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格林伯格生于1925年，出身平凡。
为改变命运，17岁时，他投身军营，并参加了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退伍后进入纽约法学院学习。不过，格林伯格没有成为律师，而是“卖起了保险”。1960年，他被友邦的创办人史带看中并委以重任，这也成为其命运的真正转折，此时的格林伯格年仅35岁。
1967年，格林伯格接班成为AIG新掌门。
接班后的一年，AIG上市，市值仅为3亿美元。
由AIG前高管执笔的《友邦背后的金融帝国》中写道，在1968年的时候，AIG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家在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等地销售美国其他保险公司保单的保险代理公司。此外，虽说那时它还在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日本、菲律宾等地有自己的保险业务，并持有国内一些公司大部分的股权，但从各方面来说，它跟哈特福德金融服务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和波士顿人寿保险公司等保险巨头还相距甚远。而到了世纪之交，AIG早已超越了旧金山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约翰·汉考克互助人寿保险公司、美国安泰保险金融集团（简称“美国安泰”）、圣保罗旅行者保险公司、大陆保险等其他30年来一直傲视保险业的多家巨头。
自1967年至2005年，格林伯格先后担任AIG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近40年中，AIG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并为其股东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格林伯格，这个倔强老头在因为会计丑闻卸任之前，领导AIG成长至市值高达6000多亿美元（截至2004年12月31日）。
格林伯格的强势和掌控能力非同小可。有人说，其实AIG有另外一个表达，“All is Greenberg”。
但如此性格并不妨碍格林伯格的商业天赋。其实，友邦能够率先打开中国寿险的大门并非依靠史带的积累，反而是拜格林伯格本人超凡的政治和商业嗅觉所赐。
20世纪70年代，当国际战略投资家们还没有把中国纳入视线范围的时候，格林伯格就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一个大国的开放前奏。
1975年，格林伯格第一次访问中国。这一年，AIG率先与人保商讨索赔和再保险协议，成为与中方合作的首家美国保险机构。之后的30多年里，他每年都要造访中国几次。
“你不能忽视这样规模的国家。”
首次访华后，格林伯格通过与人保合作，一点一点地试探、熟悉、渗透中国的市场。如前所述，1980年，AIG和人保合资成立了中美保险。虽然中美保险因为意见分歧无疾而终，但是这并不妨碍格林伯格的判断和执着。
不仅如此，格林伯格运用其超凡的政治敏感力，数度于关键时刻脱颖而出。
1989年，许多外国公司撤离中国。但AIG不仅没有从中国撤资，反而增加了对华投资。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中国在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几经挫折的时候，格林伯格四处发表演讲，倡议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并尽快完成与中国的“入世”谈判。
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格林伯格再次来到中国，并向全世界呼吁，中国值得投资。
行走于中国政商两极，格林伯格成为中国最善于讲政治的外国人之一。在上海，史带基金会赞助了一家儿童医院。在北京，格林伯格从一位巴黎古董交易商手中买到了北京颐和园的原始雕刻门，将其归还。
1990年，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决定创建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每年举行一次。格林伯格抓住机会，担任会议首任主席。该会议主要是向市长提供有助于提高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加速上海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信息与建议。
除了上海，1994年、1999年，他还分别当上了北京和广东的“洋顾问”。1997年，格林伯格荣膺上海市荣誉市民殊荣。不仅如此，格林伯格亦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国际顾问委员会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国际咨询会成员。
1992年，友邦如愿以偿地回到上海，而且重回史带创业的外滩大楼。总结自己花费17年的时间获得一张牌照的经历，格林伯格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耐心要比压力更加有效。”
16年中，友邦在中国已拥有8个分支（上海、北京、深圳、广东、江苏、东莞、江门、佛山）机构。作为中国唯一一家外资寿险公司，友邦在保险竞争最激烈的上海一直保持着外资中的龙头地位。此外，其经营财产保险的美亚保险也是最大的外资产险公司。
成也格林伯格，败也格林伯格。
这种独特的资本结构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好的方面，友邦从制度的源头上解决了公司治理问题，避免了重蹈合资寿险公司的覆辙。坏的方面，独资的方式，使得友邦每开一个分公司均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一家公司七八个儿子，不仅成为市场的奇观，也妨碍了友邦内部的整合。
2005年，格林伯格因会计丑闻黯然下台之后，AIG在中国的人脉关系受到了非同寻常的破坏。而友邦在中国接连遭遇地下保单质疑、团险牌照失手、重疾险风波等系列挫折。
2005年10月，就在格林伯格被迫辞去AIG董事长后不久，时任上海市长韩正说，格林伯格是中国的“老朋友”，他的继任者马丁·苏利文（Martin Sullivan）是“新朋友”。
但是，中国人似乎更愿意和有30年交情的老朋友待在一起。《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曾经见证过一个细节，一次跨国公司CEO聚会上，AIG新任首席执行长马丁·苏利文一刻不闲地跑东跑西，忙着去和与会的中国官员寒暄应酬。但是在房间的另一头，另一位来自美国的大腕级人物却完全是一副众星捧月的架势，一批和他相识数十年的中国老朋友正和他聊得热火朝天。毫无悬念，他就是格林伯格。
卸任之后，AIG遇到了一个尴尬的竞争对手。
自2005年起，格林伯格出任美国史带投资集团（C.V.Starr Company，简称“史带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领导史带集团在全球范围内从事产业投资。史带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私人基金会之一，现有资产约35亿美元。
2007年9月，保监会批复三家境外保险机构在国内的办事处申请，其中就包括格林伯格掌管的史带集团，格林伯格另起炉灶之心似乎显而易见。
作为对应，《华尔街日报》曾报道，AIG启动了一项复杂微妙的工程，请这些重点机构和相关人士把以前邀请格林伯格担任的顾问或者会员身份交给现在的AIG高管苏利文或者AIG中国业务高管谢仕荣（Edmund Tse）。
后格林伯格时代，AIG和友邦何去何从？仅仅3年之后，2008年，AIG这只超级恐龙却不得不面对生死考验，这绝对超出彼时任何最悲观的预期。
2019年，在“百年友邦：每一刻，为更好”暨2019年友邦中国媒体见面会上，友邦保险非执行主席谢仕荣回忆了一段年轻时候的往事。
1983年，谢仕荣调回中国香港，当时他是美国友邦保险第一位华人总裁。当年AIG总裁格林伯格已经开始不断地访问中国内地，希望能够说服中国内地把保险业开放，让外国公司进来带动保险业的发展。
格林伯格每次访问中国内地的时候，都希望谢仕荣陪他，一道拜访上海、北京的高级官员。因为谢仕荣稍微可以讲讲普通话，做他的翻译。
在谢仕荣调回香港以前，格林伯格已经花了很多工夫。20世纪80年代AIG和中国人保（PICC）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AIG是PICC的再保险公司。1980年AIG和PICC成立了一家中美保险公司，这家保险公司在香港注册，AIG和PICC轮流做公司的董事长和主席，谢仕荣后来做过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格林伯格和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市政府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上海也是最支持AIA（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是AIG的全资附属公司）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上海在1990年成立了一个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格林伯格为首任主席。那个会议每年举办一次，内容主要是看看国外的企业家对中国内地有什么建议，推动中国内地的开放进程。第一次的会议主题是怎么把金融开放带到中国内地来，帮助中国内地金融业改革转型。
谢仕荣回忆，他们搜集了很多资料，第一次会议非常成功，他们的提议也非常好。在当年市长会议的晚宴上，市政府告诉大家，希望让他们进来在上海成立公司。
不过，当时国内依然有一些反对的声音，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最后还是要经过国务院的同意才能够拍板。
国务院相关领导1992年上半年在欧洲访问，谢仕荣希望能和他们会面。经过协调后电话通知格林伯格，只给他15分钟在伦敦见面。谢仕荣他们就马上飞到伦敦，结果那个会面差不多历时1个小时。相关领导回国以后正式拍板，于是谢仕荣在1992年拿到牌照。
谢仕荣回忆，1992年拿到牌照是10年努力辛劳的成果。当年他还满头黑发，拿到牌照时，感觉非常兴奋。
拿到牌照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再回到发源地上海。
谢仕荣回忆，“回老家”是一位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内地，后来到美国做事的老同志想出来的，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对祖业非常重视，无论任何情况，都不能抛弃我们的祖业。”
谢仕荣回忆，AIA开业完成以后，1993年他们就想到要去找当年史带先生办公的外滩大楼。结果真的找到了，即外滩17号大楼。
当年大楼有点残旧不堪，但是整个结构还是非常好，因为当时各方面的建筑材料都很好。AIA想把这个大楼重新拿回来，作为AIA的总部。
于是，谢仕荣就找市政府协商。
后来市政府有一个定论：整个外滩要维持原貌，不能拆建重改。谢仕荣回忆，这正合自己的心意，维持原貌，公司就有这个历史在。
前前后后谈了差不多6个月，但是没有达成。谢仕荣觉得不继续很可惜，于是锲而不舍地谈，还请市里帮忙。幸好双方多年以来建立了相当良好的友谊，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最后给了AIA 30年租期。
谢仕荣认为，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拿下来。因为一栋老的大楼和历史上的友邦总部，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拿下来之后，这栋楼被改作AIA中国总部，同时改名为“友邦大厦”。1996年签约，经过18个月的重新装修，1998年5月正式开幕。
“至此，我们终于重回外滩的友邦总部”，谢仕荣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