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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农业不稳定（如歉收）是欧洲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
但在英国，至少从1790年代起，制造业领域以及财政金融部门就开始不断发生波动和震荡。1830年代，人们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种波动是有规律的，是一种周期性现象。1820—1840年，英国金融危机频繁发生。比如，1837年美国发生的恐慌，也给英国带来了“长期痛苦的后果”。
每次危机发生的情况如出一辙——前期经济扩张、物价上涨，后期价格普遍下跌、经济衰退；繁荣期黄金流入银行，萧条期又大量流出银行——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在1825年和1839年分别降到了100万镑和250万镑。这些黄金很多都流向国外，还有一些则被民众贮藏。在这一连串的周期性危机中，英格兰银行的做法广受批评——它总是在危机出现数月后才开始采取措施，而且没有明确指导原则，在防止黄金储备外流时，它滞后的动作，如提高贴现率或在公开市场出售国债或停兑，并没有使经济好转，反而加剧了经济衰退。
针对英格兰银行的职责以及它在货币发行中应该遵循的原则，沿着“金块论战”的思路，英国产生了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彼此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这次辩论的最终成果，是1844年英国国会出台《银行特许法案》。
在时任首相罗伯特·皮尔的推动下，该法案充分体现了通货学派的论点。
根据该法案，英格兰银行被分为两个部分：发行部和银行部。
发行部专职纸币发行。发行部只能发行有担保的纸币，其中以政府证券做担保的信用纸币发行限额为1400万英镑，超额部分必须以金银作为储备。不允许新办银行发行纸币，原有的其他银行也不能增加发行额。那些停止发行或自愿放弃发行权的私人银行，必须将其发行业务转移给英格兰银行发行部。
银行部仍从事商业银行业务。银行部必须像私人银行一样运营，即持有一定量的硬币准备，以满足存款人的需要，并可以通过票据再贴现拆放资金。银行部的再贴现利率主要取决于“准备金”。
按照当时的理论设想，如果进口需要黄金，可以拿纸币到英格兰银行发行部兑换，这些纸币就会退出流通，这样一来，市场货币供应量减少，就会引导物价下跌，推动商品出口，增加黄金输入，因此，市场可以实现自动稳定。某种程度上，该法案也可以阻止银行任其黄金储备减少，保护纸币的可兑换性。
法案颁布的时间，刚好是英格兰银行成立150周年的日子。
历经150年的探索，英格兰银行终于从一家为国王和政府服务的私人银行，蜕变成为一家带有强烈公共色彩的中央银行。
但是，麻烦将很快到来。
英格兰银行要真正成为成熟的中央银行，还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1847年，英国再次爆发金融危机。
这次金融动荡混合了农业、工业和资本时代的特征。
先是1846年的农业危机。农产品歉收，粮食、棉花等原料价格上涨，工人和农民只得把更多收入份额投入农产品，工业品消费能力萎缩，随后出现生产过剩。对此，英国政府已经有所察觉。1846年，首相皮尔看到了“马铃薯歉收的阴影”，提出取消《谷物法》，废除关税保护政策，增加谷物进口，这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胜利，但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为进口粮食花费了大量贵金属，英国黄金储备外流。之后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导致大批投机商破产。
接着，1847年初，英国铁路投机狂热戛然而止。19世纪40年代，英国每个工业区都在拼命建筑自己的铁路线，而且不计成本。1843年1月到1845年8月，铁路股价几乎翻了一番。在当时，个人投资者只要支付一笔很小的定金，就能够认购股票。这种认股权证成为市场上投机炒作对象，这种金融创新加大了杠杆，推高了股价。1845年秋天，铁路股价格开始下跌，到1850年4月，总共下跌了57.5%。在此后几十年里，低回报成为英国铁路业的一种常态。
莫里斯·阿居隆说，这场危机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危机，即生产过剩和投机引发的危机；另一种则古已有之，即歉收和食品匮乏引发的危机。
这个时候，《银行特许法案》意外地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法案颁行前，英格兰银行必须保留充分的总准备金以保证纸币的可兑换性和存款人提取。但在新制度下，以政府做担保的信用货币数量被限额。发行部的储备只能用于保证纸币的可兑换性，而银行部的准备金则只能用于满足存款人取款之需。在《银行特许法案》下，英格兰银行的调控能力实际被削弱了。
1846年农业歉收以后，英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外流。
发行部的黄金储备从1847年1月的1300多万英镑下降到4月的900万英镑，纸币的可兑换性面临威胁。银行部的准备金下降的速度更快，从1847年1月的1030万英镑下降到4月的310万英镑。市场中，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则从1846年9月的3000万英镑减少到了1847年4月的约2300万英镑。
首先，出于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企业和家庭消费能力萎缩。人们更愿意持有现金以备不时之需，市场流动性降低。1847年，国内消费额只有1845年的75%，兰开夏等地大量工人失业。但在法案之下，英格兰银行发行部无法增发超额纸币，导致经济危机因流动性短缺更加恶化。
其次，英格兰银行一再提高再贴现率，从1846年9月的3%提高到1847年4月的5%。1847年10月，银行部的准备金减少到了仅剩200万英镑。尽管发行部这时仍有多达600多万英镑的黄金储备，但根据法案，银行部无法动用分毫。
法案虽能降低纸币不可兑换的风险，却会增大银行部的存款风险。
《银行特许法案》表明，立法有可能导致意外后果，上一次的救市行动很可能引发或助推下一次的恐慌和危机。
1847年10月25日，英格兰银行公布了英国首相拉塞尔勋爵和财政大臣伍德给英格兰银行的一封信，宣布暂停实施《银行特许法案》，授权英格兰银行“扩大再贴现和短期贷款业务”。一方面，允许英格兰银行增发一定数量信用纸币；另一方面，允许英格兰银行将发行部持有的黄金储备用于满足银行部的需要，并允许英格兰银行动用准备金扩大信贷额度，实施贷款展期，但利率不能少于8%。
这封信可谓立竿见影。一位名叫塞米尔的银行家表示，“那些上午发来通知要求取款的顾客马上就告诉我们他们不需要钱了，他们只是出于谨慎才发出取款通知的”。从那天起，信心缓慢恢复。11月6日，银行部准备金增加到了230万英镑，到12月25日，增加到了840万英镑。
这场全国性的金融恐慌就这样结束了。
1847年英国的商业危机之所以能够很快平息，英格兰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采取的行动功不可没，因为它瞄准了具体的问题。每次危机都有自己的特点，危机不可能根除，在发生危机时，干预有着一定用处。
在之后的1857年和1866年，法案再次被暂停实施。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述：这个法案的暂停执行，在各个地方都起了解救的作用。法案的暂停实施还使公众产生这样的心理预期：在英格兰银行陷入困境的时候，政府一定会出手援助。这减缓了民众恐慌情绪的蔓延，有助于经济的稳定。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英格兰银行发行部专门负责调控市场上票据、债券和纸币的数量，进行银行间的清算，这些都是今天中央银行的业务。相比之下，银行部的商业银行业务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并日渐萎缩。
而《银行特许法案》的数次暂停实施，以及英格兰银行在危机中的行为，奠定了今天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关系的基础。
此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制度，很大程度皆源于英国当时的做法。
经济恶化的主要原因不是信用崩溃，而是货币紧缩。正是在这次危机中，英格兰银行开始认识到，相比阻止银行挤兑、避免信贷危机，它更重要的功能是保护货币供给，防止恐慌引起的货币存量减少，防止危机导致经济萧条。
当然，英格兰银行坚持认为，它虽然有责任制止恐慌蔓延，但它没有责任消除经济、政治、军事等问题带来的危机。19世纪70年代，沃尔特·白芝浩在他的《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中对此表示赞成，最后贷款人的存在不是为了阻止“不好的收成、公司倒闭、银行破产”等产生的危机和恐慌，而是将冲击带来的影响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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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50年开始，新一轮的周期性增长重新启动。电报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海底电缆掀起铺设热潮，英国和欧洲大陆、美国之间的联系瞬间变得快捷；用煤作为燃料，安装螺旋推进器的轮船也在这时进入全盛时代，从纽约到利物浦的最快纪录短至9天17小时；英国修建的铁路已达1.1万千米，并开始用于大规模对外投资，美国、印度、法国是主要投资地。这是一个黄金时代，英国国力达到巅峰，海底电缆、远洋轮船和四处延伸的铁路，前所未有地拉近了世界的距离，世界贸易急剧扩大。19世纪50年代，世界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额是此前的2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