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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借力投连险，平安步步紧逼，攻城拔寨；而竞争对手中国人寿连连败退，先后失守上海等多个重镇。
平安兵临城下，中国人寿内部则引发了一场要不要推投连险的大争论。对于饱受降息折磨的寿险行业而言，投资型保险好像一剂补药，不仅能解“利差损”之饥渴，而且可以于短时间内做大资产管理规模。
不过，投资型保险是一把双刃剑。2001年，领跑的平安就不得不自饮苦酒，并酿成一次危机。而中国人寿（简称“国寿”）由于采取了更为保守的分红险策略，侥幸躲过一劫。
2000年，成立逾一年的保监会四处“开机构”。4月25日、26日、28日，保监会上海、广州和北京办公室分别挂牌成立。到年末，保监会已在13个中心城市设立了办公室、办公处或特派员办事处。和保监会相呼应，11月16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北京成立。时任人保总经理的唐运祥当选为首届协会会长。
2000年6月16日，我国第一家保险经纪公司——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在北京揭牌。之后，6月29日、7月26日，长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和东大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分别在广州和上海成立。至年底，有30多家保险代理公司、5家保险经纪公司获准筹建。
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介都未能成为主力军，更和人们对其承担保险营销转型的期望相去甚远。保险中介的真正价值要等待一家名为“泛华”的保险中介公司上市，以及数家PE资本投资另外几家保险中介之后，才被市场于蓦然间发现。
10月，面对脚步声越来越近的WTO，保监会一口气批准了4张只能合资的寿险牌照——民生人寿、东方人寿、生命人寿和恒安标准人寿（简称“恒安人寿”）。
围绕这4家公司，中国寿险市场又一次上演了激烈的资本暗战。东方人寿更因为深陷金融巨鳄德隆集团的财务危机，开业石沉大海，几乎成为“牌照标本”，更使得坚持其中的职业经理人“出师未捷身先死”。
与资本同舞的还有北京的同城“德比”兄弟：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8月30日，新华人寿向苏黎世保险公司、国际金融公司、日本明治安田生命保险公司等外资机构招募24.9%股份的协议在上海签署。
泰康人寿不甘落后，11月21日，泰康人寿宣布其境外募股落幕，境外股东包括瑞士丰泰人寿、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有限公司等，泰康人寿的资本金因此达到20亿元，超过新华人寿的16亿元。
中资保险公司引入外资，表面“三得利”：资金、技术和公司治理。但是为话语权和分配权的博弈，可致三种结局：上局，众股平等，和谐治理；中局，一股独大，稳定向前；下局，祸起萧墙，纷争不断。
引入外资之后的泰康人寿，取上中局；而同城的新华人寿，却得下中局。颇有意趣的是，这两家同时开业公司之间的“德比”，横穿整个20世纪，于21世纪的第四个年头才彻底分出高下——泰康人寿胜出。然而，新华人寿经历全面危机、“国有”之变之后，反而先泰康人寿一步登陆资本市场。
胜出的泰康人寿，宛如小乔初嫁。
2008年，泰康人寿挟2006年、2007年A股市场的“暴利”，以雷霆万钧之气势，喊出了“越洋计划”，规模上超过一直稳居第三的太平洋人寿，成为中国第三大的寿险公司。但是，功败垂成，2008年8月之时，“年轻气盛”的泰康人寿却因为投资型产品的规模与结构失衡，而被监管部门“轻轻地”敲打。
1999年开始，面对降息之痛，以及巨额利差损，中国人寿、平安人寿、太平洋人寿三大公司各自寻找突围方向。
不约而同地，三大公司都推出了“保险保障偏低，投资风险部分或者全部由投保人承担”的投资型产品，成为各家公司“上规模、冲保费”的利器。同是投资型产品，三巨头的偏好不同：国寿最保守，选择分红；平安最激进，借助投连；太保则居于中游，启用万能。
不同的风险选择，亦决定了各自的命运。长远而言，这类产品，尤其是一次性缴费的趸交产品，成为保险行业可持续增长的一剂毒药。
无一例外，投资型产品都以火爆开头。
2000年，太保开发了国内第一款万能寿险——“太平盛世·长发两全保险”，该产品以其缴费方便、保障灵活、投资保底等卖点，切中市场的需求，仅4个多月，保费收入就达5.3亿元。截至2006年，该万能账户累计资金已超过30亿元，2006年平均结算利率达到6.5%。而参与开发首款万能险的陈尉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7年），上海金融系统唯一的北京奥运会火炬手（2008年）。
但是，中庸的万能险并不是最火爆的创新产品。
1999年10月，平安推出国内第一个投资连结保险，其热销情况一度让竞争对手中国人寿各省市场频频告急。
根据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的统计，从1999年起，平安（市场份额42%）就超过中国人寿（37%）成为上海市场的霸主。到2001年，中国人寿的份额更是惨跌至23%，而平安寿险的市场份额已经升为51%。
面对平安的压力，中国人寿何去何从？
中国人寿内部争论激烈。有亲历者称，时任中国人寿产品开发部总经理李良温坚决反对推出投连险，李良温后来成为中国人寿主管精算和产品开发的副总经理。
中国人寿产品开发部副总经理彰井泉曾吐露选择分红险的缘由：“1999年寿险经营形势严峻，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七次下调，保监会出台了寿险产品预定利率的规定，中国人寿也推出了系列保障型产品，但市场不认可。经过市场调研，中国人寿将产品创新的重点定位于分红保险。”
2000年年中，中国人寿个险渠道开卖第一款分红险——中国人寿“千禧理财”，拉开了中国人寿著名的“分红险风暴”。其风头因远远胜过传统型的保险产品而成为新宠。
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将上一会计年度该类分红保险的可分配盈余，按一定的比例，以现金红利或增值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的一种保险。
从全国市场看，2001年分红保险实现保费收入163.03亿元，占全年业务保费收入的46.57%。保监会亦专门点道：“寿险分红险产品已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再接再厉，2001年7月，中国人寿开发了银行渠道销售的国寿鸿泰两全分红保险（简称“国寿鸿泰”），并于当年9月推向市场。到年底不满3个月的时间里，便成功实现保费收入49.4亿元的好成绩。
中国人寿部分分公司更是迭创神话。例如，山东省仅国寿鸿泰一项就创下10天收入保费10.5亿元的纪录；而经济相对落后的陕西省也在短短的7天时间实现收入保费7.5亿元的奇迹。
事后统计，2002年上半年，国寿鸿泰实现保费收入340.8亿元，而当时中国人寿的全部保费收入不过733亿元，该险种实现的保费收入占公司全部保费收入比例接近50%，成为有据可查的销售最多的单一寿险产品之一。
国寿鸿泰的卖点突出，迎合当时的市场——保本；免税（免交利息税）；红利回报；上不封顶；保险保障（死亡风险保障）；等等。
分红险极大地放大了中国人寿的规模。2002年，中国人寿分红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共计666.8亿元；截至2007年10月底，七成业务为分红险的中国人寿总资产已突破1.23万亿元，可运用投资资金已超过1万亿元。
继国寿鸿泰之后，中国人寿先后推出国寿鸿祥、国寿鸿鑫、国寿鸿瑞等系列分红保险，业内称之为国寿“鸿系列”。通过“鸿系列”分红保险，中国人寿一举扭转了节节败退的颓势，并小胜平安一筹。
从2001年下半年起，资本市场低迷，保险资金投资收益下降，误导行为终于导致投连险的退保风波，平安备受挫折。到2004年2月，根据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的统计，在上海寿险市场，中国人寿的份额重新上升为32.3%，平安降为28.75%。
不过，中国人寿并没有获得全胜。一方面这批以5年期为主的分红险，将导致中国人寿在2007年、2008年面对最大的支付洪峰。
另一方面，分红险的分红难言满意。2007年2月27日到期提取时，国寿鸿泰的购买者拿到的利息和分红，比当时的国寿鸿泰5年期宣传表上的利息加分红共2043.48元，少了896.98元，这一数值甚至少于同期的银行存款利息！换句话讲，除了少量的死亡保障之外，这笔钱存银行还比保险合算。
分红险的销售过程中，部分代理人甚至宣称：买分红险就是买中国人寿的原始股，而且每年还可以分红。
投资型保险的崛起，彻底颠覆了保险尤其是寿险行业的产品格局。
根据《2007中国保险市场年报》，截至2007年末，投连险占寿险公司保费收入的比例为8%，万能险占比17%，分红险占44.9%，三者相加，投资型产品的占比已高达70%。
但是，以投资型保险为主的产品结构，容易导致保费规模的巨幅波动，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现金流的稳定。实际上，投资型产品在火爆两三年之后，与一场寿险负增长不期而遇。2004年上半年，上海等市场先后出现寿险负增长现象，为这种失衡的结构敲响了警钟。
如出一辙，台湾市场也出现了投资型产品投诉大幅增加的问题。第一类是过分强调高报酬，且诱导保户可提前赎回，完全未将资金可能被套牢风险告知保户；第二类是因保单费用结构不合理，保户不明了初年度所缴的保险费被扣除高额的附加费用，等接到保单账户价值的通知后，才发觉投资金额大幅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