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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21年对南海泡沫的处置中，英格兰银行开始不由自主地发挥公共职能。
1793年，从桑顿开始，英国人就不断争论英格兰银行是否有公共义务。
伴随工业革命前进的步伐，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发生了一连串的金融危机：1825年、1836—1837年、1847年、1857年和1866年。繁荣和萧条轮替的戏剧性变化，支配着和平时期英国的经济生活。那时候的实业家们普遍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如果不是犯了特别的错误（例如过分投机），便是由于外界力量干扰，人们并不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任何缺陷。
不过，人类天生就具有冒失健忘的本性，反复犯错和忘记错误的速度往往远超预期。若要说人类能从过往的金融危机中学到什么，那就是什么都学不到。
大部分危机发生前都有一个显著特点：银根宽松，信贷充盈。
比如，在1825年危机前的几年里，英格兰银行把再贴现率降低到了4%。在英格兰银行的推波助澜下，全英国的银行都产生了“不节俭的金融行为”。19世纪30年代，在收到东印度公司的特大存款后，不计后果地把它们用于新的再贴现业务，促成了银根空前宽松。19世纪40年代，在铁路大发展的背景下，英格兰银行把再贴现率一度降到了2.5%，并以抵押物的“宽泛定义”发放短期贷款。19世纪50年代初，世界黄金大发现推动了新一轮的货币宽松，土地、铁路和采矿等出现过度投机。19世纪60年代，维多利亚王朝处在鼎盛时期，黄金储备处于前所未有的良好状态，全社会普遍看好经济，再贴现利率和渠道丰富多样。
大部分危机都与金融创新息息相关，这进一步推动了货币宽松。
19世纪20年代，英国把汇票的有效期从65天延长到了95天。1830年，英格兰银行批准证券经纪人开立再贴现账户，此举被认为可改善货币市场的运行19世纪40年代，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推动一种叫作股票认购凭证的东西风靡市场，这种凭证的认购者只需先支付总价款的1/10，余款等到铁路开始修建时才会“催交”。19世纪60年代，流动性较差、利润较高、信用可疑的次级票据（被称为“有毒资产”）备受市场青睐，推动货币市场基金成倍增加。
大部分危机的触发点也很相似：信贷紧缩。
1825年初，英格兰银行发现了一些问题，便设法通过拒绝再贴现加以纠正，于是，恐慌开始蔓延。1837—1838年，在美国金融恐慌的影响下，英格兰银行先后多次拒绝英美贸易商行的再贴现请求，最终迫使它们走上清算程序。1847年，英格兰银行在意识到自己的黄金储备面临威胁后，开始提高再贴现利率，并且强制规定越来越苛刻的再贴现条件，直到票据不能再贴现或者说不能用一流证券融资为止。1866年，面对黄金储备的减少，英格兰银行将再贴现利率提到了10%，并且在这个水平上维持了3个月，大量银行不得不宣布破产。
100年后，海曼·明斯基提出了著名的金融不稳定假说，经济体系本身就内含金融的不稳定性，而货币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导致经济的崩溃。
在此基础上，金德尔伯格提出了一个金融危机模型。金融危机始于宏观经济体系的外部冲击，在超额利润的驱使下，吸引众多投资者进入相关行业，导致投机者过度交易和信贷资金过度扩张，这种投机狂潮往往会在多个市场、多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传导、蔓延。然而，当信贷紧缩、价格偏离、利空消息等出现时，就像本·伯南克“金融加速器模型”所描述的，投资品价格下跌—财务状况恶化—企业股价下滑—债券发行困难—银行抵押资产缩水—不能获得新的资金—股价进一步下滑—资金链断裂，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企业贷款难以收回，抵押资产价格缩水，银行的风险被放大，随之而来的挤兑迫使银行也面临破产风险。金融加速器模型见图2-2。
在金融危机中，货币和信贷扩张不仅是“助推器”，还逐渐成为“发动机”。随着金融的影响不断深化，金融对经济的作用由“适应性”转变为“主动性”，而不可兑换信用货币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得金融对经济的作用则由“主动性”转变为“先导性”。在日益虚拟的经济体系下，货币和信贷的过度扩张往往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因此，货币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正是这个瞩目的焦点。
在历次危机中，英格兰银行既是危机的制造者、参与者，也是终结者。
图2-2 金融加速器模型
面对此起彼伏的危机，英国人对英格兰银行公共功能的认识不断加深。
19世纪初，桑顿对最后贷款人做了全面阐述，认为在流动性短缺时，英格兰银行就应缓解货币供给压力。1825年危机期间，托马斯·乔普林表示，英格兰银行应该增发银行券以补偿货币在流通中出现的损耗。19世纪40年代，白芝浩已经认识到，通过快速发行货币，应对货币需求突然大幅增加，“没有任何不妥”。
英格兰银行最终明白了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格兰银行拒不采纳理论家们的建议。但19世纪初，英格兰银行开始主动采取行动。在1825年至1866年的历次危机中，英格兰银行与政府亲密合作，采用了各种方法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包括接受股票作为抵押、购买国库券、发放国库券抵押贷款、对再贴现有求必应、发放大量汇票抵押贷款等。
并且，英格兰银行学会了如何娴熟地处理这一切。它终于明白：
第一，最后贷款人是现金的终极来源，这个角色通常由中央银行来扮演。
第二，中央银行应向整个市场提供流动性，而不是帮助个别企业（银行）。
第三，中央银行可以无限量地供应货币，但必须逐步提高价格。
第四，匿名向市场供应货币，不受商业竞争影响或者不介入利益冲突。
第五，预先让市场知道行事方式（事先承诺），提高救市效果。
伴随英格兰银行的改进，商业银行逐渐学会了谨慎。在系统遭到冲击时，表现再好的银行都可能陷入困境。19世纪中期起，谨慎已经成为银行的代名词。那时候的银行家已经明白，冒险是经商的关键，而谨慎，是银行生意的命脉。
政府与监管的作用逐渐突显。在历次金融危机中，政府都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甚至直接出手。这让现代人十分惊讶，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自由放任时期。推动现代股份制银行，制定《银行特许法案》，在危机时期暂停执行《银行特许法案》等。在历次行动中，政府并没有“一刀切”，而是给予英格兰银行和商业银行充分的选择权。
从1866年开始，英国迎来了一个长达100年的金融稳定时期。其间，英国虽然也时常遭遇金融恐慌的威胁（比如1873年、1890年、1914年），也有银行倒闭，但那是因为它们确实应该倒闭。在这100年时间里，英国经历了一个经济增长和衰退、通货紧缩和膨胀、战争和不同汇率制度交替出现的时期，但英国总体上保持了一个稳定的经济金融秩序，也没有出现严重的萧条。
以英格兰银行为中心的危机解决方案，就是在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政府负责制定游戏规则，英格兰银行提供并保护市场流动性，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金融环境，各市场参与主体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这套方案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各银行都明白应该怎么做，并且有自己谨慎的做事方式。
第二，英格兰银行学会了如何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
第三，政府营造它认为适当的监管环境。这套方案也成为许多西方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