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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作为法国的老对手，英国也参加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持续10多年的战争，使英国国库一贫如洗，英国欠下了大量债务。
就在这个时候，苏格兰商人威廉·佩特森提出，可以建立一家纸币发行银行，这家银行除了以黄金为担保发行纸币，还可以在一定的限额内发行以政府证券为担保的纸币。1694年，正是在佩特森的支持下，威廉三世创办了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将公开募集到的120万英镑资本金全部借给政府。相应地，政府每年向该银行支付8%的利息和4000英镑的管理费，利息由“轮船吨数税、酒类税收和关税”担保。同时，议会赋予该银行12年内发行不超过资本金的记名支票特权。这种支票可背书转让，起到银行券的作用。
为了守住这个特权，此后，英格兰银行一直响应政府低息续借的要求。而这些支票后来发展成无息银行券，也就是钞票，即后来的英镑纸币。直到今天，王室仍没有偿还那笔贷款。它不能被还清，因为一旦被还清，英国货币体系将不复存在。
佩特森的真实票据思想和英格兰银行纸币实践，深刻影响到了约翰·劳和亚当·斯密的货币理论，为金本位下的纸币发行和贷款贴现提供了理论基础。
1700年初，在这个资本主义的黎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金融借贷机器。这架机器在英格兰银行的带领下，发行眼花缭乱的国债，创造五花八门的信用。但是，这些债券和信用并没有用于挖掘运河、修筑桥梁，而是用于训练新兵，购买轰炸城市的火药。18世纪的泡沫，大多与某个利用殖民地收益支付欧洲战争军费的方案有关。那些为欧洲无休止军事冲突提供资金的人，也在利用政府的军队、警察和监狱，榨取他人日益增长的生产力。
与法国一样，英国也把眼光投向了美洲大陆，期望通过开发新大陆，解决债务如山的问题。为此，英国还成立了以贩卖黑奴为主要业务的南海公司。
我们可以展开想象：将大西洋、印度洋的奴隶贸易比作一条巨大的债务链，这根链条将伦敦的股票经纪人、尼日利亚的阿罗牧师、东印度尼西亚的潜水采珠人、孟加拉的茶叶种植园及亚马孙的割橡胶者连接起来。在链条的一端，不时出现巨大泡沫，人们总是被轻易地操纵，时常陷入疯狂至极的幻觉。几乎每一个有闲钱的人都会突然相信能够从一些谣言和幻想中赚到钱。
起初，成立南海公司的目的是购买英国国债，即把政府的战争债务转换为容易兑换、低利息的长期证券（股票）。为了鼓励持有人将名下资产转换为公司股票，必须拉高公司股票价格，让投资者获得流动性溢价。
英国人坚信，通过南海计划，伦敦将成长为欧洲重要的金融中心。
当法国深陷泥潭，银行遭遇接二连三的挤兑、密西西比公司股价崩溃、大量贵金属外流时，英国南海公司的股价却扶摇直上。有证据表明，正是法国的冒险者带着大量资金进入英国，从而为这个新泡沫的后期阶段提供了支撑。
追随南海公司的脚步，数不清的股份公司遍地开花，诸如“为私生子建造医院”的公司、制造“永动轮”的公司、负责“装修坟墓”的公司等等。这些公司很快得到“泡沫”的雅号。实如其名，这些泡沫公司如同过眼烟云，有的只成立两个星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各种信贷抵押工具被开发出来，南海公司更是赤膊上阵，亲自为购买股票的投资者提供贷款。
对于南海公司来说，这些股份公司分食了市场有限的资金，实在讨厌。
为了抬高股价，寻求更多资本注入，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努力推动英国议会通过了著名的《泡沫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在权责不明的情况下，建立新股份公司是非法行为。《泡沫法案》下达后，确有部分资金从这些民间泡沫公司撤离，流向挂着“国家”招牌的大型股份公司，其中尤以南海公司为甚。
1720年7月，南海公司股价上升到了1050英镑，这几乎是1月份的7倍。
这时候的英国金融市场，像极了一个胀得发亮的气球。
南海公司终于搬起《泡沫法案》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它就是最大的泡沫。
首先逃跑的是南海公司董事会主席布伦特和其他一些董事，他们悄悄卖掉了自己手中持有的部分股票。最令公众不满的是，他们一边抛售股票，一边却不厌其烦地对投资者宣称：圣诞节时他们将获得高达三成的股票分红，只要大家一直持有股票，他们在未来12年将获得每年50%的回报。南海公司还煞有其事地召开股东大会，无限夸大南海公司在南美殖民地的贸易业绩。
可无论如何吹捧，南海公司股价仍一路走低，1720年9月中旬只剩550英镑。
伦敦的咖啡馆中充斥着各种失落和恐慌的情绪。在维持股价的尝试中，南海公司最终用尽了它的现金资源，并欠下了超过14万英镑的短期债务。
形势大坏，南海公司被迫低声下气地寻求他们的竞争对手——英格兰银行的支持，希望通过英格兰银行发行公司债券应对危机，这可以说是南海公司最后的机会了。英格兰银行是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凭什么搭救自己的宿敌？弄不好还会让自己卷入灾难，海峡对岸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法国皇家银行已是前车之鉴。但在政府压力下，英格兰银行不好断然拒绝，因为南海公司消化了政府大部分债务，于国家“有功”。
谈判的过程费时费力，最后英格兰银行决定以“支持国家公共信用”为由，与南海公司展开合作：英格兰银行同意以首付15%、利率8%的条件认购300万英镑南海公司债券；将其每年持有的价值将近19万英镑政府年金，按400英镑每股转换为南海公司股票，以支持南海公司股价维持在一个所谓的公允价格上。
但这个“债券强心剂”效果并不明显，南海公司的股价仍然“飞流直下”。
尽管英格兰银行勉为其难，救市举措并不成功，但这场空前的金融灾难却无意间成全了英格兰银行的历史地位。私人部门的支持措施用尽后，在政府压力下，英格兰银行发挥了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泡沫虽然会不可避免地破灭，英格兰银行仍获得了稳定的地位，大家开始觉得它可以信任，在英语里也有了“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这一谚语。
1721年8月，政府终于直接出手，收拾南海泡沫这个烂摊子：
第一，免除南海公司国债转换方案中700万英镑的转换义务，但其他借贷不可免；第二，以南海公司股票或认购凭证做担保从南海公司贷款的人，只需支付所贷总额的10%；第三，取消所有认购计划，但已经支付现金的，以300（第一次认购价格）至400英镑（第四次认购价格）的价格支付；第四，剩余的股票按比例分配给各股东；第五，必须在1721年11月1日前登记，否则出售合同无效。
这个方案的解决目标并不是支持南海公司的偿付能力，而是在投资者、纳税人、利益相关者之间重新进行损失和利润分配。
这套建议开辟了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新天地。
随着泡沫的破灭，像法国一样，英国举国上下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算。
1721年1月，下议院决定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调查南海计划中的违法行为。直接负责对南海公司进行审计调查的是查尔斯·斯奈尔先生——一位英国的职业会计师——他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介入查账行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雇佣独立第三方会计师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斯奈尔客观上为英国日后的注册会计师制度树立了楷模，或者说，他就是英国的第一位注册会计师。
不断曝光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南海公司与部分议员间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数量惊人的假账、错账，来源和去向不明的资金……
邮政大臣詹姆斯·克莱格斯畏罪服毒自杀，他的儿子也在不久后死去。
财政大臣艾思拉被逐出议会，关进了伦敦塔监狱，并面临巨额罚款。
南海公司高管的财产也被尽数没收。董事长布伦特约18万英镑的财产被没收，仅留出1000英镑供其生活，而潜逃的出纳员奈特的财产则全部被充公。
桑德兰伯爵、肯达尔公爵夫人、斯坦诺普等贵族虽勉强脱罪，但名誉扫地。
一方面，南海事件使英国社会各阶层蒙受巨大损失，引发严重政治危机，保守思想潜滋暗长。但另一方面，这一事件推动了西欧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挑战了重商主义者对货币的普遍理解，货币不再只是贵金属，而是一种信用记录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新的政治经济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英国来说，南海泡沫带来的破坏要远低于法国。
南海公司并不像密西西比公司那样拥有不可一世的股票发行垄断权。
英格兰银行也没有像法国皇家银行那样滥发纸币。
正如尼尔·弗格森所认识到的：一方面，经过光荣革命，英国国王向民众让渡了部分权力，在经济上给出了可信担保，让英国政府变得可信；另一方面，在金融领域，英国也初步建立了征税机构、英格兰银行、国债市场、议会等，它们组成“四角关系”，相互制衡。这是一个相对完善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正是在这种机制下，英格兰银行开启了它史无前例的进化。
1721年底，英国破产商家的数量开始减少，经济很快复苏了。
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英法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争夺战，在强大的金融资源的支持下，英国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甚至最后推动了法兰西帝国的瓦解。也是从1720年开始，随着纺织品贸易的崛起，英国公司的全球销售额已经超过荷兰。透过强大的金融武器和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大英帝国赋予了英国工业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巨大优势。金融市场、奴隶制、殖民控制、军事化贸易和大量土地的攫取，正是新型工业资本主义破土而出的沃土。
这场惊天骗局之后，英国工业革命悄然而至，前所未有的增长点迸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