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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种内疚是关于存在主义的；生而为人，这类内疚感是无可避免、与存在相伴相生的。举个例子，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死是生的基础。这不仅是说，生与死就像宇宙之心的收缩与舒张，它也意味着，一切生命都建筑在杀戮之上。我们杀掉动物来维生；如果我们选择当个素食主义者，我们也收割了植物的生命；如果我们停止进食，就会杀掉自己。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的祖先在进食时会敬谢上天的恩典，这不仅是表达感恩之心，也意味着人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准备吃下去的东西，来自杀戮的行为。出于同样的原因，古老文化中的人们在捕猎前、捕猎后、进食过程中都会念诵祷词，这是为了承认，他们加入了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原型的死亡——重生的循环。
就算无视我们对这种牺牲循环的参与，我们依然要参与市场竞争，为了自己的利益，从别人那里拿取某些东西。世界某个部分的繁荣发展，或许是以牺牲另一部分的利益为代价的。比如，经济指数上扬了，但环境可能受到了损害，等等。这个两难的困境是与人类相伴相生的。这一点在许多宗教传统的神话原型中都有所体现。比如说，在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中，亚当与夏娃的内疚就是无可避免的，也是系统性的。他们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一旦不再像婴儿般混沌无知，他们就不得不看到了自己赤身裸体的真相，也知道他们的存活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他们在感受能力上存在分歧，以及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辩称自己是无辜的。他们被逐出了伊甸园，这实际上是一种必要的离开：告别幼稚无知，告别婴儿般的无意识，告别那些不必承担后果的选择。此后，他们被迫承受这个事实：他们的许多选择将不再是非好即坏的，而是位于各种深深浅浅的道德灰度之中。他们需要承认自身在道德层面上的模糊性，以及人格与文化方面的表里不一。
再一次，我们想到了阿尔贝·加缪的《堕落》。尽管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Algeria），但身为法国作家，他浸润在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中，对于现代人，他想不出比“堕落”二字更强有力的隐喻了。一方面，现代人见证了大屠杀从自己的文明中诞生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又体验到了自身的道德滑坡。出于这些必要的认知，一个人从自命不凡的尖塔顶端堕落下来，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与此相随的是意识的萌生，而且，在堕入道德泥沼的过程中，人获得了必要的谦卑之情，此外，心理的容量也增大了，变得更加丰富和广阔。
这样一个收获了谦卑的人，不仅会更加有趣，身上的人性也会更为充分。布莱克
在读《失乐园》（
Paradise Lost
）的时候必定看到了这一点。“弥尔顿，”他这样写道，“乃是恶魔一党，只是他并不晓得。”
就道德上的复杂度来说，撒旦远比没有个性的神主有趣得多。撒旦是狂妄自大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他的心理实际上与我们的更为相似，他的困境和存在性内疚因毁灭而变得更加丰富立体。
鲁格·肇嘉（Luigi Zoja）在他的著作《成长与内疚》（ Growth and Guilt ）中追寻了狂妄自大与天谴之间的韵律——人类妄取了神的特权，将之据为己有，然后遭受了上天的报应，这报应带来了谦卑、调整、重获平衡（希腊人将之称作sophrosyne）。肇嘉认为，历史即是人类个体的心理被投射到更广阔的舞台上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东西。自我对安全的需求是至高无上的，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但是自我会欺骗自己，会自命不凡，还有着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打算——无论是把大自然夷为平地，再建一座城市，还是去往其他星球；更有甚者，自我将死亡视作敌人，还使出“英雄的手段”来对抗它。
自我的这种狂妄自大的天性或许可以叫作“浮士德情结”，这源自歌德笔下的主人公。一方面，由于心怀无止境的雄心抱负，浮士德是高贵的，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可遏止地想要超越自身能力的限制，去理解并控制结果。浮士德的后代们塑造出了现代世界——满是奇观，也满是恐怖。肇嘉认为，对于偏离了自然状态的每一个行为，我们都会背负一份内疚，这种内疚令人不能安眠，也让现代社会生了病。正如诗人里尔克（Rilke）在20世纪初观察到的那样：“在这个我们创造出来的世界里，我们却并不自在。”
因此，这前进的步伐——这种说法如此频繁地被人采用——属于狂妄自大的进步，其代价就是构成了存在性内疚的病态感受。
有时候，出于好意的选择也会造成罪恶的结果，这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内疚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中都有的“罪”（sin）之概念（这个词来源于希伯来语，意思是“没有打中”，就像箭术里说的一样），与狂妄自大——天谴中蕴含的辩证意味类似。由于缺陷无可避免，个体不得不一直背负着内疚的重量。要想理解这种hamartia，这种狂妄自大，这种罪过，就需要人们拓宽意识。知道自己的缺陷无可避免，无意识状态也实属必然，这就是迈向自我接纳的第一步。
或许存在性内疚是最难承受的。知道自己应该肩负起责任——不仅为了自己做过的某些事，也为了没做过的某些事——或许会拓宽人性，但也会加深痛苦。在《追踪神祇》一书中，我描述了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康拉德（Conrad）、加缪这些作家如何描绘现代人的困境——意识的觉醒令现代人目瞪口呆，他们只能满面羞惭地站在自己选择的世界面前。与内疚的这种相遇充满了讽刺意味。与人生中的悲剧感和滑稽感不同的是，对这种讽刺的知觉是无法疗愈的。这种充满讽刺感的意识能够看到选择的缺陷，能理解这些选择的后果，可这种知晓既没有救赎的力量，也没办法躲开。这样的人只能一直背负着惴惴不安的意识。但就像荣格指出的那样，因为这个原因，他或她至少不大会继续给社会增加负担。
有多少次，我们不得不面对自己心中的糟糕信念。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由于有神经症或只想着自己而感到内疚，而是说，我们有神经症或心里只想着自己，并且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我们缺乏改变自己的勇气或决心。当生命中的创伤阻止或屏蔽了心灵的欲望，心灵是知道的；同样，当我们心怀对自己的糟糕信念的时候，心灵也是知道的，并且会在某个地方将之记录下来。有谁不是这样呢？又有谁，在某些深深的地方，不知晓这些呢？而有谁会不再抱持那些糟糕的信念呢？这就是存在性的内疚，我们逃避不了它，唯有否认它，或是去深入地了解它。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对于世上存在的那些罪恶，我们无异于同谋共犯，有时我们自己也确实会做出罪恶的事，考虑到这些，或许自我原谅是最难做到的事。无可避免的是，在人生的前半程，我们生活在年轻时代那严重的无意识状态中；而痛苦在中年时期到来，其核心是一种必要的盘点：看清楚我们对别人、对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学着原谅自己，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至为艰难的。得到原谅的自己会变得轻松自由得多，可以向前走了，同时也拥有了更加清明的意识，而这能让生命变得更加丰盈。但是，这种对自我的原宥——伴随着真诚的悔过、象征性的补偿，以及随后而来的解脱——是极为珍稀的。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抵达原宥自我的境界，于是，人生后半程的生命力就被前半程所黏附的结果严重侵蚀。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对恩典做出了这样的定义：“接受你已被接受的事实，虽然事实上你是不可接受的。”
把这个定义内化，是多么艰难，又是多么必要的事。这恩典是多么奇异，卸去重担后的灵魂又该是多么轻松！如此一来，人便可以更加深入地体验这个世界了。
可是，折磨灵魂的存在性内疚还有一种形式。生而为人，为了发展自我，有时候我们必须越过界限——虽然我们一度认为，那些界限令人望而生畏。每一个孩子，为了长大成年，在某些时候都必须违逆父母的意愿。没有哪个父母能始终知道，哪些决定适合孩子，因此孩子必须离开家——这既包括字面意义，也包括比喻意义。在并不那么遥远的过去，如果哪个孩子没跟父母同住并照顾他们，就会遭到指责，这种情况相当常见。那些确实这样做了的孩子，由于牺牲了个体化的机会，往往会变得愤懑且抑郁。可是，那些冲破了约束去寻求自由的孩子依然会感到内疚，就好像自己亏欠了父母似的。他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局限在父母的心理发展水平上。
同样地，为了成长，有时候人必须打破承诺。很多人由于所谓的内疚感，继续留在极为恶劣的虐待型关系中，可他们没想明白的是，他们自己也有权利展开独立的人生旅程。有时，一个人甚至必须成为神话中所说的“神圣罪犯”（Holy Criminal），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违背社会规范。这类人不得不活出自己的使命，即便要背负结果带来的沉重内疚感。认为战争罪恶而拒绝服兵役的人就是例证。历史或许会原谅这样的违规者，但社会很少会，个人往往也不会。
由于内疚把我们与过去牢牢捆绑在一起，它也会污染当下和未来，甚至能达到毁灭的程度。若想带着清醒的意识去处理内疚，我们必须有能力辨别自己承受的内疚是哪一种。真实的内疚是承担责任的成熟行为。逃避责任不仅属于人格上的退行，它还意味着，一个人永远无法走出未经整合的体验。我的一位朋友说过：“只会内疚，又有何用？”我猜她的意思是，生命的优质能量被浪费在过去，而且让人无法对新方向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估。唯有通过整合，个体才能拥有必需的意识状态，让新模式得以渐渐铺展开来。
对内疚的成熟整合需要人承认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因为补偿往往是象征性而非实质性的，同时，人也需要有放下的能力。非真实的内疚常常会重复出现，这是一种被高度合理化了的防御手段，对抗的是某些严重得无法容忍的焦虑。绝大多数情况下，此类焦虑的数量与质量都标志着它源自一个人童年早期的经历，在那个时候，孩子受到的冲击远远超出他能够理解、评估和整合的程度。当一个人能驱除掉心底的焦虑，他往往就能重新找回意识状态，也能够看见当下的自由选择了。
最难承受的，或许也是最无法解决的内疚就是存在性内疚。只要一个人拥有了一定的意识与道德成熟度，就必然会看到我们徘徊其中的道德灌木丛。我们做出的选择——哪怕是完全不做选择——难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波及他人，并有可能造成伤害。这是一张由道德裂痕织成的网，认识到这张网的存在，就会被模糊的、满是不确定性的人类处境所俘获。想要做到完全不狂妄自大，彻底远离罪恶，或丝毫没有自欺，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越过这些无形的界限，反作用力也开始运行，终有一天会反噬回来。我们需要深入地思考生命的讽刺意味，像圣保罗（St.Paul）一样认识到：虽然我们能做正确的事，但我们没做；我们就是自己最强大的敌人；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在逃离更为完整的自我，我们因此继续泥足深陷。
认识到这些，未必能让人卸下重负，但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由于分清了内疚的性质，人至少有机会去解开一部分过往对自己的束缚。在这个过程中收回的能量就可以被重新投入更为广阔的未来。
然而，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艾尔似乎象征着我们自身那坎坷的旅程。她在内疚的星球上徘徊，希冀能从过往中解脱，也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我衷心希望她终能寻获一位公正之士，卸下重担。如今，我也背负着她的秘密了。有些时候，我也会感觉到，我的一只手臂拢着一个孩子，一只手拽着另一个，这个孩子的膝盖磕出了淤青，小手紧紧地抓住我，而她充满恐惧的旅程永无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