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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我国第一部保险法诞生。
1991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以秦道夫、李嘉华、王恩韶为组长的“《保险法》起草小组”，负责起草中国保险法草案。
1995年6月30日，保险行业大法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参照了日本的保险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保险规定。按照专业说法，其内容可以分为保险业法和保险合同法。前者管保险公司，后者则管保险合同。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陆保险市场尚处于稚嫩期。自1980年恢复保险业务到1995年《保险法》颁布，仅有10多年的实践。
这为此后的修改埋下了伏笔，比如当时主流的金融监管观点认为分业更有利于控制风险，因此《保险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
这样规定事出有因。因为财险具有补偿性，人身险中的寿险则具有储蓄性，禁止两者兼营可以防止将寿险资金用于财险补偿，从而规避风险。
再者，20世纪90年代初期，保险资金“乱投资”并加剧经济过热的风险已经初露端倪。因此，监管部门踩了急刹车。
1995年《保险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
按照现在来看，不管是房地产，还是参股金融机构，均是时下保险公司最为眼热、不断冲关、希望有所突破的投资领域。
但在当时，这些投资被严令禁止，防止了保险资金滥用的风险。但这是一个悖论。
10年一个轮回，10年间保险行业螺旋式上升，看似回到起点，其实是新的质变。
严格的投资限制，表面上保证了资金的安全，但是也扼住了保险行业的喉咙。
由于投资渠道受限，保险资金的投资回报长时间萎靡于5%之下，远低于其时寿险产品6%～8%的保底利率。1996年步入降息通道之后，巨额的利差损让整个行业不堪重负。
同时，这样的规定也并未防住汹涌的暗流。特别是资本大鳄进入保险行业之后，如何监管成为保险行业一场没有硝烟，也难言结束的战争。
上帝关上一扇门，却打开一扇窗。“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方式”留下一道“后门”，这也成为部分“优势公司”利用政策“便利”攫取超额利润的法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