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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国金融机构大改革的前夜。
这一年的1月，人保和中国人寿两大国有旗舰公司先后宣布：经过一年多的积极探索，这两家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工作将于年内启动。
整体而言，快速增长的国内保险行业，面临着资本金短缺、偿付能力不足、不良资产难以消化、历史包袱沉重等困难。
非改革无以自新。
就国内金融体系改革的先后顺序而言，保险先于银行。一则是为银行探路，因为后者才是中国金融的核心和本体，其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二则国内保险市场的开放也先于银行业，保险先改革是现实的决策。
路在何方？
国有企业“一股就灵”的老路显然不能重复；痼疾难除的体制和机制如何翻新，重重的挑战如何克服，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当时的决策者。
2001年之前，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的改革模式尚处于争论阶段。而财政部等有关部委曾对三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再保险——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方案争执不下。
三种方案，即分别成立保险控股公司模式、国家保险控股公司模式和分拆重组模式，尤其以方案一与方案三之间的争论最为激烈。前者是将三家原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分别改为控股公司，非经营性资产留在控股公司，经营性资产注入股份有限公司，吸引民营资本和外资参股，改制成为三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后者主张将人保、中国人寿按区域进行分拆重组，分别吸引民营资本和外资参股，组成若干个完全独立的股份制保险公司。
2001年4月16日、19日、24日三天，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再保险相继将股份制改革方案锁定在第一种模式。重组、改制（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后来都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标准三部曲。
不过，因为改制和上市，外资巨鳄可以轻易挺进中国金融的垄断部分，最终都赚得盆满钵满，从而引爆关于国有资产贱卖的巨大争论。
事后回顾，2002年启动的国有保险改革，恰逢其时。行业内部，2002年和2003年，中国保险行业分别增长44.7%和27.1%，分外吸引眼球；外部环境，国际资本依然对中国保险充满想象，同时境外资本市场处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互联网泡沫之后的上升期；同业之间，如果保险公司的改制上市落在银行、证券业的后面，在国际资本市场就难有重要影响。
幸运的是，两家国有保险公司先后于保险业2004年底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之前，实现了境外挂牌上市。形式上，国有保险股份制改革圆满落定。
就在国有保险剑指境外之时，多家保险公司却在为A股上市折腾不已。“中国保险第一股”的广告彩头，诱惑难挡。
媒体将2002年命名为“保险公司上市年”，并猜测，寿险方面，新华人寿和太平洋保险将是保险“第一股”最有力的竞争者；产险方面，华泰财险则可能是最佳选项之一。
然而，实际的上市进程，却渐渐变为“踏步观望”。
2001年5月，太保集团宣布结束上市辅导期，成为内地第一家号称结束上市辅导期的保险公司。随后，刚成立6年的新华人寿也对“保险第一股”志在必得。该公司前任董事长关国亮言之凿凿，虽然新华人寿不是第一个完成上市辅导期的保险公司，但新华人寿上市辅导期已于2001年8月结束，而且该公司上市进展在同业中最快，已上报上市申请材料，是第一家递交上市申请材料的保险公司，且获得保监会和证监会的认可。
2003年6月4日，新华人寿获得了保监会极为稀缺的一纸批文——“同意新华人寿上市”，A股市场上的“保险第一股”呼之欲出，这是新华人寿历史上离上市最近的一次。
产险方面，华泰财险2002年上半年曾发布拟上市公告，并称已接受辅导期超过半年。之前，同位于上海的两家财险公司——天安保险和大众保险宣称，两公司也已于2001年底结束了上市辅导期，正积极准备上市。
大众保险常务副董事长杨国平颇为自信，认为大众保险连续6年盈利，有可能成为国内“保险第一股”。
不过，这也成为大众保险此后再也无法逾越的一个高点。从发端上海、扩张机构于长三角、上市冲刺第一家保险公司，到出现巨额亏损，甚至商谈出卖自己的股份，大众保险10年的发展轨迹好像一条倒扣的抛物线，令人唏嘘。
另外一艘航母——平安的上市历程一波三折。
平安曾想将寿险业务在香港上市，但随后被取消，因为马明哲对于分拆上市不感兴趣。
此后，分业成为平安上市的最大障碍，而分业是上市的前提。玩不成分业，平安就不能上市。2002年，分业完成。平安集团控股公司下设寿险子公司、产险子公司和证券子公司，证券公司下控信托公司。
平安将以集团公司形式上市，而不再是某个子公司率先上市。2003年，平安才正式启动上市之路。不过，由于坚持集团上市，牵扯保险、银行、证券等诸多行业监管，加之外资持股比例超过25%、员工合股基金的处理等问题，平安特殊的发展轨迹决定了上市时候的挑战前所未有。
拜旗舰（人保和中国人寿）、外援（外资保险公司）、劲旅（平安和太保）三大势力的全力打拼，2002年前三季度，中国内地保险市场保费收入达到2000亿元，继续保持着30%以上的增长速度。
不过，2002年亦有不和谐的音符。
3—4月，经济学家茅于轼向媒体公开质疑航空人身意外保险（简称“航意险”）存在700%暴利。
茅于轼先算了一笔账：现在我国每年乘飞机的旅客数大约有8000万人。假定每人都买保险，每张保单20元，8000万人的销售收入就有16亿元。而这两年民航的安全纪录非常好，假定一年下来有100人死亡，每人赔20万元，100人共赔2000万元，即使再加上其他零星的索赔2000万元，加起来一共4000万元，再把销售成本算上，假定每张保单是2元，成本就是1.6亿元，总成本加起来一共是2个亿。16亿元的销售收入，2亿元的成本，14亿元的利润，也就是说，我国目前航意险的利润能达到700%左右。
面对质疑，保监会的人士给出另外一个账单。航意险算上保单费、公司管理费、代理人手续费和机场摊位费能占到收入的30%，再加上20%的法定再保险、6.5%的营业税、1%的保障基金、5%的巨灾再保险及溢额再保险和30%的各种准备金，利润在10%左右，比其他意外险高，但并非暴利。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算账的方法将在2007年市场质疑交强险暴利的时候再度交锋。
实际上，对于多数的保险公司来说，由于恶性竞争，航意险最大的意义仅在于在机场设立了一个“活”广告，而非保费收入，因为多数的保费实际上进入了机票代理商的腰包，或者成为机场的场地租金。不过，保险公司内部少数的投机者，的确利用第一种算法，通过手工的假保单，自开保险公司而大发横财。
在国内保险业务恢复超过20年之后，保险依然不能摆脱“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的知识困境。
或许是因为茅于轼先生名气太大，“暴利论”之后航意险不得不变相降价——虽然20元保费不变，但保险金额由20万元上升为40万元。同时，由于其他替代产品的兴起，航意险日渐式微。
2002年10月，一位“关键先生”——湖北人吴定富回归保监会，担任主席。此前的1998年11月至2000年1月，吴定富担任保监会第一副主席。回归后的吴定富开启了中国保险行业监管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