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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王”传奇（1919—1949）

1919年1月5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新纪元》一文。但是，中国却未有新气象。4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全面失败。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焚曹汝霖宅，痛殴章宗祥。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捕去学生32人。青年们的热血喷涌而起，五四运动席卷中国。在动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族意识觉醒，间歇掀起抵制洋货运动，逆流而进的民族商业迎来一次小小的春天。

纷纷扰扰的乱世，并没有打断一个青年的远东冒险梦。

这一年11月，冷冬，上海。

纷杂喧嚣、熙熙攘攘的码头，涌动着头戴西式圆礼帽和中式破毡帽的人群。

一艘来自日本的汽船正停泊靠岸，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不声不响地走下一位27岁的美国白人青年，这个年轻人名叫科尼利厄斯·范德·史带（Cornelius Vander Starr）。

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位囊中羞涩的年轻人日后会成为一个庞大金融帝国的缔造者，而东方的上海将成为史带传奇般事业的起点。

12月12日，到上海一个月后，史带选择在南京路和四川路交叉口，创立一家只有两间房子和两个雇员的保险代理公司，并将其命名为美亚保险公司（AIU，即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derwriters）。这之前，这位白人小伙子在旧金山只卖过冰激凌和汽车保险。

创业之初，美亚保险公司主要代理一些美国公司的水险和火险业务。1921年，经营颇有起色的史带，在上海创建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Asia Life Insurance Company），这是一家可以向中国本地人士提供寿险的外资公司 。

向中国人抑或本地人销售寿险，此前被认为几乎不可能，仿佛将鞋子卖给不穿鞋的人，或者类似把梳子卖给和尚。

冒险是有回报的，上海地方志记载：“截至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底，友邦的保单准备金7208624元，有效保额59599470元，其中华人投保占90%，且大半系从内地招来。”

这件事情也暗示另外一点，史带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人。成立友邦之后，史带开始了最初的本土化进程，他邀请了几位颇有名望的人加入他的董事会。选聘当地人担任领导工作，这后来成为AIG全球业务的标准流程之一。

那个时候，友邦最受欢迎的产品是一种20年的储蓄保单。 出人意料的是，跨过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之后，居然还有精明的上海客户在20世纪90年代拿出50年前的老保单要求再次回到上海的友邦保险支付，上演了一出不大不小的“老保单被拒赔”事件。

这是金融巨擘友邦的全部起点。

1927年，史带将友邦人寿迁入外滩17号的“字林大楼”，即今日之友邦大厦。

“外滩”这个词，其实也引自西方。外滩当年的开发者们大都是暴发户，可是他们的大楼却力求有贵族气派。他们把东方殖民统治城市的近水滩涂称为Bund，所以“外滩”由此而来。

到1941年，史带已经在中国创建了8家保险公司（含合资公司）。业务最好的时候，这些公司占据中国保险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据1936年《中国保险年鉴》资料，美亚保险公司每年营业额达800余万元，其中属于华人方面的业务，以及华商保险公司的分保费约占70%以上（见表1）。

资料来源：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勒令上海的英、美、法等国家的保险公司停业，友邦的远东业务被迫中断。不过，二战期间，史带另辟蹊径，积极抢占之前被德国和意大利主导的拉美市场。

二战后期，史带旗下的AIU紧紧跟随英美占领军的脚步，迅速挺进日本和欧洲大陆的市场。战争虽然让史带的公司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是也创造了其全球市场布局的巨大机遇。

二战之后，史带马上开始重建远东的业务，友邦成为首家在上海恢复业务的外资公司。

不过，短短几年，中国的政经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1949年，史带将上海的业务重心转移至香港。1951年6月，友邦停业，撤离上海。

友邦离开时，走得太过“匆忙”。

《保险中国200年》一书披露，朝鲜战争爆发之后，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作为对应措施，上海市政府12月30日宣布，对美亚以及北美洲两家美商保险公司实施军管。不过，军管后发现，美亚保险公司水险自留额高达旧人民币 332亿元，而交验的准备金仅旧人民币5000万元。1951年1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命令美亚按照营业准备金的四分之一的标准作为最高自留额。此后，美亚收入骤减，不得已于4月1日申请停业。

撤出上海后，史带在美亚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保险公司等的基础上，又组建美国国际集团（AIG）。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动荡的国际局势曾经让史带的公司遭受损失，例如古巴的革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资产国有化运动。但是，这未改变AIG多元化、全球化，以及不断商业创新和商业冒险的策略，尤其到了史带的继任者格林伯格这里，“冒险”已经成为AIG个性的一部分。

尽管史带在亚洲、拉丁美洲及中东等地都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其在美国本土的业务，却迟迟未有大突破。数据显示，2006年，AIG的总资产为美国市场第三，但是其有效契约仅排名第九。

创业型的史带在个人生活方面不算成功。44岁时，史带经历了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婚姻——妻子名叫玛丽。结发15载之后，妻子背之而去，和一个俄国画家再度结合。1968年圣诞节前夕，76岁的史带因为心脏衰竭在纽约的家中去世。

保险招商局：折腾的“官督商办”

史带创业之时，中国的现代商业保险并非一直空白。

鸦片战争之后，现代保险的鼻祖——海上保险，由于贸易等需要已经被引入中国。颇为特别的是，当时中文其实并没有对应的词语，只能音译“insurance”为“燕梳”。

1872年（同治十一年），中国的洋务派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创办了从事航运业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最大的经济实体，总局设在上海。

毋庸讳言，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130余年来，招商局曾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电报局，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等。

招商局开办的保险公司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保险业的先行者。

不过，开办轮船招商局，成败的关键在于资金的筹集，虽然名曰“招商”，但对于身居庙堂的官员来说，如何“招商”显然是一个难题。

直到1873年，招商局的资金捉襟见肘，尚不足20万两白银。从1872年11月到1873年5月，所招商股不过6万两，其中5万两还是李鸿章的“私房钱”。不得已，李鸿章只得将招商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委任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牵头招商。

唐廷枢幼年在香港马礼逊学堂学习，曾任港英政府翻译、上海海关翻译、怡和洋行买办。怡和洋行是老牌英资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其副手徐雨之（即徐润，号雨之）不仅是同乡（广东香山，今珠海人），而且同样出身外资买办。

放弃外资待遇，加入官有企业的唐、徐到任之后，对招商局开始进行新一轮招股，拟定首期招股100万两白银，徐润本人首先附股24万两，又广招亲友入股，这在商界和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100万两很快招齐。之后，招商局决定再招100万两。徐润又认股24万两，两次累计48万两。唐和徐的贡献可见一斑。

这种结合表面上堪称完美：一方面，唐和徐既懂如何打理生意，又能撬动民间资本；另外一方面，招商局独享多个看似业务稳定、利润丰厚的政府专营权力，例如漕运。但是，唯一的缺陷就是公司治理，“官督商办”的制度劣势最后逼迫唐和徐都不得不选择黯然离开。然而，和所有的恋爱类似，一开始，官方和职业资本家的合作还算融洽。

很快，从事航运的招商局就发现，保险成为束缚自己的一个瓶颈。此时的中国保险市场为外商或者其代理人买办独霸，对中国船只及其运载货物，或采取高费率政策，船舶险费率竟高达10%，或借口轮船悬挂龙旗或鱼旗等不予承保。

矛盾激化只是硬币的一面，保险行业表面的“利润”（其实是充沛的现金流）亦使得招商局不能忽视。

1875年11月4日，《申报》发表一家中国保险公司的募股声明：“中国于保险一事向未专办。现在轮船招商局之船货均归洋行保险，其获利既速且多。是以公司集股由唐景星（唐廷枢）、徐雨之（徐润）二君总理其事，设立保险招商局，仿照各保险行章程办理，不特商局轮船货物可以酌量保险，即洋商船投局请保者，均可照章承保，以广招徕……本局今议酌中办法，集股一千五百份每股规银一百两，共成保险本银十五万两……议自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一日（1875年12月28日）起至二年十二月（1876年1月）底止，试办一年。每号轮船只保船本一万两、货本三万两为度。如投报（保）之数，逾此定额，余向洋商保险行代为转保（即再保险），庶有划一限制。至各局账目总归上海保险招商局，周年汇算结总，倘有盈绌，集众公议，照股均派，各无异言。”

1875年12月28日，保险招商局落地。同日，《申报》发表《华人新设保险局》的评论，为之鼓与呼。

保险招商局的开局颇有气魄。

保险招商局公布的第一批办理保险业务的地方，包括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天津、烟台、营口、广州、上海、福州、香港、厦门、汕头等13个口岸；第二批为台北、淡水、基隆、打狗（现高雄市）这4个口岸，以及新加坡、吕宋（菲律宾）、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长崎、横滨、神户、大阪等国外口岸。

初试啼声的保险招商局即引起外商的警觉。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在1875—1876年商务年度报告中指出，在保险业有两件大事值得注意，其中之一即一家与中国招商局有关纯属华商的保险公司成立。

翌年7月，唐廷枢等再次集股25万两白银，创办了仁和保险公司，开办一年利润率高达30%～40%；1878年又集股20万两白银，开办了济和船栈保险局，后增资扩股改名为“济和水火险公司”。

不过，这两家公司，以及之前的保险招商局，其全部的股款均存入了轮船招商局。在“官督商办”的体制下，轮船招商局长期占用这两家公司的资金，同时其人事间多有争斗。

最为激烈的是1883年，这一年爆发了中法战争，法国军舰驰抵吴淞，上海人心惶惶，爆发了金融风潮，商号、钱庄接连倒闭。

依靠钱庄借债度日的轮船招商局资金链几近断裂。《中国保险史》记载，恰在此时，徐雨之（徐润）挪用公款16.2万两，投机地产失败东窗事发，另外一个总办，洋务运动的另外一个风云人物盛宣怀借端发难，向南、北洋大臣力诋唐、徐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

有史料研究描述，于招商局成立后半年（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7月18日），盛宣怀奉李鸿章委派为该局总办之一。此前一年的1872年（同治十一年）9月，招商局尚未正式成立，李鸿章已先委朱其昂为总办。1873年（同治十二年）6月又委唐廷枢为总办；7月中徐润、盛宣怀同时加入，虽然职掌略有不同，名义俱为总办。但是，到任之后，盛因和其余总办积不相能，时生龁，被李鸿章调往鄂皖赣一带办矿。

不过，这一次危机让盛宣怀抓住机会，重回历史舞台的中心。

事变之初，唐廷枢正在美洲考察，回国后深感进退维谷。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徐润被清政府革职，唇亡齿寒的唐廷枢于1885年夏引咎离开招商局，盛宣怀主持轮船招商局和保险公司，同时成为轮船招商局举足轻重的大股东。

颇为唏嘘的是，1892年，花甲之龄的唐廷枢病逝于天津，身后“家道凋零”“子嗣靡依”。招商局从公积金中拨银1.5万两，“以示格外体恤”。

盛宣怀掌握局面之后，1886年2月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拥有资金股本100万两白银，成为当时有相当规模和影响的华资保险公司，其业务范围也开始从海上转向陆地口岸，承办各种水险与火险业务。

但是，制约仁济和保险公司发展的公司治理问题未能解决，从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阶段，其股金仍然为轮船招商局占用。

随着轮船招商局的整体衰落，仁济和保险公司受到很大影响。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银达2000万两之巨。仁济和保险公司虽几经改革未见成效，遂缩小业务范围，停办火险业务。1934年10月2日，仁济和保险公司退出上海保险同业公会，迁移至上海北海宁路56号，停业清理，落下帷幕。

尽管招商局创办的保险公司未能逃脱历史的大浪淘沙，但是这样的抱负却在20世纪80年代激励了另外一批创业者，他们缔造的保险公司20年后居然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保险公司之一。尤其巧合的是，创办之初，他们面对着与仁济和保险公司类似的治理困境。幸运的是，适逢国策变化，加之巧妙腾挪股权，他们没有重蹈覆辙。

第一华资寿险：成也政经，败也政经

现代商业保险追随海上贸易来到中国，因此最初的业务大多限于水险（海上保险）和火险（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的规模比财产保险小得多，公司主体也以外商产险公司为主。

不过，历史曾留给中国的民族保险业一个短暂的春天。

民国初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美列强被卷入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一个小高潮，带动了中国的民族保险业的兴起。同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市场支持民族工商业，纷纷抵制洋商。

1912年到1925年，陆续设立的华商保险公司共有39家，经营寿险的有19家。不过，邯郸学步的华商保险公司由于不懂保险尤其是寿险的基本规律，经营风险巨大，先后停业的公司约占三分之二。

其中亦有例外，比如吕岳泉创办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简称“华安合群”）。吕不仅开创了民族保险的一个小高峰，同时成为华人寿险公司的第一传奇。吕岳泉极有商业天分，举一个例子，吕岳泉将自己的公司称为“保寿公司”，从名字上投合当时国人避讳死亡的心理。

吕岳泉本人就是一个传奇。

吕岳泉出身于上海浦东川沙的普通船家，当时家里只有两间草房，全靠父亲给人撑船谋生。12岁时，吕岳泉被带到上海一个英国人家里去当用人。这家主人恰好是当时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位业务经理，机敏的吕岳泉由此进入保险行业，当了一名营业员。随后永年保险把业务扩展到南京，他又当上了南京分公司的经理。

这并不是一个美差。

显然，身处中国内陆的南京不如上海开放，知晓保险的人尚不多，而了解寿险的人则更少。初到南京，走马上任的吕岳泉，直接面对一个难题——如何打开局面。

出身草根的吕岳泉深知政经的奥秘。

他想方设法结交两江总督端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曾经游历欧美，粗有保险理念的端方，最终被说动，带头购买了吕岳泉的保险，南京业务由此迅速打开。同时，吕岳泉还结交了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一批当时的商界巨头。

不仅如此，在藏龙卧虎的南京，胆大心细的吕岳泉悄悄接触尚处秘密的同盟会。这次政治投资，使得吕岳泉获益匪浅，民国初年的政要几乎皆成为其朋友，或者和其有直接联系。后来，吕成立寿险公司，包括黎元洪、张学良等民国政要先后为其题词道贺。

民国建立之初，把握历史机遇的吕岳泉毅然辞去在永年保险的职务，跑到上海，拜访原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恰逢徐也刚辞去南京卫戍总督职务，响应孙中山实业立国的号召，想在实业界有所作为。两人相谈甚欢，商定由徐出面，约请国内政界、商界名流，集资规银20万两，筹办寿险公司。

一时间，华安合群的股东名流荟萃。

前两江总督端方首先认股，徐绍桢本人认缴规银1万两，四川总督王人文认缴规银2万两。北洋首领冯国璋不仅自己认缴了股份，还允诺随时可以其名义开具介绍信招揽股东。工商界巨子张季直（即张謇）、朱葆三、桑铁珊、顾棣三等纷纷积极参与。不到半年，股本已缴足20万两规银。

20万两资本的保险公司在当时保险界算是中等实力，一般洋商保险公司的资本在30万～50万两，但在华商保险中名列前茅。

1911年6月1日，华安合群在上海外滩30号开幕。徐绍桢任董事长，吕岳泉任总经理。开张之日，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开国元勋都派人来致贺。吕岳泉深谙中国政经之道，和黎元洪、冯国璋、张学良、陈其美、王一亭等社会名流交谊甚深。

华安合群甚至还上书革命后上台的袁世凯：“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赞助扶持”，“倘蒙钧座赞助，则公司事业之扩充，当易如反掌。”

1916年，华安合群还约请到前大总统黎元洪出任名誉董事长。通过接近权势人物，华安合群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公司的业务空间。

而吕岳泉从一个贫苦出身的用人，一跃而成当时第一华资寿险公司的总经理，成为颇受人瞩目的商界新星。

除了拓展非凡人脉，吕岳泉力改华资公司管理的软肋。

华安之前，曾有华兴、华通、福安几家华商保险公司，都因不明白寿险原理，加之管理不善，无一而成。

吕岳泉受春秋战国借用“客卿”兴邦的启发，高价聘用了永年保险的老搭档英国人郁赐当总司理，第弗利斯当计算师（即精算师），负责寿险管理中的保险费率、责任准备金、退保金计算等技术问题。同时吕岳泉还特别为两个外国高层管理人员精心配置了年轻的助手，并面授机宜，让他们边工作，边偷师。

这种请“外脑”的做法，80年后为另外一个保险草根传奇——平安的马明哲所复制。

1919年的冬末，华安合群在上海一地的保户已达到三四千户，吸纳资金100余万两。伴随规模的扩张，华安合群的投资也开始启动。

彼时，中国的房地产业如旭日初升，上海、汉口、广州等大城市的繁华日胜一日，华安的投资重点首先瞄准这几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

1922年，吕岳泉用50万两白银，购下上海静安寺路一块约10余亩的土地。次年，他又在汉口五族街购地10余亩；在广州泰康路珠江大桥东买下一块6余亩土地。同时，在南京白下路等处，华安也零零星星吃进了少量地皮。不出所料，这些地皮逐年升值，华安投资貌似赚钱甚巨。

在总部所在地上海，华安合群的手笔更大。

随着上海市中心西移，静安寺路日益繁华。吕岳泉决定在这里兴建一幢国内一流的欧美风格大厦。他投资白银10万两，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哈沙德设计，招标委托上海江裕记营造厂承建。1926年5月，公司在静安寺路104号建成8层总公司新址，取名华安大厦。华安大厦成为当时该区域最高的建筑物，它以精美的构思、豪华的设施，轰动了大上海。

由于华安大厦的标杆作用，公司业务更加红火。几年中，投保户增加到几万户，吸纳资金达500万～600万两。

1930年，吕岳泉将华安大厦东侧余下的一块空地以白银61万两卖出，售价超出整块地皮总买价16%以上，此举让华安合群大赚一笔。第二年，华安合群把原资本20万两折成银圆，增资到50万元，此时的华安合群达到了鼎盛时期（见表2）。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

1931年是一个转折。

时局飘摇，吕岳泉备受恩泽的政经气数渐失。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火，战争引起社会动荡，工商业者和中上层人士被迫离开上海，华安合群的客户人数直线下跌。

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华安合群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全部停业，几乎陷于灭顶之灾。上海总公司虽栖身在租界“孤岛”之内，但四周日军大兵压境，营业也完全停顿。1939年，吕岳泉被迫把华安大厦租借给香港商人开设金门饭店。

另外，吕岳泉把吸纳的寿险资金多数投向了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战争引起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抛售成风，市价大跌，公司投资收益丧失殆尽。战火导致币值迅速跌落，原定的保户保费、公司的满期款和赔款等，都因币值变化太快，根本无法计算。吕岳泉无奈只得下令关闭公司，期待抗战胜利。

值得一书的是，这一期间，日伪方面几次派人来拉他以所谓的“优惠条件合作”重新开业，吕岳泉都予以拒绝。

等到抗战结束，内战兀然重开，国内严重通货膨胀。吕岳泉根本无法恢复公司营业，只好把广州、汉口等地房地产陆续出售，维持员工生存。

1948年冬，保险业的传奇吕岳泉到香港后就患病不起，1953年11月，吕岳泉病逝于香港的寓所。

太平样本：从民营至国营

和华安合群同一时期，中国保险业还出现了一个新形势，就是银行业投资办保险并蔚然成风。

1926年以后的10年间，由私营银行和官办银行投资设立的保险公司共有12家。业务上，银行与保险具有天然的联系：银行所经营的贷款业务，贷款户的货物或不动产抵押都必须投保以资保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继1926年东莱银行设立安平水火保险公司之后，私营的金城银行于1929年投资100万元（实收50万元）开设了太平水火保险公司（简称“太平保险”），设址于上海江西路212号金城银行大楼。

1917年创立于天津，后将总部迁到上海的金城银行，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私营商业银行。其储蓄存款总额一直雄居当时中国私营银行榜首，与大陆、中南、盐业三家北方银行合称“北四行”。

太平保险董事长、总经理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兼任，丁雪农任第一协理，王伯衡任第二协理。

周作民为国内著名的银行家。1917年5月金城银行成立后，周作民掌总经理印，历32年之久，并担任董事长10多年。经营方针上，周作民模仿日本三井、三菱，以银行为核心，控制一些工矿、交通和贸易企业等，成为著名的金融巨子。

太平保险以太极图形为商标，取“生生不息”之意，并打出了第一个谐音广告“太平保险，保险太平”。

1933年，金城银行邀集交通、大陆、中南、国华等四家尚未涉足保险业的银行加入太平保险，资本额扩大为500万元（实收300万元）。一时声势浩大，金融界为之瞩目，太平保险从此步入大型华商保险公司的行列。同时，将公司名称中的“水火”两字删去，改称“太平保险公司”，并添办人寿、意外等保险险种。

鉴于寿险业务的特殊性，1933年9月，太平保险公司决定人寿保险部之会计独立，这一决定极有远见。

1937年1月11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保险业法”及“保险业法施行法”，实行分业经营，规定同一保险业不得兼营损失保险与人身保险，在保险业法施行前兼营者，应于保险业法施行后两年内依法改组。

由于提前准备，只用一年时间，1938年12月30日，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就正式公告改组成立。到1938年底，太平寿险的有效保额已达700万元。

同时，从1934年起，3年间太平保险公司陆续收购了几家华商保险公司，开始向集团化的方向迈进。例如，1934年初，丰盛保险公司因经营不善，将大部分股份售与太平；1935年5月，东莱银行加入成为太平保险公司的第六个股东。同时，东莱银行创办的安平保险公司经营上发生困难，亦由太平接收合并。1936年，中国垦业银行投资开办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因无人管理，也以低微的价格转让给太平保险公司接办。

不过，和一般的合并不同，上述三家公司对外仍保留原来的牌号，各地的分支机构及代理处仍继续营业。

1935年，太平设立太平安平丰盛总经理处，次年改为太平安平丰盛天一总经理处（简称“太安丰天总经理处”），统辖四公司的一应事宜。总经理处设在太平保险总公司内，太平保险公司总协理兼任太安丰天总经理处总协理。这样，太平只需用一套管理人员来处理四个公司的业务，这种欧美托拉斯性质的管理形式，在当时中外保险公司中独树一帜，为业界所瞩目。

除在上海设总公司外，太平保险公司还在京、汉、津、哈、鲁、粤等六大区域的大中城市广设分支公司或代理处，最鼎盛的时候，全国代理网点总数达900余处。太平保险公司还跨越海洋，在中国香港、新加坡、西贡、雅加达、马尼拉等地设立了分支公司。

数年间，太平保险公司成为全国最大的华商保险公司之一。到1939年底，太平人寿的有效保额增至法币1000万元，1941年底，太平人寿的有效保额达法币3500余万元。至此，太平人寿已成为华商保险业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和市场份额占有最多的民族保险公司。

从1929年11月太平保险创立，到1938年底分设太平人寿，公司整整用了九年时间。这九年中，1933年增资扩股、1935年开始集团化经营、1938年创设太平人寿，基本上是三年跨一台阶，发展之迅猛，实为当时所罕见。

不过，1949年成为一道分水岭。

近1949年，中国的保险行业整体衰败。1946年9月至1949年5月，物价骤涨1.051亿倍（见表3）。保户对金圆券已失去信心，即使有投保意向，也只愿以外币保额投保和计算赔款。

汇集当时多家华商保险的华商联合分保集团管理层悲叹：“金圆券发行未久，遽尔贬值，嗣后是否有保持稳定之可能，无人敢逆料，倘法币末期之困难情势重演于今日，则恐我保险业将濒于危殆。”

《中国保险史》记载了当时国内保险市场的混乱不堪，于现今似乎依然有启示：（1）追求保费数量，忽视业务质量；（2）违反公平竞争业规，擅自提高经纪人、代理人佣金或延期收缴保费；（3）个别公司不按规定签发外币保单；（4）极少数公司私立暗账，偷税漏税。

*：在每个日历年的年底，除去1948年，该年的数据分别为6月和7月。

+：1937—1945年参考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435—436页。1946—1948年参考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74页。

≠：在每年底，除去1937年（1—6月的平均数）和1948年（7月）。1937—1945年中国未被占领地区主要城市平均零售价格指数参考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435—436页。1946—1947年：全中国。1948年：上海参考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72—373页。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根据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训令，包括太平保险公司在内的64家华商保险公司和42家外商保险公司获准恢复营业。此后十余年间，保险市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顺势而为的太平保险公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对私营保险公司“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主导下，1951年下半年，上海25家私营华商产物保险公司开始酝酿合并问题。同时，天津的三家私营保险公司也派代表赴上海联系，表示愿意合并。这28家私营保险公司分别组成太平和新丰两家保险公司，由有国营背景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入一半以上的资金。

1955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由其上海分公司提出了《关于公私合营太平、新丰保险公司合并的方案》，建议两公司合并后将业务重点放在国外，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下的一家专业性保险公司。

民营保险的历史被暂时中止，这也伴随一个时代的结束。

1956年8月1日、2日，太平、新丰两公司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联合启事，宣告：“自1956年8月1日起，我两公司合并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并将合并后机构迁移北京办公，两公司原在上海机构同时撤销。”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亦同时刊登通告，“同意接受该两公司在上海地区签发的保险单尚未满期的保险责任”。太平、新丰两保险公司的合并、迁京、停办国内业务，标志着中国保险市场从此进入国家专营（人保独家经营国内业务）的时代。

根据两公司最后一次董监事会议的决议，新的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的任务是：加强国外分支公司的领导，积极开展境外业务，继续为侨胞服务和替国家积累外汇资金。

太平保险公司自此移师境外，这一去就是45年。

45年后，另外一位国内保险业的强人将“太平保险”和“太平人寿”两张牌照再度唤醒，以当时极为稀缺的内资保险公司身份“复业”，重返内地市场，翻开新的一页。

1949年之后，还有一家得以延续其之前名字的华商保险公司——中国银行旗下的“中国保险公司”，至今于境外市场，仍然可见“中保”名称。

人保的前30年：“四起三落”

对旧中国私营保险的改造只是春花一枝，同一时期，长期雄霸中国保险市场的市场主体迅速分化，各奔东西。

所谓的“官僚资本保险”，很短的时间就被接管；而外资保险则用3年左右的时间全部撤离了中国市场——1949年外商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占全国保费收入的62%，1950年为9.8%，1951年为0.4%，1952年仅为0.1%。到1952年底，外国在华保险公司陆续申请停业，撤出中国保险市场。

不破不立。

1949年9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中央批准了人民银行关于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请示。同一天，参加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的代表，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10月2日，时任财经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同志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写信，信中说：“汉宸同志，中央同意搞保险公司。”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人保”）举办成立庆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家国营保险公司。总经理由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沄兼任，副总经理为孙继武，办公地点在北京西交民巷108号。

百废待兴，刚刚成立的人保人才稀缺。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1950年11月，天津印钞厂职工训练班改为人保培训班，全体学员奉命调往该公司工作。

1984年12月至1990年7月曾担任人保董事长兼总经理、党组书记的秦道夫就在其中。

他曾回忆当日的情形：“1950年12月，我从天津市乘火车到北京。下车后我肩上扛着一捆行李，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走出了前门火车站，穿过正阳门，越过棋盘街，来到西交民巷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处报到。人事处负责人看了我的介绍信后说，你就到保险公司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公楼在人民银行对面，西交民巷108号。我出了银行大门，过了马路就来到保险公司人事处。我的保险生涯从此开始。”

这一进门就是46年！秦道夫后来还担任中国《保险法》起草小组组长，于1996年离休。

纵观前30年，人保经过了“四起三落”：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到1952年的大发展是一起；1953年停办农村保险、整顿城市业务，是一落；1954年恢复农村保险业务、重点发展分散业务是二起；1958年停办国内业务，是二落；1964年保险机构升格、大力发展国外业务是三起；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保险被视为“封资修”，几乎停办了国外业务，是三落；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是四起。

1958年12月，人民公社化后，国内保险业务被财政部决定停办。停办的逻辑简单而明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饭都不要钱了，人民的生、老、病、死，以及社队企业的意外损失统统可以由国家集体包下来。保险不过是将“左边口袋的钱，转到右边口袋”，即所谓“倒口袋”而已。

实际上，1949—1958年的10年中，保险公司共收保费16亿元，支付赔款8.8亿元，拨付防灾费用2000多万元，上缴国库5亿元，保险公司累计公积金4亿元。1958年底，全国设有保险机构600多个，职工近5万人。

1959年，和新中国同时诞生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财政部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取消了保险公司建制。对于中国取消国内保险，同样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老大哥”，觉得“很新鲜”，这其中意味深长。

不过，境外保险业务由于可以赚取当时紧缺的外汇，以及对外经济和政治联系的需要，继续保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境外业务与再保险也几乎全部停办。

196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构被精简，其境外业务由13人的“保险业务小组”负责“守摊和收摊”，包括9名正式员工，4名临时人员。

1958年至1978年，对于保险业来说，是一段尴尬的空白期。不仅业务停滞，而且人才散失殆尽。直到改革开放20余年之后，发端南粤深圳的平安保险，以其实战中培养的人才，成为国内保险的“黄埔军校”。 qHdBWHDXSeCT6wwoGFeheseS4IOzmiRXUmheR2eKCjRmLOdf7awKxnVDmif187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