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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选择一个时代来成就一名野心勃勃的资本家，那么，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的一段时间，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这是一个没有所得税、没有反垄断、没有有效规则制度、没有工会和最低工资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只有大量未开发的自然资源、无数拓展机会和新技术革命迸发的时代，在自由发展的道路上，所剩无几的障碍均一扫而光。资本家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已经可以主宰沉浮。
石油已经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他们先是将石油用作燃料，然后出现化学加工。1859年仅生产2000桶石油，但到1874年，石油产量已到达1100万桶。大规模机器生产的改进也多半发生在美国。当欧洲的火车头和轮船仍然在用手工打磨的时候，从辛辛那提和芝加哥的屠宰场开始，从一个操作点传送到下一个操作点的大规模现代装配线，已经可以大量标准化地生产钟表、缝纫机、步枪……
在美国历史上，最有钱和最有影响力的资本家，大多产生于这时候，包括杰伊·古尔德、马克·霍普金斯、安德鲁·威廉·梅隆、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利兰·斯坦福、查尔斯·克劳克尔、安德鲁·卡耐基、约翰·洛克菲勒……
这些资本家发迹靠的可不是温情脉脉的谈判，而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他们毫不掩饰地贿赂政客，用下三烂的手段打压对手、欺骗投资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把美国经济带向新高度，同时，他们也组成各种垄断联盟，公开或隐秘地进行不公平竞争，尽可能地剥削、压榨工人……
杰伊·库克也生在这样一个“激情”迸发的时代。
南北战争期间，杰伊·库克曾靠承销联邦政府的债券名利双收。他发明了债券零售机制，运用电报这种新技术，把国债推销到美国北方和西部各州，为林肯政府卖掉了14亿美元债券，为北方胜利和美国统一立下汗马功劳。
1869年，在继续承销政府债券之余，库克参与了一个新项目，也就是著名的“北太平洋铁路”。但是，他的好运气到头了。
这一年，美国发生了著名的“黄金逼仓”事件。
内战时期，为了缓解现金短缺的压力，美国联邦政府发行了大约4.5亿美元无息、不可兑换金银的绿背纸钞。绿钞除了不能支付关税、政府债券利息，可支付一切公私债务，包括政府其他税收。绿钞带来最直接的后果是通货膨胀，接着是旷日持久的黄金投机，绿钞和黄金之间的比价成为市场博弈对象。臭名昭著的金融家古尔德囤积了巨额黄金，使尽一切手段牵制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干预黄金市场，推动黄金价格上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格兰特有所察觉，将国库的黄金拿出来平抑金价时，古尔德则早已清空多头仓位，大赚100多万美元离场。
相比之下，那些黄金空头则遭遇了巨额损失，许多商号破产。
库克就是倒霉的黄金空头之一，为了支付财政部代销证券的利息，他卖空黄金以压低金价。巨额亏损之后，库克的金融地位受到严峻挑战。此后不久，国会启动了信用调查，库克也成为怀疑对象，他的流动性雪上加霜。
这时候，太平洋铁路建设的资金要求越来越多。
国内的资金成本日益高昂，库克只好把目光转向了欧洲，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当时，以美元为面值的美国铁路证券在欧洲市场十分畅销。然而，随着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和德国柏林市场的崩溃，欧洲投资者不但决定暂停投资美国证券，而且开始大量抛售。一位德国银行家说：“美国铁路债券在欧洲市场根本不可能卖得出去，即使是天使签了字也不行。”
1873年9月18日，星期四，杰伊·库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豪宅款待格兰特总统。当天下午两点半，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库克的银行破产。
库克银行当时号称“美国第一银行”，它的倒闭就像一块巨石砸进水坑，立刻在华尔街引发巨大恐慌。接下来，犹如晴天霹雳，克拉克-道奇商行也关了门，纽约、华盛顿、费城的老百姓像潮水一样涌向银行兑换硬币……
两天后，因为清算系统压力，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暂时关闭。
华尔街上，一大群投资者如没头苍蝇般四处乱窜，一心想抛掉手中的股票，几乎不计价钱。一名经纪人夸张地形容，这是“自黑死病以来最恐怖的灾难”。
纽约证券交易所在10天后重新开业，但在接下来的整个冬天，工厂关门、铁路裁员、银行倒闭、薪水减少，人们开始扎紧腰带过日子。1873年底，有5000多家企业宣布破产，其中包括北太平洋铁路以及近50家纽约的经纪商。托马斯·梅隆提到，货币从流通领域快速消失，所有东西的价值都在缩水，“信贷不见了，货币支付的要求势在必行，但是没有货币可以用于这一目的”。
像前几次危机一样，各大银行给出的即时措施是：暂停支付。
这次危机中，清算所发挥了史无前例的作用。
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之前，清算所是银行间相互帮助的重要纽带。纽约清算所成立于1853年，费城清算所成立于1858年。这些清算所通常由一家或几家处于领导地位的成员银行出面管理，有任何金融紧急事件爆发，这些领导银行将是最后一个可以指望的出借人。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没有一家成员银行能够担当重任。于是，清算所就发行一种叫“清算所票据”的东西，这是一种全体成员银行都接受的通货。有人认为，在1857年的恐慌中，如果纽约四五家最大的银行能够在清算所这个框架下精诚合作，共同出手帮助俄亥俄寿险公司偿付债务，美国的商业与信用就能得到拯救。
当时，在纽约50家银行中，大约15家持有纽约几乎所有存款，其中7家拥有存款的70%～80%。在没有最后贷款人的情形下，这7家银行某种程度上直接承担着维护这个国家信用制度正常运转的责任。通过清算所，这时候银行已经能够接受清算所票据（清算所负债）作为支付工具，而不再一定要求货币或银行券。有人认为，这个制度要发挥更好的作用，应辅之以储备聚拢功能，否则，银行在兑付完自己的储户后，在清算中又没有收到现金，就会被迫停止支付。
1873年，为保护迅速耗尽的储备，纽约的银行将储备集中到纽约清算所。
与此同时，纽约清算协会批准纽约清算所发行清算所票据，以应对货币紧缺。在恐慌开始后的几天里，纽约清算所共发行了2000万美元的票据。这种银行间的“人造货币”，以成员银行的共同信用做担保，有能力结算银行间的债务。当然，对于非银行的公众提款，这些票据暂时没有什么用处。但是，这些票据的发行，能够让成员银行腾出更多的现金用于应付公众兑换。
通过这次危机，纽约清算所清晰地认识到了自身的职责。从1873年开始，各大银行已经可以接受清算所票据（清算所负债）作为支付工具，而不再要求必须使用硬币现金或银行券。这个制度的好处，就在于减少了银行间的现金争夺。但是，清算所票据也有一个致命缺陷：其流通性受地域限制，一般只可用于当地，而很难应用于城市间的支付。
在1873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纽约清算所认为，由于美国缺少一个像其他国家一样的重要中央机构（主要指中央银行），相关重要银行就是这个国家在金融危急情况下的最后依靠，国家的繁荣极大地依赖于它们的稳定与健康。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完全袖手旁观。
自发行绿钞以来，联邦政府意识到货币政策的重要性，经常以黄金作为手段调控金融市场。库克公司倒闭不久，《纽约时报》就建议，财政部可以将4400万美元的国库储备以法律招标的形式借给银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出于对华尔街的怀疑，格兰特总统驳斥了这个请求，并撂下狠话，威胁让华尔街自生自灭。尽管如此，面对愈演愈烈的恐慌，联邦政府还是伸出了援手。一方面，联邦政府动用超额准备金，通过黄金平价购买了大约2500万美元债券，向市场提供硬币；另一方面，格兰特总统批准财政部，将2600万美元的库存绿背纸币投放到流通领域，增加货币供给。
不过，政府的努力没有什么效果，许多货币并未到达困境中的银行，而是被囤积起来。格兰特总统自己也承认，这只是道义上的帮助。
1873年恐慌之后，接下来就是一场从1873年持续到1879年的衰退。
在此期间，有4万家企业倒闭，工资水平下降了25%，石油价格跌到了48美分，比运水的费用还低。北方太平洋铁路直到1883年才修建完成。
这场恐慌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之后的美国。
“活期存款是否支付利息”成为争议焦点。
1873年恐慌的一个罪魁祸首是活期货币市场。因为要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所以各大银行会迅速以更高利率把钱借给股票经纪商和他们的客户，这样人们就可以一掷千金地投机于有题材的股票。相比之下，那些亟需长期资金的项目反而得不到融资。当市场崩盘的时候，活期存款往往会首先被挤兑，这给市场带来极大压力。1873年恐慌后，财政部部长敦促银行停止对存款支付利息，并且将抵押贷款限制在其资本金的10%以内。格兰特也试图通过立法程序禁止给存款支付利息。但诡异的是，尽管后来国会通过了相关法案，却被格兰特莫名其妙地否决了。直到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才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中，禁止对活期（30天以下）支付利息（即Q条例）。
产生了波澜壮阔的“绿背纸币运动”。
1873年恐慌及其之后的衰退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觉察到，纸币能和金铸币一样发挥作用。比如，许多农民认为，农业萧条、产品价格下降，是由于货币流量不足，如果货币供给增加，价格就会上升。而货币之所以供给不足，是因为以华尔街为首的银行家垄断了货币权力。这些农民反对撤回绿背纸币，反对恢复硬币支付；他们呼吁联邦政府负起发行货币的职责，直接向“人民”发行信用货币，扩张货币供给；他们反对私人银行发行纸币、控制信贷；他们要求联邦政府对经济积极干预，保护弱势人群。尽管1879年《恢复硬币支付法》生效后，绿背纸币运动有所衰落，但由官方发行纸币，进行市场干预，加大货币供给等精神却长存，并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崛起，成为今天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德国一样，危机加速了美国资本垄断。
危机中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或破产，大企业的兼并得以提速，形成前所未有的资本集中。1870年成立时，洛克菲勒石油公司炼油总量只占美国的4%，到了1879年已控制90%。1900年，各种托拉斯控制了美国50%的纺织业生产，54%的玻璃制造，60%的纸张和书本生产，62%的食品生产，72%的酒类生产，77%的有色金属生产，81%的化工生产，84%的钢铁生产。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发展，是原先彼此分离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日益被金融资本贯穿。1890年，美国国会出台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是美国第一部反垄断法案，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授权联邦政府控制、干预经济的法案。根据该法案，凡以托拉斯形式订立契约、实行合并或阴谋限制竞争，旨在垄断商业贸易的行为，均属违法。
摩根财团逐渐成为19世纪末美国金融的中流砥柱。
像往常一样，总有一些人从危机中获利。杰伊·古尔德狠狠地捡到了一批便宜货。库克也幸存了下来，在日后的投资中仍取得了成功。皮尔庞特·摩根的生意不仅毫发未损，还趁乱赚了100万美元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库克的破产为摩根财团崛起提供了可能。皮尔庞特·摩根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开始以领袖身份自居。在确保自己的公司万无一失后，他不失时机地站出来表示：我们热切期望阻止灾难蔓延。摩根财团一夜间脱颖而出，占据政府融资的“头把交椅”，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在皮尔庞特·摩根的带领下，摩根财团试图承担起非官方中央银行的职能，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信誉，从英国引入资金，以缓解货币收缩。接受摩根财团现金的机构除了众多商业公司，也包括大批银行。
日后，摩根财团一再充当重要角色，将华尔街从恐慌中一次次解救出来。
经济萧条并不一定全是坏事，就像约翰·斯蒂尔·戈登所言，这场经济萧条迫使美国公司为了生存而提高效率，泡沫被挤出了经济循环，资源向强者手中聚集。更有意思的是，在这场危机中，欧洲人伤痕累累地从美国撤退了，美国人则以较低价格买下了那些证券。结果，美国既修成了铁路，又拥有了这些证券及其收益。当经济重新开始扩张的时候，美国经济体的免疫力变得更强。19世纪70年代大萧条之后，美国经济开始显露现代特征。187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没有一家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公司”。但到1900年，“工业股票”已成为华尔街市场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