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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9年，整个保险行业躁动不安。
躁动不安的中国保险业，在此期间制造了史上最大的一批坏账——“利差损”，成为长时间危及行业的毒瘤。1996—1999年，无知而蛮干的中国保险行业的主色调是暗红色。
1996年，中国保险业开始实施财险和寿险分业经营。原人保一分为三，成为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即之后的中国人寿）和中保再保险有限三家公司，共同组成集团公司。
1996年，保险行业迎来第一次“大扩军”。此时，一纸保险牌照依然极为稀缺，市场中渴求者甚众。在100多份牌照申请中，中国人民银行只批准了其中5张。不过，这5个“幸运儿”后来却多不幸，除了泰康人寿和华泰财险表现稳健，其余或经营几度浮沉，或股权易手他人，或高管不得善终，陷入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怪圈”。
1996年11月，在友邦进入中国4年之后，加拿大宏利人寿保险公司（简称“加拿大宏利人寿”）拿到了中国市场的入场券。随后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中宏人寿”）闪亮登场，成为首家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
开业之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时任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莅临开业典礼，并主持剪彩仪式。两位总理同时主持开业，时至今日，这项纪录尚未有人超越。加拿大宏利人寿吹响了国际保险巨头挺进中国市场的集结号。不过，此时外资寿险巨头已经不复AIG之运气，只能以合资公司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
中宏人寿的股东架构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其中方股东为一家非保险机构。另外一个特例是1999年成立的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金盛人寿”），股东为法国安盛集团和中国五矿集团。
早期中国寿险市场的开放模式中，更为常见的是海外寿险巨头携手国内保险公司的“保—保”模式。这样的设计，显然沿袭了产业政策的开放逻辑，即以市场（合资）换技术。
1998年10月，两家“保—保”模式的公司先后成立。全球最大保险集团之一的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简称“安联集团”）进入中国，和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众保险”）合资成立安联大众人寿保险公司（简称“安联大众”），注册资本2亿元。旋即，太保和美国安泰组建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公司（简称“太平洋安泰”），注册资本金5亿元，成为当时注册资本最大的合资寿险公司之一。
此后，2000年6月，中国人寿和澳大利亚康联保险集团（简称“康联集团”）组建中保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中保康联”）。2001年2月，恒康人寿和天安保险合资成立了恒康天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恒康天安”）。
合资就是一场博弈，尤其以“保—保”模式为甚。
外方最垂涎的就是管理权；而中方引入外资的潜意识就是为了“偷师”，论熟悉程度、学习能力，当然以内行——国内保险公司最优，因此“保—保”模式自然成为市场开放的首选。
不过，第一批合资公司遭遇的最大挑战不是“内战”，而是股东，或者说股东策略的变化。上述6家公司中，4家公司的股东横遭更替。例如安联大众的中方股东大众保险最终退出；太平洋安泰被荷兰国际集团收购，并形成了两个安泰一南一北的尴尬局面；康联集团开业后不久便被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吞并，保险不再是新股东的重点业务；最不走运的是恒康天安，其外方股东恒康人寿被加拿大宏利人寿收购，直接和中宏人寿在上海“撞车”。
同时，由于中国人寿和太保先后上市，旗下的合资寿险公司亦因为竞争关系而被预期转手他人。
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巨头，多受困于合资模式，遭遇成长的烦恼。而这6家幸运的先行者，多数成为难言成功的小白鼠。第一批合资公司始终没有找到真正打开中国市场的金钥匙，不仅保费规模长期落后于纯外资的友邦，和中资公司更没有可比性；就算合资同业，先行者也是不断被其他新的合资公司赶超。
1998年11月，国务院成立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保险行业的监管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不同公司的新篇章在1999年之后书写不同，有的发展向上，有的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