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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金盛人寿数百名代理人，随销售主管集体跳槽到另一家保险公司，这成为至今行业所知最早的保险行业群体性“挖角”事件。
同一年，于广州开业的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信诚人寿”），也因为挖角同业，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自此，“挖角”这一外来词在国内保险行业大行其道。
存在即合理。“挖角”大行其道，自有其庞大的市场基础。
截至2001年底，中国共有保险公司52家
；到2007年底，这一数字上升至110。短短六七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同时，相对于银行业和证券业，保险业的人才积累最为薄弱。
人才，是保险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血脉。因其极度匮乏，行业上演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人才掠夺战。不仅中、高阶管理人士流动频繁，而且一家公司的营业部被另一家公司成批地挖走也不是奇闻。
其实，“挖角”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被“挖角”者，冲动是魔鬼，这些新的冒险机会，成为部分职业经理人的职业坟墓。而对于“挖角”者，通过“挖角”，公司虽然可以迅速拉起队伍、做进保费，但是，此前“挖角”的公司，很快可能变成被“挖角”的对象，而通过“挖角”建立起来的队伍，其本身的流动性就是很强的。
因利而来，就也会因利而去。通过“挖角”，保险公司除了强化非健康的兄弟袍泽之谊外，很难建立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仿佛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当潮水退去，一切均将复原。
和广州一样，面对业内频繁的“挖角”，上海、江苏、北京的各家公司都求助于同业公会或者行业协会，各地公会也出台了各种各样限制恶性“挖角”的所谓“自律公约”。
在“挖角”大战中，平安最受伤。
最为市场化的平安成为中国保险行业的“黄埔军校”，遍布于行业的人才成为平安对中国保险行业的最大的贡献。巧合的是，每次平安人才有大流动，均对应新保险牌照的派发。
第一次是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华泰财险、永安财险、华安财险等5家新公司。之前，内地只有5家保险公司——人保、太保、平安、天安保险和大众保险。
第二次是2000年前后，生命人寿、民生人寿、东方人寿和恒安人寿4家“壳”公司破土而出。几乎同期，太平人寿和太平保险以“复业”的名义获得了当时依然稀缺的保险牌照。
第三次是2004年，监管部门一口气批准了18张以上的新牌照，再度引发平安后起人才的纷飞。
这三次牌照的派发，以及随后兴起的各地分公司扩张浪潮，诱发了平安内部的中高层人事动荡，亦铸就了平安“黄埔军校”的人才地位。
新华人寿在组建之初便向孙兵伸出橄榄枝。作为平安第二号人物，时任常务副总经理的孙兵毅然离开，出任新华人寿总经理。随同孙兵一起离去的还有平安总部总经理助理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孙伟光等多名大将。
同一时期，曾任平安寿险协理和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的刘经纶也另觅新主，就任泰康人寿总裁。
孙兵等人的出走，引发了平安的第一波人事地震。追寻孙兵等人的脚印，2000年前后，平安内部发生了高管创业高潮的第二波。
其中引人瞩目的有李钢和赵卫星。
平安集团副总李钢，自其参与创建平安直至离任，从来都是风头很劲。1995年，美国林肯金融集团（简称“林肯金融”）曾以数十万美元的年薪，盛情邀请这位当时平安最年轻（30多岁）的高层管理干部加盟。不过，当时的李钢却婉拒林肯金融并成为平安集团副总，分管寿险和投资。
但是，1997年底，李钢被安排调任平安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当年最热闹的事情是，平安足球保级之时，据称李钢携巨额现金至现场，大喊“冲啊”，激励士气，最终保级成功。
1999年底，“保级将军”李钢作别平安，出任筹建中的生命人寿的董事长。颇有轮回意味的是，时隔不久的2000年初，平安将林肯金融的斯蒂芬·迈尔（Stephen Meldrum）和斯蒂芬·克林顿（Stephen Clinton）招至麾下。有意思的是，此二人正是当初代表林肯金融力挖李钢的直接当事人。
就在李钢宣布“不玩了”的时候，平安高层人员中就相继有寿险协理何志光、黄萍，产险协理蔡生等宣布离开。何志光其后参与太平人寿的复业，率领太平人寿打下江山；蔡生则先就职于华泰财险，后栖身华安财险，经历了这家公司从国有股份制至民营股份制的全部变化。
2000年前后，还有一位平安的“巨头”离开，这便是平安第三任常务副总经理赵卫星。自1990年加盟平安，赵卫星就一直掌握着平安的财政大权和财务细节。但是，2000年上半年，赵卫星分管的财务工作被转交给平安从香港引进的安达信高级合伙人汤美娟负责；分管的投资工作则由安信基金管理公司原董事长徐建军负责。2000年6月，赵卫星辞职，赋闲在家。2000年国庆之后，应人保原总经理唐运祥力邀，赵卫星加盟人保，先后任人保财务部总经理和人保副总经理，2004年后又参与新公司国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民人寿”）的筹建。
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赵卫星走后，他原先分管的财务和投资两个部门人员也纷纷跳槽。
除了寿险，平安产险也相继生出诸多人事变故：产险协理袁力出走平安，转任保监会要职；车险总监藏家瑞改投华泰财险；产险上海总经理许跃宁出任国内首批公估公司之一上海大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泰财险也有多位原平安人入职。
同时，也许为弥补本土人才留下的空当，抑或是因为境外人才动了本土人才的奶酪，无论如何，从1996年开始，先后共有50多位境外专业人才进入内地平安保险的管理层。包括台湾市场的培训人士、以张子欣为代表的麦肯锡成员、香港寿险精英梁家驹、纯正的老外总精算师斯蒂芬·迈尔、前首席财务官和总经理汤美娟等。
2004年香港人梁家驹的入场是其中一个高潮。
这些外援的身影也曾经闪烁：平安产险陈强（原为美国环球保险台湾分公司总经理）、平安证券总经理叶黎成（原为唯高达证券行政总裁）、平安信托董事长童恺（原为高盛执行董事）、平安银行行长陈昆德[原为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台湾）副总经理]、平安资产管理杨文斌（原为安泰日本首席投资执行官）等等。
鼎盛之时，平安保险总部的财务、精算、IT、培训、投资、营销等主要业务门市部的负责人都由境外人士担任。彼时，内地保险业90%的境外专家在平安。当然，这些外部引入的人才薪酬高达数百万港币，甚至超过美国财富500强企业的顶级管理人员。不过，马明哲认为这些付出是值得的，“他们为平安带来的收益够平安为他们发500年工资”。
同时，相对于频繁变动的本土将领们，进入平安体系的境外人才，除少数之外，更愿意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显然亦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平安2007年回归A股之时，马明哲认为平安的第三大投资亮点是“国际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根据平安的推介资料，目前平安集团和寿险公司高管层面，都是外资团队占60%，本土人士占40%。
不过，马明哲撇清，除境外人才外，平安也注意培养本地的精英，只不过方式有异，“平安不是把人送往境外，而是在实战中培养。每一个境外人才签约之时，都有一条，要指定培养3～5个本地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