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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走在时代观念之前，这些观念就会紧随并支持你们。
如果你们走在时代观念之后，它们便会拉着你们向前。
如果你们逆着时代观念而行，它们就推翻你们。
拿破仑三世的这段话生动描述了19世纪中期的世界形势。在历史学家看来，19世纪50年代的繁荣，标志着全球工业经济和统一世界的基础奠定完成。在接下来的60年代，工业经济挟裹着资本主义、自由思想席卷全球。一连串的战争、冲突和自我革新之后，世界再也回不到过去的时代。在这个年代，世界经济和政治词汇里多了一个新词——资本主义。
这是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10年，一个为自由让步的10年。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依附于大英帝国棉花工业的日子一去不返；在与邻国的战争后，南美巴拉圭被迫从自给自足的经济中走出来；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很快成为当时工业集团中唯一的非白人国家；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火烧圆明园等事件，骄傲自大的清政府也开始接受西方的“奇技淫巧”。
在欧洲，所有大国都发生了彻底变化。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和低地国家已经实行议会制度；克里米亚战争后，沙皇坚硬的专制外壳破碎，出现了解放农奴和一连串的革命运动；法国完成了华丽转身，从一个手握木犁的农业国家，摇身一变，成为钢铁与水泥的国家，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经济增长，法国政府的管理制度也日益“自由化”；哈布斯堡王朝干脆放弃统治，意大利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新兴大国，并跻身世界工业强国行列。
只不过，在资本的凯旋时刻，正式主持资本秩序的人物，在法兰西是一个冒牌皇帝，在英国是一连串的地主贵族，而在一盘散沙般的德意志，则是普鲁士一位极其反动的乡下贵族。
19世纪60年代，欧洲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德意志的统一和崛起。
在德意志普鲁士，自由派国会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时常与国王、贵族产生严重对立。然而，1862年，保守的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王国首相。在他看来，重大问题不是议论和多数人投票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通过铁与血的斗争。俾斯麦绕过国会，把拒绝征税的国会置于不顾，并在1864年到1871年，接连发动了针对丹麦、奥地利、法国的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1848年到19世纪70年代，是经济增长、政治发展、技术进步的典范时期，自由主义的基础看起来是那样坚不可摧，只要稍加改进，似乎就可以持续到无限的未来。然而，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破坏、颠覆了这个基础。
1871年1月，普法战争结束，威廉一世加冕为德国皇帝，俾斯麦任首相。后者十分清楚，与自由主义拼死对立，无法保住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而必须与自由主义者周旋，从中寻找机会，使他们为自己服务。
作为一个老到的政治家，俾斯麦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这个机会。
普法战争之后，根据随后的《法兰克福和约》，法国不但要向德国割让重要工业区阿尔萨斯、洛林东部和梅斯要塞，还要分3年支付50亿法郎赔款。
这笔赔款数额之巨前无古人。
而这时候的德意志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巅峰。一个技术进步的时代，一个刚统一的国家，一届强有力的政府，一位不可战胜的铁血统治者，还有50亿法郎的贵金属。当柏林政府把这些钱分批投入流通领域时，乐观情绪立刻被点燃，新成立的公司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柏林，不到两年时间就有50家银行成立，这些银行主要从事地产投机业务。在普鲁士，仅1872年就创建了约500家新公司，这些公司的股票被疯狂抢购。对于企业家来说，从没有比19世纪70年代初更令人兴奋的发展期了，这是德国著名的“企业振兴”年代。与德国关系紧密的奥地利，金钱和政治权力结合得更为紧密，工商业发展突飞猛进，创新公司热潮一波接一波……
为了获取更高收益，许多投机者更是大力加杠杆。
投机狂潮一时间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一首讽刺诗这样写道：
犹太人在炒股票，基督徒在炒股票，小商贩和作家在炒股票，旅店店主和代理人在炒股票，律师和抄写员在炒股票，孩子和女人在炒股票。
大量欺诈活动出现。一些皮包公司把自己的项目吹得天花乱坠，不少股票经纪人买通新闻记者，向中小投资者推销不靠谱的股票……
这些不断蔓延的投机狂热和欺诈行为，政府部门一清二楚。但他们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经常与骗局联系在一起的狂热。帝国政府秘书吕克解释说：“政府不能妨碍傻瓜们去花钱。”
显然，这种超级繁荣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
库存量在缓慢增加，工业贸易利润不断下降，货币变得越来越紧缺……
出人意料的是，危机并没有始于德国柏林，而是奥地利的维也纳。
1873年5月5日，在维也纳证券交易所，几乎没有任何预警，投机性股票突然下跌。5月10日，维也纳证券交易所破产。通过电报，德国的柏林、法兰克福等金融中心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乐观主义情绪一下子无影无踪，恐慌像秃鹰一般盘旋在欧洲上空。在德国，奎施托普联合银行率先倒闭，接着一连串的新公司走向毁灭，整个德国的破产法庭忙得不可开交。1874年初，德国有61家银行、11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4家铁路公司破产。
与英国不一样，在这场风暴中，德国和奥地利都没有最后贷款人。
在奥地利，犹太家族罗斯柴尔德发挥了一些作用：一方面，他们联合奥地利国民银行有选择地拯救了土地信贷银行；另一方面，则任凭货币不断紧缩、局面不断恶化。同时，奥地利国民银行筹集了2000万基尔德的担保基金，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拯救委员会，以支持弱小银行和公司，但这些措施作用微小。
在德国，犹太银行家布莱施罗德预见了崩溃，并警告俾斯麦，维也纳市场的崩溃将影响柏林。但当时的德国自由主义盛行，他们甚至没有拿出一个具体的救援方案。俾斯麦内阁不少部长是自由派，他们仍保持对自由经济的信心，认为只需假以时日，经济就可以自动恢复。在这场崩溃中，俾斯麦的政治伙伴卡多夫面临破产威胁，而他所能求助的，却只有布莱希罗德、弗里登塔尔等私人银行家。
不可避免地，这场崩溃演变成了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萧条。
公众普遍认为，这次危机源自市场投机和欺诈行为。以俾斯麦为首的保守派迅速将矛头对准英国曼彻斯特式的自由经济主义，认为自由派和犹太人应对国家的困境负责。1873年后的德国，无论形势是好是坏，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总是心存质疑。对俾斯麦来说，这场危机却是他给自由主义者当头一棒的契机、借此机会，借助各种经济利益集团的力量，他提出了一系列改变政府自由政策的要求。
实施贸易保护主义。1876年，德国成立工业家联合会，开始向政府施加压力。随着农业在世界竞争中的败北，原先主张自由贸易的农业界也发出抵制外国农产品的呼声。俾斯麦刚好顺势而为，让正在航行中的德国经济大船驶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航道。他称，不能让自由贸易的梦想把德国引入歧途。拥护自由贸易的官员纷纷挂冠离去。在德国议会中，出现了以保护关税为宗旨的“国民经济联盟”，贸易保护主义者逐渐占了多数。1879年，议会以压倒性数量通过了保护关税法。
推动大量垄断集团。这次危机加强了生产的集中。在德国，自1873年危机后，各个行业都在加速卡特尔化（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在市场、产量和价格方面达成协议），卡特尔数量从1879年的14个增至1905年的385个，小到别针、皮鞋，大到钢铁、煤炭，垄断成为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一些卡特尔还发展成为拥有统一销售组织的辛迪加（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比如1893年“莱茵-威斯特法伦辛迪加”就集中了该地区产煤量的86.7%。一些工业部门还形成了更高级的康采恩（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克虏伯公司就是一个集采煤、冶金、机器制造和军火生产于一身的巨大组织。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政府在处理危机时就没有抓手。1875年，德国通过银行法，普鲁士银行改组成帝国中央银行，其他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受到限制。工业迅速集中，引起银行资本的集中。到1909年，德意志银行、达姆斯塔特银行等9家大银行占有资本113亿马克，为德国银行资本的83%。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又相互融合，1903年，柏林6家银行的经理和董事代表银行参与了751家企业，51家最大企业的工业家又是这6家大银行的监事会成员。
危机过后，德国走了一条与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资本主义不同的道路——莱茵模式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市场只是一个繁荣经济的工具，目标却带有社会性质，利益集团间倾向于合作而不是竞争，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更强调政府的干预和导向作用，而不是市场的力量。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为德国、日本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效率和增长，也带来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起初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长期以来，在处理金融危机方面，英国政府及英格兰银行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处置机制。1873年，英格兰银行共24次调整贴现率，以免受奥地利和德国金融危机的折磨。到1873年11月，英格兰银行贴现率高达9%，有力阻止了德国人提取普法战争中赔款的剩余英镑。不过，迟到的危机仍然在1879年抵达。因为负债累累，英国格拉斯哥银行、西英格兰和南威尔士银行相继宣告破产倒闭。1880年以后，英国金融资本开启资本输出的历史进程，有计划地逃离英国工业生产，去往美国、印度等地方寻找机会。
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到来，工业资本主义演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地球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动态实体，经济历史演变成世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