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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的自序中这样写道：“那些平时悠然缓慢地先后发生和同时发生的事，都被压缩在某个独一无二的短暂时刻，它将决定一切，也将改变一切……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14个传奇的人，14个影响人类文明的奇点！
一个人可以决定一个企业，影响一个行业，甚至折射一个时代。这个人，就是那颗闪耀的明星。
2009年6月辞世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于其著作《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中谈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中，兴起和衰退已经形成规律，从十三四世纪意大利热那亚开始，不断在荷兰、英国和美国演绎，此起彼伏。
曾经辉煌而历经沉沦的东方古国，承接谜一般的兴衰规律，仅用半个甲子的时间，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这个国家百年奋斗史上的奇迹。
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14.4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中国经济奇迹的洪流，裹挟着稚嫩的中国商业保险滚滚前行。短短40多年，中国保险强势登上世界500强的舞台—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共有8家保险公司上榜—中国平安（第16位）、中国人寿（第32位）、中国人保（第90位）、中国太保（第158位）、泰康保险（第343位）、中国太平（第344位）、新华人寿（第415位）、中国再保险（第497位）。
什么是中国商业保险的向上力量？
溯源与回顾，过去40多年的风起云涌绕不过去，并由此上溯至20世纪20年代。只有纵切中国商业保险百年的历史断面，或者才有可能逼近真实，尽管以此归纳总结出结论，依然困难重重。
20世纪70年代之前，冷战坚冰割裂世界。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中美关系破冰。
1975年的一天，一架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舱门打开，走下一位50岁的美国商人，悄悄叩响“红色中国”的大门。
17年之后，他获得中国市场唯一一张寿险独资牌照；甚至30年后，在他被老东家抛弃之时，2005年他依然被中国相关方面授予“马可·波罗奖”，表彰其为促进中美交流做出的贡献。他被中国前WTO谈判代表龙永图称为“中国真正的好朋友”。
这个人就是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R.Greenberg），美国国际集团（AIG）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全球保险行业的风云人物。
龙永图曾评价说：“AIG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格林伯格。”对于中国，尤其是上海，格林伯格和这家公司对其有着特别的中国情结，因为这里留有AIG创业发家的“根”。
前缘难续。1958年之后，中国就不再有商业保险。之后的20年间，保险公司关门歇业，人才散失殆尽，仅有境外业务延续。这几乎就是一片商业保险的不毛之地！
传奇恰恰就此写下。
就在这片土地上，此后短短40余年间，中国商业保险不仅被唤醒，而且诞生了超越AIG的“中国巨人”。
究竟是什么力量导演了这样的惊天大逆转？
《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认为：“休谟希望得到的和平、自由与公正，非来自人们的善良品性，而是来自（健全的）制度——这一制度使得即使是坏人，在他们追逐各种事务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时，也为公共的好处做了事。”
时势造英雄。2009年春节，我与谢志刚教授，于其宽阔书房的一角，喝着普洱茶，一起讨论吴晓波老师的《激荡三十年》，尝试以不同的视角，描绘中国商业保险行业的激荡30年。
英雄亦造时势。如果说哈耶克解释了时势的力量，还有一个刺激的问题——是哪些“英雄”呢？40年间于中国商业保险的博弈中，这些人有过怎样的拼搏和奋斗？
时不我待，这些人正在悄然隐去。
2009年5月13日，我回母校上海财经大学参加许谨良教授从事教学生涯30周年研讨会。许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复校后的第一批研究生（1979—1982年），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派往国外进修保险的教师之一（1983—1984年，他被公派去美国天普大学和北美洲保险公司进修）。回国之后，许老师就开始从事保险研究和教学，再未选择离开。谁料想，再一次见面，却是他的告别仪式。2016年，许老师意外离世。
过去40年叱咤中国市场的第一代拓荒者，例如马鸣家（2016年离世）、王宪章（2020年离世）等先后辞世；再如唐运祥、戴凤举、王国良等都已经让出身位多年，再如中国人寿的杨超、太保人寿的金文洪、华泰财险的王梓木、大家保险的徐敬惠等已经开启退休生活；即使梅开二度者，例如中国平安的任汇川、太平人寿的张可、友邦保险的李源祥等，亦要珍惜光阴。
继续留在舞台的中心，初心如磐、奋斗不止者，除了平安的马明哲、泰康的陈东升、友邦的谢仕荣等，诚不多矣。
蓦然间，一去40年！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读李秀成被擒后写就的数万言时，大兴感叹，“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
于是，我执意收拾那些时光的碎片——
梳理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1978年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商业保险的变迁历程，为千百万的从业者以及从业过的幽光者记叙，追寻推动中国商业保险发展的向上力量，希望理想主义永放光芒！
40年，一段光辉岁月。
相映成趣的是，以人力为王的制造业，打遍天下无敌手；而保险业以数量庞大的保险代理人“人海战术”为核心发展路径，亦同样创造了中国保险规模增长以及全球市值的奇迹。
改革开放之初，决策者都信奉以市场换技术，甚至以限定合资公司形式“偷师”。不过，都鲜获成功，典型的如中国的汽车工业。而中国的合资寿险公司似乎重蹈覆辙，成为非洋非土的“四不像”。
倘若穿透市场喧哗的表面，可以看到行业肌体的深处沉积着三个方面的矛盾，它们成为中国商业保险的“灰犀牛”：
历数行业特性，尤其是寿险行业，并非一个短期能够赚“快”钱（所谓开业即赚钱，多半就是一个“会计神话”），但同时又对资本消耗巨大的行业。
依次登上舞台的，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行政资本”；1986、1988年，国有企业资本聚合成立股份公司；1992年，友邦打响境外资本第一枪；1996年，保险行业掀起第一次扩容潮，民营资本首次“随风潜入夜”；及至2004年，以及2014—2016年，保险行业阔绰地发放了两次牌照，异军突起的民营资本上演大戏不断。资本的腾挪与博弈成为这个行业最为神奇的运作，其操盘者亦成风云人物。
盘点进入行业的资本，各有特色。
国有保险资本，近水楼台先得月。因缘牌照便利，不管是投资股市，股改上市，还是并购金融牌照构建金融集团，皆有先机。但是，对于这部分资本而言，需要解决干部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的激励问题，同时与市场和国际接轨，目标是成为一家现代公司伦理治理下的企业。
逐利而生的民营资本，早期或为资本运作现金流，或为炒作牌照而来。如果民营资本能从小利资本变大利资本，能从自律资本变成他律资本，能从“一言堂”资本变专业资本，能从“老板”资本变“合伙人”资本，拥抱监管，良性治理，分享共赢，真正打造百年老店，善莫大焉！前途无量！
国际巨头的专业资本，称“我们长期看好中国市场”。不过，或因被并购（例如安泰、恒康和康联保险），或因主业更换（例如花旗银行的旅行者保险），或因经济危机（例如AIG）等，外资也并非一成不变。
过去40年，国内的保险行业创造了增长奇迹。
1979年国内恢复保险业务。1980年只有一家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仅4.6亿元。2004年4月，保险业总资产突破1万亿元大关。
2008年，保险公司达到115家，保险公司的总资产超过3万亿元。
2021年12月末，中国保险业共有保险法人机构235家，总资产共计24.89万亿元，连续4年保持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地位。
截至2022年12月底，根据原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中国保险业资产总额为27.15万亿元，再上一个台阶，依然是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
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保险行业形象的整体不佳。
过度营销，产品性价比不佳，以及历史上发生多次的产品危机，都曾伤害过行业的口碑。第一次产品危机为2001年的“投连险危机”，第二次为2006年的“重疾险危机”，第三次为2007年的“交强险危机”。第一次险情源于销售误导。股市下跌，投连产品的收益达不到销售时承诺的预期；第二次则是质疑重疾险“保死不保生”，理赔有陷阱；第三次危机则是对于交强险“暴利”的质疑。“外行看不懂，内行讲不明”的保险，于公众的眼中猫腻多多。
更大的危机潜伏于曾经失衡的产品结构。
整个行业热衷于叫卖保障功能极度退化的“投资型”保险产品，抢存款、冲规模，只“做大”不“做强”。产品失衡，行业大起大落，退保现金流风险加剧。
证券市场火爆，非标资产刚兑，投资收益尚可之时，矛盾会被掩盖。一旦潮水退却，证券市场“牛熊切换”，非标资产违约，以及长期低利率诱发新的利差损风险时，所有的暗礁均将暴露。
综合金融或者金融控股是金融家们的梦。保险、银行、AMC（资产管理公司）等都在这条道路上疾行，“渐入藕花深处”。
综合金融之后，更为跨界的影子银行，以及科技公司或者互联网平台公司的金融化，使得原来泾渭分明的金融业务，边界变得不清晰，引发各种乱象：以创新之名行套利之实，即所谓“通道业务”和“多层嵌套”；保险干信贷的事，信息中介变身信用中介，等等。市场的变化倒逼监管的升级。
从监管的目标看，中国的保险监管始终面对一个两难的选择题：既要监管，又要发展。其实不独保险监管，国内之金融监管都面临着这个“二元困境”。两个目标有协调共进的一面；但是，也有冲突矛盾的一面。
在2009年的第一版中，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超级监管”的问题。“监管的矛，面对分业的盾，酝酿一个超越银行、保险和证券的超级监管似乎势在必行。但是，这远非简单将所有的监管重新收回曾经独此一家的中国人民银行，即便如此，此亦非彼，而更类似螺旋式上升；更不消说，抑或还有其他的超级监管形态。”
2009年7月28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第二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会后的“吹风会”上称，“未来中国将扩大跨行业监管力度”，其中美联储成为“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主张值得借鉴。
2017年，国家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18年3月，整合原银监会和保监会，新成立银保监会；原来“一行三会”的格局，演变为“一委一行两会”。
超级监管终于水落石出。
2023年，金融监管再度“豹变”。5月18日上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揭牌，中国的金融监管格局正式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证监会——所谓“一行一局一会”为主线的全新时代。
1978年至今，中国的商业保险风雨兼程了40余年。假想一个场景，如果此刻我们正站在中国商业保险的“风陵渡口”，回望过去40年，浩浩汤汤，水大鱼大；展望未来100年，浩浩渺渺，沧海桑田。
居安思危，中国商业保险的风险在哪里？真正的危险或许是：
我们不再谦虚，而是莫名骄傲，夜郎自大；
我们不再开放，而是墨守成规，故步自封；
我们不再赤诚，而是老于世故，精于权谋；
如果我们失去了求索已知世界的学习之心，失去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之心，那么这个行业就失去了有趣的灵魂。
“每5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卖过保险。”
2007年，中央财经大学郝演苏教授曾做出一个惊人的估计——寿险业在中国发展的15年间（1992—2007年），总计有2500万人做过，或正在做保险营销。
从1992年，上海友邦率先引入代理人制度之后，这个制度如野草般生长，野火般燎原。
如“蚂蚁雄兵”般的他们成为“保险铁军”，创造了中国寿险业务之发端，同时亦见证了这个行业的辉煌。他们手中的个险期缴业务成为保险业务中的“软黄金”，持续为保险公司提供最为得意的内涵价值。
“没有个人营销，就没有中国保险业的今天！”
然而，数量上，代理人越来越多，似乎人人都可以卖保险；代理人队伍大起大落，2015年无门槛疯狂扩编，2019年超过900万人，2021年降至500万人；底层保险代理人赚钱不如快递小哥，生存困难；人口红利消失，部分中心城市，人力扩张困难；“拉人头”“自保件”和“关系单”等“缘故业务”之后，代理人开发新客户困难。保险代理人团队及其服务模式都亟待升级——突破困局，闯出新路。
中国内地市场未开放之前，所有的保险巨头无一例外做着一场“美梦”。全球最后一个保险市场的洼地，超过10亿的潜在保险客户，不断演绎的经济增长神话。这样的憧憬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愈发急切。
保险行业监管部门一度设立了一道特别的门槛——“532”。这道门槛规定，外资保险公司要在中国内地开展寿险业务的必要前提是：注册资本金不得低于50亿美元、公司营业满30年，并且在中国内地开设代表处满2年。
这样的规定，堵住了中国港澳台地区多数保险公司的财路，却没有挡住欧美一流保险公司挺进的步伐。但凡能够第一批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无一例外均是欧美之保险巨头，例如安联、安盛、荷兰国际集团、美国大都会以及纽约人寿等。
这个阶段除了友邦拥有一张独资寿险牌照之外，其他的巨头进入中国寿险市场均采取合资寿险公司的方式。合资公司发展的初期，股东双方都按照合资合同，各自委派自己的高管人员；股份和高管均“一半对一半”。实践证明这种“一半对一半”的治理模式，貌合神离，难以形成合力，股东之间更难言互补、尊重与理解。
“合资困境”成为中国市场最为深沉的叹息。
如何破解“合资困境”，市场先后发展出了以下两种解法。
第一种，合资变内资。例如2009年7月，光大集团与加拿大永明金融达成重组协议。重组之后，光大永明的注册资金将从12亿元人民币增至30亿元人民币，没有同步增资的永明金融股份摊薄至20%，光大永明成为一家外资参股的中资寿险公司。
第二种，伴随中国内地保险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合资公司变身为100%外资的公司，例如安联保险。2008年底从安联泰国公司调入中德安联的新任CEO柏思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一种心态：“我们对盈利目标不会具体设定为几年，但一定要有很好的业绩，很多说法是寿险公司7年要盈利，但我们愿意乘以2，也就是用14年的时间进入盈利周期。”
坚持就会胜利。2021年11月，继友邦之后，中德安联成为国内第二家外资独资寿险公司。
未来的日子，吸引境外巨头，留住专业资本，持续推进保险开放，为行业点燃专业主义的灯火，依然是一件富有启迪意义的事情。
这是一个容易被误解，也被多次误解的行业。
改革开放之初，保险业务员外出销售保险，被误以为卖保险箱。20世纪80年代，深圳市一名公安局局长，面对“新生儿”平安保险之时，觉得非常不可接受：“怎么可能有两家保险公司呢？如果有两家公安局，谁管谁啊？”
虽历尽坎坷，却不能忽视这个行业的成长和变迁。如何解释中国商业保险的崛起？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既可以将中国商业保险40年的巨变归因于制度变化，也可以解释为中国14亿人口的刚性需求。
我们需要关注到这个行业数量庞大的从业者，记叙他们的故事。
当然，这样的记叙挑战非常大。其中很多人依然还在行业中，很多公司还在进化的过程中，是非功过难以定论——好的，可能变坏；坏的，也可能存有人性的光辉。加之视角不同、标准不同、时间不同、阶段不一，其实难有定论。
如此浩大的一次梳理，对于我个人，仿佛攀登一座高峰。
我既不是学文学或历史专业的，也非新闻专业出身，文字上难言珠玉之美；在保险专业上虽有粗浅的涉猎，但难登大雅之堂。
我大学时候的专业为货币银行和保险。恰逢第一次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征求意见，在上海财经大学谢志刚教授的引领下，参与了些许研究；后因缘际会成为一名财经记者，见证了中国保险行业从半封闭走向开放乃至挺进全球资本市场之风云巨变。后来离开财经媒体，进入21世纪之初刚刚兴起的中国财富管理行业。换了一个山头，回首再来看中国商业保险的发展和演化的趋势。行文至此，不禁心头一热，突发一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陈恳
2023年5月修订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