如果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增加货币供给只会促进经济增长。
当然，桑顿清醒地认识到，货币供给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但长期来看是中性的。桑顿也给出了他认为最好的货币发行方法，他认为，货币是为产业和贸易服务的，因此纸币的发行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按黄金储量来决定。桑顿提倡，要谨慎地增强货币供给，以适应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时刻警惕通货紧缩，因为这对经济的打击是巨大的。或许是对此起彼伏的金融动荡心有余悸，桑顿对通货紧缩的担心超过了对货币超发的担心。
桑顿这些充满洞见的理论，对英格兰银行以后的定位和采取的措施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果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桑顿则是当之无愧的“中央银行之父”。英格兰银行暂停兑付的决定延续了二十几年（1821年恢复兑换）。但结果却令人惊讶：英格兰银行没有被挤垮，英格兰银行券事实上成了法定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