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中美外交破冰之后,一个美国商人兴奋不已。1975年,他迫不及待地乘专机飞抵北京。
尽管冷战已经有些许解冻的气息,但是这人的行程仍显得颇不寻常:他不是来游长城、看兵马俑的,而是来与人保谈生意的——商讨索赔与再保险协议。这结下了他与中国保险乃至中国经济改革的不解之缘。
1980年,这个生意人的冒险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打破了“红色中国”的坚冰,联手当时中国唯一的保险公司——人保,成立了1978年之后中国第一家合资保险公司,名曰“中美保险公司”(简称“中美保险”)。
这位不凡的美国商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简称“AIG”)的掌门格林伯格。他未来将行走于中国政商两道,数度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名动“保险江湖”。
格林伯格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老朋友,据称也是在基辛格开设的咨询公司咨询时间最长、付费最多的客户。1982年,格林伯格还聘用基辛格担任他的国际参谋,每年向基辛格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咨询费用。而基辛格恰是打破中美关系坚冰的关键人物。
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已经有近10家的外国公司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开始打探中国市场的消息。即使到2003年,中国保险密度为287.44元,保险深度为3.33%,依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当时很多公司的联络处设在北京友谊宾馆等多家特许宾馆内。外国保险公司的“饭店联络处”,也成为当时中国保险市场的一景。
但是,除了这位美国商人,多数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陆续获得一纸牌照。相较中美保险,时间上晚了至少15年!
1980年9月,AIG和人保各出资250万美元,在百慕大注册了中美保险,各占50%股权,开始在纽约(1982年设立)和香港(1985年设立)经营业务。
格林伯格一出场就直指中国政经高端。
1984年5月1日,格林伯格夫妇和董事弗里曼乘坐专机到达北京,第二天参加中美保险股东及董事会。5月3日,拜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5月4日,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会谈。被接待的规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中美保险成立之初,合资双方其实是各怀心思。这家背景非凡的公司,最终的命运却是昙花一现。
对于格林伯格而言,中美保险就是其曲线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格林伯格一直期望中美保险能够开拓中国内地市场。
不过,这和与中方共同开拓美国及境外业务的初衷背道而驰(根据1980年9月27日双方签订的股东协议,公司的业务方针是经营美国、加拿大的保险业务和世界性的再保险业务,以及双方同意的与中国贸易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保险业务)。美方挺进中国市场的企图与当时我国的政策直接对撞。
矛盾由此展开。
1986年2月27日,人保在一份汇报材料中写道:“近年来,由于美国保险市场竞争激烈,业务质量不好,各保险公司均无利可图,美方又不愿意承保小额的当地业务,因此,以美国业务成本高、不赚钱为理由,美单方面决定缩小甚至停做美国业务,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保险市场,并且派员在我国一些对外开放城市活动,拟先打进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
但是,中方绝不会因为合资公司不赚钱就打破不开放的铁律,而且中方其实也有自己的考虑。
上述材料提及:“关于外商在我国设立机构经营保险业务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曾发文批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发展涉外保险业务增加外汇收入的报告》,第五条中已明确,‘除国务院批准者外,一般不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来华开业,以免大量保险费外汇外流’。”
当时特殊情况下的外汇政策,成为格林伯格越不过去的“五指山”。争执在所难免,这成为有据可查的中国合资保险公司争斗第一案,亦可以对应现时中国企业之境外并购风险。
中方抱怨称:“1984年起,美方态度急骤改变,借美方管理纽约分公司的便利,违背双方协议精神,独断专行,在处理业务、人事和财务方面,漠视我方权益,对方将大量质量差劣的业务合同转入合营公司,因而导致中美保险业务上大量亏损。继而又单方面决定收缩纽约分公司并裁员,停做美国地区业务和国际再保险业务,使业务活动接近停顿,机构处于接近散伙的困境。”
1984年,双方增资250万美元,并于1985年在香港开设分公司,但之后矛盾并没有缓解。
中方指责称:“(美方)仍以美、加市场不佳为借口,停止在美国承保业务,甚至以增加保费三四倍方式逼我驻美使馆领馆的房屋、汽车的保险停保或者转保,造成使馆的困难和有关经纪人的不满,也影响中国的信誉。”
对于格林伯格期望的进入中国市场,中方则坚决认为应该缓行:“多年来,保险行业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外获取非贸易外汇的重要渠道,为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限制外国保险公司进入境内营业的措施。目前我国如允许外国公司进入境内开设机构营业,对于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并无益处。相反,必然要引起大量保险费外流,对我积聚外汇资金不利。”
不仅如此,中方的汇报还揭了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简称“美亚保险”)的“老底”。美亚保险是AIG在海外经营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短期意外健康保险等非人寿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中方认为美亚保险曾经就是一个“皮包公司”:“美亚保险是1919年在上海起家的美商公司,经过30多年的经营,该公司由一个皮包公司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亿万资产保险公司,1951年才撤离上海。目前该公司正想尽办法,回来开设机构经营保险业务,当他们发现我们并不支持其来华设立机构的时候,便采取不合作态度。”
中方认为,双方已经“同床异梦”,但是,“我方不宜主动提出拆伙”,不过“要做最坏的打算,考虑散伙”。
不过,对于这段争论,除了中方略有记载之外,丝毫不见美方的观点。
几经博弈之后,中美保险终于被股东抛弃。1994年,中美保险散伙,投资的1000万美元打了水漂(成立后合资双方都有增资)。
不过,这种结局已经无关痛痒。
散伙之时,中美保险的纽约业务被美方以1美元买断,而香港的业务由人保接手。不料,接手之后中方才知道其中暗藏“地雷”——香港工程劳工险,其后续责任大大超出预期。这些业务先由人保承接,分家之后转至中国再保险公司,成为中国保险业的一笔坏账。
市场层面,我国国内保险开始恢复,但是专业层面,商业保险的核心无人知晓。
1949年之前,中国曾有三位号称“精算师”的人才——获得北美精算学会准精算师资格。巧合的是,三人在1924年至1925年期间同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人寿保险精算学,师从精算学术权威詹姆斯·格罗威教授。
第一位名叫陈思度,广东人。陈思度留学回来后任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寿险计核员,后又兼任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精算师,著有《人寿保险责任准备金》两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永安人寿保险公司精算师至去世。
第二位为陶声汉,曾任职中国保险公司副经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人寿”)经理兼精算师,20世纪50年代在人保主持人身保险工作(人身保险处处长)。国内保险业停办后从事教育工作。改革开放之后,他以80余岁的高龄笔耕不辍,撰写了多部人寿保险精算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填补了精算研究几十年来的空白。1994年逝世,享年95岁。
第三位为李守坤,河北人,曾任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秘书长兼精算会计主任,该公司后因通货膨胀而濒临瘫痪,李守坤因擅长精算又被中国保险公司聘任,1948年病故。
1949年之后,新成立的人保基本没有人寿保险业务,财产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也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精算技术可有可无。1958年至1978年,国内保险业务全部停办,精算没有存在的土壤。
1983年,成为国内保险精算一个新的起点。
这一年,人保上海分公司的乌通元兼任了人保总公司的境外机构精算师,成为保险业恢复后第一位从事精算实务工作的人。乌通元号称“精算师”,他的任职也是因为“对外交流的需要”。
改革开放之后,人保的涉外业务发展更快,逐步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英国等地增设了一些境外机构,根据当地的保险行业管理惯例,公司需要指定精算师签署有关报告。
1983年11月,另外一个幸运儿被人保派至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友邦”)香港总部学习精算实务,为期半年。1988年,他将自己的讲义整理成书——《寿险基础数理》,据称这是国内第一本精算教材。
这个幸运儿就是万峰。此后,他“26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寿险”,2007年,万峰出任国内最大寿险公司——中国人寿的总裁。
实务先行之后,精算教育于国内渐次开花。
1987年10月18日,大洋彼岸,和中国精算有缘分的美国北美精算学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年会,会上讨论了一位华人教授提出的关于支援中国开展精算教育的建议。
一个月之后,1987年11月27日,北美精算学会会长英格汉先生与这位华人教授一道,赴南开大学签署了关于联合培养保险精算研究生的协议书,并于1988年9月开办了首届精算研究生班,中国正式开始引进美国的精算教育。
这位首开内地精算教育先河的华人教授就是段开龄先生。对于段开龄先生,保险的圈外人士知之甚少,不过其先祖赫赫有名——段先生为北洋政府段祺瑞后人。
由于这段渊源,南开大学亦成为精算师的摇篮。
引入境外精算教育10年之后,1997年6月,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学子——谢志刚选择以另外一种方式推动精算教育。
他于上海财经大学创立中国第一种精算专业刊物《精算通讯》,坚持发行十余年之久。谢志刚教授和其研究团队,持续追踪、研究保险监管最新发展,专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为国内著名的保险监管“智库”之一。
借鉴境外的精算职业体系,中国于20世纪末设计了自己的精算师考试和制度,“中国精算师”成为保险“皇冠上的明珠”。
1999年11月20日,保监会公布通过首次“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的43人名单。在第一批“中国精算师”中,南开大学毕业生占据半壁江山(见表1-2),而这首期精算师后来多数成为中国寿险行业的高管。
表1-2 首批中国精算师名单及获得资格时就职的单位
资料来源:《精算通讯》第2卷第2期。
回顾这段经历,多数人感慨万分!
2007年9月,在第八届中国精算师年会上,第一批中国精算师之一、曾任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联泰大都会”)副总经理的包虹剑就动情地回忆:“回顾我们这一代精算人员的成长过程,既让人感觉到机遇对我们的无限青睐,也有岁月如斯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