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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对于年轻的马明哲而言，意义非凡。
1986年夏天，马明哲第一次坐轮渡到香港，去面见当时被蛇口人看作“神”一样难以见到的、时任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推销自己的保险公司设想。
作为蛇口区一名普通的社保公司干部，马明哲尽管已经实现人生的超越，但是和蛇口的掌舵人相比，马明哲彼时只能高山仰止。
1955年底出生的马明哲，祖籍吉林，父亲是军人，马明哲随父南下广东湛江，而母亲属于归国华侨。马明哲的人生轨迹极有典型意义：生于抗美援朝结束后，成长于三年困难时期，读书时赶上了“文革”，上过山下过乡，当过知青。
但是，马明哲不走寻常路。
在那个汽车极为稀缺的年代，他居然学会了开车。医生、司机和猪肉佬是那个时代的“三大宝”，司机的身份让人眼热。
“开车是个辛苦的活，而且经常要为建设工地拉炸药，很危险，很多人都不愿意干。我却喜欢。”马明哲表示，“当时世界是封闭的，我却能开着车跑到广州、佛山、番禺、韶关，看到外面的情况。”
不过，马明哲并没有止步于司机。
平安的内部刊物《中国平安》记载了一个他的小故事：“我小时候读书没机会学英语，但是英语非常重要，怎么办？学，不懂就问。20多年前，我从26个字母学起，把《新概念英语》里近万个单词，都记在一张张小卡片上，一张卡片记10个单词，10张卡片一小捆，每天带几捆在身上。后来，一捆捆卡片装了一个大纸筐。当时，谁问我哪个单词在《新概念英语》第几页第几行，我都可以大概告诉他。”
知青返城潮中，会开车的马明哲回到了湛江地委公交系统政治部，以工代干，有了干部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到了1983年，马明哲转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蛇口工业区。
1983年，尘土飞扬的蛇口，发生了几件大事。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蛇口；4月，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由民意推选的15位候选人进行答辩；5月，袁庚忙着处理工业区内港资企业凯达厂的劳资纠纷。
这期间，或许只有少数人注意到了初来乍到的马明哲。
1985年，蛇口工业区社保公司成立。1986年，马明哲已经由社保公司经理助理升任副经理，主持社保公司工作，这是马明哲主创平安保险公司的起点。
此时的马明哲已经接触到了商业保险，“当时国家法律规定所有在华的外资企业都必须买保险。但那时候中国保险业刚刚恢复，提供给所有外资企业的保险只有一个产品，而且价格贵、服务态度差。社会又有需求。我便下决心搞一个保险公司”。
1986年，马明哲从招商局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寻找到了机会。
面见袁庚，成为马明哲的又一次鱼跃。
“小马是哪个单位的？我见过，面熟。”见面之后，笑眯眯的袁庚试图让马明哲轻松下来。马明哲则把准备多日的关于重操旧业、创建一家现代商业保险公司的必要与前景，表述得简明扼要。而有实干家之称的袁庚很是赞同。
“袁董，你写信，我去跑。”灵机一动的马明哲抓住了机会。
随后，袁庚给当时国务院财经小组副组长张劲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副行长刘鸿儒等写信，希望能够延续保险招商局百年的薪火，成立一家新的保险公司。
“一可为蛇口工业区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的道路。”袁庚在信中写道。
未成曲调先有情。
1987年的一天，香港太平、民安两家保险公司递过来的名片启发了开始筹办新公司的马明哲，这家将要成立的保险公司被以“平安”命名。“平安”二字正合传统文化，暗扣保险理念。此后，营销口号“中国平安，平安中国”让这家公司占尽口彩。
不过，即便怀揣袁庚的亲笔书信，申请牌照之路也并不平坦。多次被驳之后，马明哲决定直闯中南海找张劲夫。临行之前，招商局北京办事处的人一本正经地告诉马明哲：“到了中南海，可千万不要随意停留，也一定不要把手揣在兜里。否则，很容易会被当成特务，藏着的机枪就会伸出来！”
马明哲信以为真，于中南海始终战战兢兢，亮着双手，不敢稍有停留。
这成为艰难申请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
见张劲夫的经历，让马明哲印象深刻。
“也许是天意，领导接见了我这样的小人物，张劲夫当场就批示我的建议（设立新保险公司）可行。我着急地问，是否可以由我直接带回去；他说，这东西怎么能带呢？”
1988年3月21日，马明哲们的奔走
终有花开。中国人民银行同意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受当时政策所限，招商局集团不能直接“露面”）和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出资49%和51%，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注册资本4200万元。
这一张牌照于当时极为珍贵，不仅成就了中国第二大保险公司未来的路，而且第二批新牌照的批准要等到8年之后的1996年。
马明哲认为，平安之所以能够获得牌照，是占了天时、地利与人和。“首先是改革开放提出外商来投资的需求，这是核心，没有这种需求国家是不会批准的，这也是所谓的天时；而深圳作为特区有地利之优；我以招商局重操旧业为理由，打动了袁董，并获得支持。”
4月15日，平安赚取了第一笔保费43998元。
5月27日，平安开张。马明哲开始了中国保险史上一段著名的“马氏传奇”。
对于袁庚，马明哲感恩备至。对于网上流传的，马明哲曾为袁庚司机，因此受到额外恩惠的传言，马明哲幽默地谦虚道：“袁董那时候就是个神啊，能在电梯遇到都是荣幸。我在上山下乡时确实做过司机，这在当时还是选拔去的，但我哪里有给袁董做司机的荣幸？”
平安保险成立前一年，即1987年，招商局下的另一家金融机构——招商银行成立。人们曾如此描述这两家深圳金融机构的“穷”出身：“蛇口中心区的招商路不过数百米，马路南头，招商大厦敦敦实实地盘踞着，招商银行在一楼，像个现在的支行；马路北头是平安保险，也在一楼，像个专卖店或事务所。”
马明哲就职平安第一任总经理。在招兵买马的过程中，有很多来自原人保的科长、处长掰着手指头算了算马明哲的行政级别：“哎呀，他马明哲才顶多是个科级干部嘛。”
不过，成立之初的平安获得了部级领导的敲打——成立之际，陈慕华还通过其他人特别转达一句话：“希望把平安办成改革的产物，而不是改革的对象。”
此后的20年，平安借外资，用洋人，搞股份制，做员工持股，坚持金融控股，尝试海外上市。马明哲善用他山之石的本领有口皆碑，他那句“有桥就走桥，没必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过桥论”，成为不可复制的业界经典。
创业之路，筚路蓝缕。
1988年平安刚刚成立之时，计划经济体制刚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改革开放尚处于初始阶段，整个国家的政策法规、人民意识、社会环境都较落后。不要说是平安，甚至有不少人都不知保险为何物。保险业务员外出销售保险，对方还以为是卖保险箱的。
这样的笑话不仅平安遭遇过，很多恢复国内业务之后第一代的保险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对于平安而言，打开局面更难。
彼时，整个商业保险市场刚起步不久，人保还处于独家垄断的状态。对于初来乍到的平安，深圳市一位公安局局长觉得非常不可接受：“怎么可以有两家保险公司呢？如果有两家公安局，谁管谁啊？”
不过，平安硬是“虎口夺食”。
平安“经营方式比较灵活，业务发展很快”，成立后7个月的保费收入就为600万元，至1990年已经达到5962万元，增长了近9倍。
这背后的秘诀其实也简单，彼时的平安洋溢着一种创业的精神。
孙建平（后曾担任平安产险副总经理）回忆，到平安报到的第二天，深圳代理处的主任孙兵（后离开平安，曾出任新华人寿总裁）指着窗外的国贸高楼，说：“这半个月先跟着我跑。我们这半个月的任务就是摸情况，从51层深圳房地产公司开始，一直到最底层。”
再如孙建一，来平安之前，孙建一已经是武汉人保的一位年轻的副总，但是到了平安就从业务员做起。
马明哲亲眼见，当时财务部一位20多岁的经理，拿出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和信封冲孙建一说：“哎，老孙头，帮我寄封信。”孙建一应道：“好，我去。”随即走路去了邮局。
对于“老孙头”，孙建一曾有一自我说明。
他在《“老孙头”自白》一文中写道：“想当初，当科长，主任找我谈话，‘你现在职务高了，要去掉小孩子气，拿出工作魄力来’。当副总，组织部找我谈话，‘你是最年轻的局级干部，不能骄傲’。在人保系统开会，便觉得是小孩参加大人聚会。而到平安，称呼多了，叫‘老孙’还嫌嫩，后面加了个‘头’，‘老孙头’，索性倚老卖老。”
当时生活条件艰苦，员工全部住在6～8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有的甚至睡在办公室。有员工到北京出差，甚至被老鼠咬伤脚趾。那个时候平安几乎每个业务员身上都怀揣“三宝”——地图、名片和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因为担心被误解为当时流行的“皮包公司”）。
马明哲回忆，当初骆鹏（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曾任平安产险副总经理兼北区事业部总经理）来平安应聘，在公司碰见田地[后离开平安，曾出任东方人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方人寿”）董事长]，而两人之前也认识。骆鹏问田地：“怎么你也在一楼办公啊？”马明哲坦言，那时哪有所谓一楼，整个平安也就在一楼一个小小的地方，只有600平方米，除洗手间和楼梯就只有400多平方米，还赶不上现在平安大学的一个大教室！
于艰难困苦之时，马明哲为平安画了一个大大的饼。
1995年，马明哲曾向公司1000名员工赠送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亿兆传奇》，讲的是我国台湾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湾国泰”）的创业发展历程。台湾国泰用30年时间，成长为台湾最大的保险企业，总资产达到近3500亿新台币（折合人民币1000亿元左右）。
除了书，马明哲还在每本书里都附了一封短信。
信中，马明哲激扬不已：“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比‘台湾国泰’更壮观的奇迹。再过10年、20年，我们希望同样的历史，由平安人来创造。”
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梦想，于10年之后果真成为现实。
2005年，台湾国泰总资产大约是4600多亿元人民币，如果单纯按保险业务计，剔除银行资产后，台湾国泰的总资产和平安相差不多（平安的总资产为3000多亿元）；从公司市值看，台湾国泰和平安均已是千亿市值公司，而后者的成长性更好。
不过，在马明哲实现“亿兆传奇”之前，尚有多个磨难等着他，其中就包括分业之争、投连风波，甚至包括针对其个人财富神话的质疑等。
中国保险业自诞生以来，一直就陷于一个怪圈中：理论与实践脱节，发展与规范脱节，监管与市场脱节，走一步算一步。
这个怪圈，年轻的平安同样会亲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