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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金盛人寿数百名代理人，随销售主管集体跳槽到另一家保险公司，这成为至今行业所知最早的保险行业群体性“挖角”事件。
同一年，于广州开业的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信诚人寿”），也因为挖角同业，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自此，“挖角”这一外来词在国内保险行业大行其道。
存在即合理。“挖角”大行其道，自有其庞大的市场基础。
截至2001年底，中国共有保险公司52家
；到2007年底，这一数字上升至110。短短六七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同时，相对于银行业和证券业，保险业的人才积累最为薄弱。
人才，是保险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血脉。因其极度匮乏，行业上演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人才掠夺战。不仅中、高阶管理人士流动频繁，而且一家公司的营业部被另一家公司成批地挖走也不是奇闻。
其实，“挖角”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被“挖角”者，冲动是魔鬼，这些新的冒险机会，成为部分职业经理人的职业坟墓。而对于“挖角”者，通过“挖角”，公司虽然可以迅速拉起队伍、做进保费，但是，此前“挖角”的公司，很快可能变成被“挖角”的对象，而通过“挖角”建立起来的队伍，其本身的流动性就是很强的。
因利而来，就也会因利而去。通过“挖角”，保险公司除了强化非健康的兄弟袍泽之谊外，很难建立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仿佛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当潮水退去，一切均将复原。
和广州一样，面对业内频繁的“挖角”，上海、江苏、北京的各家公司都求助于同业公会或者行业协会，各地公会也出台了各种各样限制恶性“挖角”的所谓“自律公约”。
在“挖角”大战中，平安最受伤。
最为市场化的平安成为中国保险行业的“黄埔军校”，遍布于行业的人才成为平安对中国保险行业的最大的贡献。巧合的是，每次平安人才有大流动，均对应新保险牌照的派发。
第一次是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华泰财险、永安财险、华安财险等5家新公司。之前，内地只有5家保险公司——人保、太保、平安、天安保险和大众保险。
第二次是2000年前后，生命人寿、民生人寿、东方人寿和恒安人寿4家“壳”公司破土而出。几乎同期，太平人寿和太平保险以“复业”的名义获得了当时依然稀缺的保险牌照。
第三次是2004年，监管部门一口气批准了18张以上的新牌照，再度引发平安后起人才的纷飞。
这三次牌照的派发，以及随后兴起的各地分公司扩张浪潮，诱发了平安内部的中高层人事动荡，亦铸就了平安“黄埔军校”的人才地位。
新华人寿在组建之初便向孙兵伸出橄榄枝。作为平安第二号人物，时任常务副总经理的孙兵毅然离开，出任新华人寿总经理。随同孙兵一起离去的还有平安总部总经理助理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孙伟光等多名大将。
同一时期，曾任平安寿险协理和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的刘经纶也另觅新主，就任泰康人寿总裁。
孙兵等人的出走，引发了平安的第一波人事地震。追寻孙兵等人的脚印，2000年前后，平安内部发生了高管创业高潮的第二波。
其中引人瞩目的有李钢和赵卫星。
平安集团副总李钢，自其参与创建平安直至离任，从来都是风头很劲。1995年，美国林肯金融集团（简称“林肯金融”）曾以数十万美元的年薪，盛情邀请这位当时平安最年轻（30多岁）的高层管理干部加盟。不过，当时的李钢却婉拒林肯金融并成为平安集团副总，分管寿险和投资。
但是，1997年底，李钢被安排调任平安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当年最热闹的事情是，平安足球保级之时，据称李钢携巨额现金至现场，大喊“冲啊”，激励士气，最终保级成功。
1999年底，“保级将军”李钢作别平安，出任筹建中的生命人寿的董事长。颇有轮回意味的是，时隔不久的2000年初，平安将林肯金融的斯蒂芬·迈尔（Stephen Meldrum）和斯蒂芬·克林顿（Stephen Clinton）招至麾下。有意思的是，此二人正是当初代表林肯金融力挖李钢的直接当事人。
就在李钢宣布“不玩了”的时候，平安高层人员中就相继有寿险协理何志光、黄萍，产险协理蔡生等宣布离开。何志光其后参与太平人寿的复业，率领太平人寿打下江山；蔡生则先就职于华泰财险，后栖身华安财险，经历了这家公司从国有股份制至民营股份制的全部变化。
2000年前后，还有一位平安的“巨头”离开，这便是平安第三任常务副总经理赵卫星。自1990年加盟平安，赵卫星就一直掌握着平安的财政大权和财务细节。但是，2000年上半年，赵卫星分管的财务工作被转交给平安从香港引进的安达信高级合伙人汤美娟负责；分管的投资工作则由安信基金管理公司原董事长徐建军负责。2000年6月，赵卫星辞职，赋闲在家。2000年国庆之后，应人保原总经理唐运祥力邀，赵卫星加盟人保，先后任人保财务部总经理和人保副总经理，2004年后又参与新公司国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民人寿”）的筹建。
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赵卫星走后，他原先分管的财务和投资两个部门人员也纷纷跳槽。
除了寿险，平安产险也相继生出诸多人事变故：产险协理袁力出走平安，转任保监会要职；车险总监藏家瑞改投华泰财险；产险上海总经理许跃宁出任国内首批公估公司之一上海大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泰财险也有多位原平安人入职。
同时，也许为弥补本土人才留下的空当，抑或是因为境外人才动了本土人才的奶酪，无论如何，从1996年开始，先后共有50多位境外专业人才进入内地平安保险的管理层。包括台湾市场的培训人士、以张子欣为代表的麦肯锡成员、香港寿险精英梁家驹、纯正的老外总精算师斯蒂芬·迈尔、前首席财务官和总经理汤美娟等。
2004年香港人梁家驹的入场是其中一个高潮。
这些外援的身影也曾经闪烁：平安产险陈强（原为美国环球保险台湾分公司总经理）、平安证券总经理叶黎成（原为唯高达证券行政总裁）、平安信托董事长童恺（原为高盛执行董事）、平安银行行长陈昆德[原为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台湾）副总经理]、平安资产管理杨文斌（原为安泰日本首席投资执行官）等等。
鼎盛之时，平安保险总部的财务、精算、IT、培训、投资、营销等主要业务门市部的负责人都由境外人士担任。彼时，内地保险业90%的境外专家在平安。当然，这些外部引入的人才薪酬高达数百万港币，甚至超过美国财富500强企业的顶级管理人员。不过，马明哲认为这些付出是值得的，“他们为平安带来的收益够平安为他们发500年工资”。
同时，相对于频繁变动的本土将领们，进入平安体系的境外人才，除少数之外，更愿意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显然亦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平安2007年回归A股之时，马明哲认为平安的第三大投资亮点是“国际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根据平安的推介资料，目前平安集团和寿险公司高管层面，都是外资团队占60%，本土人士占40%。
不过，马明哲撇清，除境外人才外，平安也注意培养本地的精英，只不过方式有异，“平安不是把人送往境外，而是在实战中培养。每一个境外人才签约之时，都有一条，要指定培养3～5个本地的人才”。
2000年是一个转折。
和中国保险行业“先产险，后寿险”的进化类似，最赚钱的寿险业务，起始并不是太保的重点。受惠于母体的恩泽，太保最初的业务主要来自和交通银行信贷相关的财产保险业务，因此产险业务理所当然地成为太保的重心，后者以此为起点，发展成为国内第二大的财产保险公司。
但是，随着平安和中国人寿先后引入个人寿险营销，太保被动地跟随发展寿险业务。唯一区别在于，由于产险业务赚钱，太保的“一把手”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赚钱的业务上，寿险业务的发展相对迟缓。
类似的瓶颈，中国人寿和人保分家之前一样遭遇过。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由于当年“重财险，轻寿险”的业务策略，发育落后的太保寿险其利差损亏损规模显著少于平安和中国人寿。例如，从准备金余额占比上来看，2006年平安的占比是37%，太保是24%。从有效业务价值来看，2007年中期，平安利差损保单的有效业务价值为-164亿元，而太保这一数据为-28.73亿元。
1999年，由于分业的要求，交通银行将其全部股份转让给上海市政府，并渐次过户给相关的上海企业。除了太保，这一时期，“听话”的交通银行还将另外一个“儿子”海通证券一同转交。痛失证券和保险业务，交通银行数年后追悔莫及。
太保独立之后，寿险业务的“利差损”已经被发觉，而同期财险业务盈利颇丰，太保内部甚至引发了究竟要不要发展寿险业务的争论。与此同时，更贴近市场的平安发力投连险，太保的市场份额被动下滑。
太保寿险的春天还要等待。
2000年，太保自身的分业方案获得批复。2000年9月10日至12日，太保召开了一次分业经营机构体制改革暨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分业改革进入实质性的深水区。
分业背后实质是人、财、物的分割，将之和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一起捆绑，协调的难度可见一斑。而关键时刻还得依靠觉悟和党性。
和中国人寿类似，由于产险的利润好、待遇高，多数管理干部和员工都不愿去前途未卜的寿险，至少不会主动要求去。最后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当时多数的“一把手”不知道怎么干寿险，均留在了产险公司。不过，也有少数例外者，例如日后主政太保寿险福建分公司的朱健。
分业之后，太保寿险发展很快，远远超过保守者们的乐观预期。太保个人代理人数量由2001年底的14万人，迅速上升至2002年底的21万人。
创业之时，总是激情澎湃。
分业之时，从新疆分公司履新福建分公司“一把手”仅仅两年的朱健，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局面。彼时于太保寿险系统内，福建分公司排名倒数，只有400多名营销员。
出路只有一条：扩大队伍。干劲冲天的朱健成建制地拉平安的人。但是，太保的工资不高，朱健只有曲线救国：画愿景，给帽子。
即便如此，干部还是不够用，分支机构干部尤其匮乏。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一日，下乡选才的朱健行至福建漳州诏安县的一家四川饭馆吃饭，谈及扩张分支机构的“宏图”，邻座“偷听”的一“客官”深被感染，大胆地问：“我行不行？”
经过简单交流，朱健确认，骑公安的摩托车“转悠”的这个人比较特别，可能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基础。于是，朱健给了他一个小山头，负责当地招兵买马，同时公司加派一个主训作为支持。果不出所料，这位“客官”半年之内就拉起了200人的队伍。
另一日，朱健到福建漳州云霄县发展机构。司机买烟之时，朱健问老板有无人推荐。老板说：“巧了，正好有一个亲戚，退伍军人，已经在中国人寿干了3年保险。”不多时，进来一个仪表堂堂的年轻人，二十七八岁。凭直觉，朱健认为这个“亲戚”可以塑造。
但是，一辆破旧的桑塔纳，60块的街边旅店，以及过于简化的面试场景，却让面试的对象起疑：谁见过如此的分公司总经理？会不会是骗子？
后来，这位仁兄的叔叔果真至太保漳州分公司核实朱健的身份。确认无误之后，这位仁兄才欣然接受职位，成为云霄县县级营销服务部的负责人。
在那个创业的年代，这样的非常规做法，让朱健、福建分公司，以及太保寿险打开了一片天空。两年间，福建分公司从400人增长到9000人。
太保寿险快速的发展，亦留下偿付能力不足的后遗症。因此，2003年“新疆会议”成为一个小的拐点。时任太保寿险董事长的洪涛，开始雷厉风行地推行利润考核，要求做内含价值
高的业务，种下了太保寿险业务调整的种子。
数年之功，后任继之，此时的做法使得太保上市之时，寿险部门能够拿出行业内最优质之业务结构——传统险，其利润最好，占比最高。
但是，就在当时，究竟什么叫内含价值，几乎所有的分公司总经理都一脸茫然。不过，总公司高管中有一个明白人，这就是太保寿险的总经理金文洪。由于金文洪一直负责太保寿险的引资事宜，和外资持续数年的谈判中，对于外资认为什么最有价值，专业于财务的金文洪心领神会。
于太保内部，金文洪的工号为0006号。如此靠前的号显然暗示，金文洪是一开始就参与太保筹建的员工。金文洪的人生轨迹代表了一类上海人——下乡，上大学，到政府工作（或者事业单位）。这一类人，恰恰为过去十余年上海之领导力量。不过，金文洪的特殊性在于，他曾经在远离上海数千公里的黑龙江的最北端黑河，有过十年的知青生活。十年平凡生活而不改读书的梦想，斯人之个性可见一斑。
金文洪曾经用苹果树来比喻寿险的业务，用农民和果农来形容寿险公司，极为精到。
他说，趸交业务好比农民种麦子，每年种一次收一次，年年都得辛苦；期缴业务好像果农种苹果树，树种好了，年年都可以丰收。但是，种苹果树也得小心。寿险的利差损就好比烂苹果树，尽管它每年也结果，但结的都是烂苹果，不仅不能吃，而且还有毒。
考核的指挥棒改变之后，分公司们纷纷行动。其中，以吉林分公司最“有主意”。这家分公司在小个子“一把手”王恩怀的带领下，以企业文化建设为纽带，经七八年时间的洗礼，经历前后两任领导的勠力同心，打造了一个以传统期缴业务为核心、适当兼顾规模、健康而和谐的分公司。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恩怀于任上树立的业务员典型——九台支公司总经理刘玉辉，以“夸不倒”“长行善”成为保险行业著名的常青树式的典型。曾经历下岗失业的刘玉辉，不仅用保险改变了自己以及更多学历不高的人（下岗职工和种地农民）的命运，而且用保险之互助共济的功能实践自己的善行，成为当地的有名人物，还曾受到保监会主席吴定富的热情款待。
不过，调整之过程远非一帆风顺。
实际上，2004年、2005年乃是太保寿险压力最大的年头。受历史的利差损、快速增长的规模双重煎熬，太保寿险偿付能力跌破底线。2004年8月，太保寿险收到警告。翌年，保监会再出黄牌。仅2004年，太保寿险的偿付能力就存在90.16亿元的缺口。
偿付能力不足，给太保寿险的品牌和业务拓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太保寿险还不得向股东分红，也不得增设包括营销服务部在内的分支机构。
太保面临着双重困境。
而救赎之路并不太顺利。早在2001年，市场即传言太保与澳大利亚安保集团（AMP）缔结“秦晋之好”。不过，由于AMP自身投资出现问题，最终未能开花结果。直到2005年底，太保集团与凯雷共同出资66亿元人民币（其中凯雷出资4.1亿美元）对太保寿险进行注资，这才减轻了太保寿险的偿付压力。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让全球保险行业惊魂未定。
美国世贸中心刚刚倒塌，市场就纷纷担忧全球保险业可能遭受重创。悲观的观点认为，整个保险业蒙受的损失将超过千亿美元。不过，三年之后，拜美国联邦政府的巨灾补偿基金所赐，实际的数字只有300亿～400亿美元，远比预计的要少。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了WTO。保险成为率先全面开放的金融行业，外资巨头从来没有离中国市场的大门如此之近。在多年沉寂之后，外资不断积蓄着冲关乃至“红”遍中国的扩张冲动；内地的民众开始憧憬外资银行、保险的优质服务；而中资保险公司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
2001年，中保集团
旗下的太平人寿内地复业，凭借银保利器突破重围。
继友邦之后，太平人寿成为又一家依靠业务模式的创新而一鸣惊人的公司。复业的第一个完整财年（2002年），太平人寿就揽进了11亿多元的保费收入，这相当于一般中资寿险公司开业五六年的战绩。其中，银保几乎占比接近80%。初尝甜头的太平人寿进而于2002年初确立了“以银保为突破，以团险业务为重点，以个人业务为基础”的业务策略。
不过，由于银保模式门槛不高，太平人寿的领先优势并未维持太长时间。两三年之后，银保几乎成为所有寿险公司闭着眼睛都能做的销售产品，并因价格战甚嚣尘上而沦为少数公司努力削减的劣质业务。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人寿挺进银保的股权伏笔。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通过参股太平人寿姐妹公司——同属中保集团成员的太平保险，与后者形成银保市场早期中国内地唯一一例有间接股权关系的“银行—保险同盟”。
数年之后，当安联集团入股中国工商银行之后，其在中国的合资寿险公司中德安联人寿
（简称“中德安联”）亦复制类似的股权纽带。
不过，太平人寿和工商银行可能走得更远。一个版本是，工商银行、太平人寿的母公司中保集团，以及外资股东富通集团三方成立一家新的合资公司，由新公司全资持有太平人寿、太平保险、太平养老保险与太平资产管理4家公司的股权。
在价格战的摧残之下，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节节攀升，简单的5年期趸交投资型产品事实上已经只有微利，甚至无利可图，更遑论期限更短的趸交产品，除非投资收益出现类似2006年、2007年的重大逆转。但是，由于“银保渠道+投资型保险”可以迅速做大规模，亦有新、老公司乐此不疲。
2001年，发端于1999年、2000年的投资型保险突飞猛进。
这一年，投资联结和分红类新产品保费收入412.3亿元，占寿险保费收入的32.2%，同比增加28.8个百分点。异军突起的投资型保险迅速带动当年的保费收入，达到2109.36亿元，同比增长32.2%。
时任保监会主席的马永伟颇为欣慰：“（这）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经济效益最好的一年。”32.2%的增长速度是过去8年，仅次于1997年的第二高增长（见表6-1）。
2001年，资本市场先扬后抑，投资型保险随之潮起潮落。
表6-1 1994一2001年中国保费收入
数据来源：保监会。
特别是平安的投连险，从上半年的天之骄子，跌落为下半年的过街老鼠，诱发了中国市场第一次保险产品公共危机。
“投连危机”是划在中国寿险业的一道深深的伤痕。对于始作俑者平安而言，投连是一杯先甜后苦的酒，所经历的是一段无法回避的记忆，或许也是一个洗心革面的起点。
这一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使得1999年、2000年兴起的各类保险网站和互联网公司，或者倒闭，或者梦碎，或者转型以求生存，比如平安花费2亿元轰轰烈烈创办的网站“PA18.com”。
2000年，尽管平安已经成立12年，但是马明哲一直保持低调形象，与媒体避不见面。这一年，马明哲为一个网站破了戒，这就是平安“新概念PA18”金融电子商务网站。
2000年8月18日，PA18成立时热闹非常。
“保险业巨头平安花费2亿元巨资打造，聘请麦肯锡亚太区合伙人、董事张子欣出任PA18网站首席执行官”等新闻，一时间吸引了网络业和保险业注意。而与PA18同时成立的泰康在线以及太保网，更是把整个8月变成了保险公司触网月。
电子商务诱惑难挡。
在成立之初，PA18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实体，甚至专门成立了“平安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与PA18同时成立的，还有位于苏州、号称投资3亿元打造的平安保险“95511电话中心”。这两个项目上线前后相隔不过半个月。
然而，两年后，当“95511”隆重庆祝自己两周岁生日时，同样成立两周年的PA18网站却是一片静悄悄。
PA18的影子在平安内部确实越来越淡。除了名为PA18的网站仍在运作之外，在平安内部已经找不到以PA18命名的职能部门，也不再有冠以PA18字样的职务。独立的财务和人事部门早已被总公司收回，IT部门被搬到总公司技术中心。
对此，曾经意气风发的张子欣解释说，2001年，董事会经讨论决定：将PA18纳入集团整体业务。
“2001年上半年是我们最感受挫折的时候。坦白地说，是因为我们摸索了很久之后，一直没有那种真正摸到路的感觉。”当时的PA18副总裁顾敏回忆说，“我们毕竟是在一家传统企业里做电子商务，所有工作，都要从企业整体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真正在业务中体现出来，就算PA18上市了，按照当时的市场情况，整个网站的价值可能最多几亿美元。而如果将电子商务纳入集团业务后，能给平安的业务带来哪怕是几个百分点的提升，这个价值也相当大了”。
回首这一段，马明哲认为：“麦肯锡建议平安应该在网络方面发展，张子欣成立了一个IT公司负责做这个项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那时候行动得太早了，当时中国互联网行业还不成熟，人们还不接受这种消费模式。”
但是同时，平安收获了更为值钱的人才。
“虽然这个网络项目因时机不成熟，被暂且放下，但我想，我们能不能把张子欣的团队变成平安的团队？我对张子欣说，你们过来，成立一个信息管理部，和IT整合在一起，开始他们就不同意。后来张子欣被我说服了，张子欣再说服其他人，我们把张子欣的一套人马变成了平安的员工，张子欣担任集团副总，还包括现任平安集团副总经理兼首席市场官吴岳翰、集团总助顾敏、首席信息官罗世礼。”马明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