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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约电话中，艾尔特别指出两点。第一，她有连续的两个小时，而且这是我们见面的唯一机会。第二，她会寄给我一张翻拍的照片，让我提前好好看看。我同意了。三天后，照片寄到了。
照片十分老旧，皱巴巴的，但挺清楚，上面是一个女人牵着两个孩子的手。显然这是从某个档案里复制下来的，因为照片底下的说明文字是童年记忆中的那种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字迹边缘斑驳不清，偶尔还有字母缺了一块。“来自卢布林的佚名女子带着她的两个孩子，走进迈丹尼克的焚尸间（Majdanek Krematorium）。约为1944年3月。”
照片上的女子大约二十八九岁，穿着一件薄薄的棉布外衣、羊毛袜、黑鞋子，面朝左方；她的右臂拢着一个差不多六岁的孩子，左手拉着的那个大概有四岁，离她稍有点距离。我无法把眼光从这张翻拍的照片上移开。女子的脸上写满了紧张和警觉，显然充满了焦虑，但永远定格在朝前看的状态。两个孩子被她用手臂围拢住，跟她一起往前走，就像一个人似的。年幼的那个孩子看上去吓坏了，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身躯显然在向后躲。或许她被噪声、人群，或照片左方的什么东西吓到了。
时光中的那一刻永远冻结了。其中的讽刺令我感到难过，因为我知道照片上的这几个人当时不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他们将会被驱赶到淋浴室中，要不了多久就会拼命抓挠彼此，抓取那并不存在的天堂，去争取未受污染的空气。他们知道吗？有些事孩子们不知道，但那位女子知道吗？那连根拔起式的迁移，火车上的运送，心中的困惑，不知从何时起就消失不见的父亲，还有空气中飘着的可怕气味，一旦闻过就会烙入神经，令逃脱的人永远无法释怀……他们知道多少？这让我心神不宁。在拍下照片的这一刻，要是他们不知道该有多好；要是这一刻依然留有希望——那长着明亮又脆弱的双翼的东西——该有多好。
约好与艾尔见面的那天，我很早就醒了。我知道自己梦见了那个地方：在铁道交汇之处，欧洲永远终结了“道德进步”这个脆弱的概念。照片上有一处细节一直在我心头盘桓不去：那个年纪更小的小姑娘，拖在后面的那一个，她的左腿离镜头更近，所以能看见那条腿上的羊毛袜破了。她必定是摔了一跤，蹭破了袜子。我想知道她的膝盖有没有流血，那一刻她还疼不疼，妈妈有没有安慰她。那可怕的大门在她面前张开血口，而我居然还在担忧她的膝盖，这简直毫无道理。或许这属于某种道德上的转喻吧。当一个人无法承受整体的时候，就会转而关注一些细小的、具体的、能够理解的部分。
我想搂住那个孩子，摸摸她的膝盖，对她撒个谎：这就像个糟糕的梦，很快就会没事了。但我不能。我永远也没有机会触碰到她，她的恐惧将永远停留在这个可怕的世纪——那些嶙峋的肋骨、空洞的眼神——并不断地萦绕、徘徊。
艾尔快八十岁了。她的英语完美无误，但我听得出，她的母语隐藏在那依稀可辨的口音背后。我们见面时是夏天，但她穿着黑色的半裙，白衬衫和白毛衣。你会觉得，这身装束就像是她的某种制服，或是她向来只穿这样的衣服。她说：“今天我跟你要了两个小时，给你讲个故事。如果你想，可以打断我，也可以提问，但到最后我不会要求你做任何事，而且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
心理治疗可不是这种做法，但我感到，我必须答应她的条件，因为在那一刻，好像有些东西远比游戏规则重要得多。
“我寄给你的照片，你认真看过没有？”她问。
“是的，我看了。我甚至梦见了它。”
“我也是。这正是我想谈的。照片上那个女人就是我。”
“可这……我以为她死了。说明文字上说，他们正在走向焚尸间……”正说着，我看出来了，面前的女子正是照片上的那一位。五十年的时间相当漫长，但那双眼睛没有变；她也没有发福，颧骨处的皮肤依然紧致。
“当年我家在卢布林，我是医生的女儿。刚开始运送犹太人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在意。我们不是犹太人。我父亲年纪太大，没法参军，战争不会波及我们。而我还年轻，打仗对我来说是很遥远的事。我希望能遇见个意中人，结婚，同时也找份工作。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二十六了，这个岁数还没结婚，已经不小了。我担心遇不上合适的人了。”
“可你怎么去了迈丹尼克？你不是犹太人啊，你是安全的。”
“现在回头看看，我真觉得一切都再蠢不过了。那天是星期五，我去市场帮母亲买菜。就在那一天，德国人的特遣队开始了抓捕行动。他们知道犹太人会在安息日开始之前去市场。他们包围了市场，另一批人去了犹太区，同时把整个街区都封了。我被封在里面。”
“你没有告诉他们……”
“当然说了，一开始就说了，我说我是基督徒，不是犹太人
，可其他人也都这么说。那帮人哈哈大笑，把我们所有人都赶到了卡车上。”
在诉说中，她好似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我不能说她在害怕，但在脑海中，她确实身临其境。或许她保持了某种解离状态，但她真的回到了当年。她告诉我，她如何跟大批人一起被车子拉到了中央火车站，一路抗议也没有用，最后还是被轰到了火车上。几个小时后，吓呆的人们被带到一个栈桥，旁边就是人称K-Z Lager Majdanek的迈丹尼克集中营。这是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里的灭绝中心之一。随着人把自身不能容忍的部分疯狂地投射到“他们那批人”身上，长达几个世纪的文明文化轰然坍塌。
我知道此时不该插话。她继续说下去。她告诉我，他们是如何被推搡到一个军官面前，而此人要把他们分成左右两队。哪一队去往焚尸炉，哪一队去往营房里疫病丛生的日子——那里有伤寒、严酷的劳役、每天仅八百卡热量的伙食，到最后，在早已被摧毁的肉体中，人的精神也终将颓然倒下。
排在艾尔前面的是一位母亲，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被吓到不敢说话，另一个在哭。他们走过军官面前，那军官冲母亲笑笑，指了指右边，但让孩子们去左边。女人尖叫起来，紧紧抱住孩子们不放，可有人过来把她拉开，推搡到右边那一小群人里去。两个孩子站在那儿，吓得不敢动，被妈妈的哭喊声弄得不知所措。紧接着，轮到艾尔走到了军官面前。讲述到那个关键的时刻，那个“分拣”的当口，她再也抑制不住，在我办公室里尖声喊了出来：“我是基督徒，我不是犹太人
！”那军官答说，现在说这个太晚了，而且好多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艾尔接着告诉我，当时她是如何报出父亲的姓名、爷爷的姓名，还有一长串当地著名医师的名字，卢布林的一所医院还是以其中一位命名的。
军官停下来，说：“行了，知道了，可你在这儿看见的已经太多了，不可能让你回去。把这两个小孩领到浴室门口，让他们进去，然后你上那边一队去。不过你要跟他们一起干活，而且永远也别想离开这儿。”
“我没法告诉你那一刻我有多么高兴，”艾尔说，“我不用进那里边。我会去干活。我会活得长一点儿。我推着孩子们走。一个紧紧地抓住我，另一个我得拽着走。就在那个时候，有人拍下了你看见的这张照片。我不记得当时有人拿着相机。能活着，我太高兴了。我一路拉着孩子们，把他们带到浴室门口。囚犯里的头目把孩子们拽了进去。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
那一刻，我再次察觉到，她又回到了当年，因为她叙述中那片刻的暂缓，多少带点如释重负的意味。她重重地靠向椅背，沉默了约有两分钟，然后继续说了下去。她向我讲述起集中营里的生活，她是如何在那段暂缓的死亡判决中生存下来的。她那坚韧的年轻躯体熬过了严酷的劳役，忍受着被剃成光头的屈辱，还有日复一日的稀粥。等到苏联人解放集中营的时候，那里只剩下一两百个尚能行走的骷髅，其中有不少没过多久就死于疾病，或饥饿的后遗症。
“战后我搬到了华沙（Warsaw）。我父亲那边的许多亲戚都去了美国，所以我拿到了签证，去了底特律（Detroit）生活。多年来我都不愿想起那些日子。我没有结婚。我怕我会生孩子。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了爱的可能。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图书馆工作，直到四年前的一天，我偶然在一份二战的历史资料里看到了这张照片。我没法跟你说清楚那种感觉，一切都回来了，那种噪声、气味，那种恐惧……但最主要的是那种战栗的感觉——我可以多活一阵子。”
此时，我以为我明白她为何来见我了。以前我也和幸存者一道工作过。比今天我们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更糟糕的是幸存者的内疚，那份内疚感往往太过沉重，以至于他们决定——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像死了一样生活。于是，他们麻木地过日子，生活在沉默和怀疑之中，永远不曾感受过活着的滋味。
可是她说：“我没想从你这儿获得任何东西。你什么也不用对我说。我只需要你听着就行。几年前我信了犹太教，或者说试着去信吧，可我没成功。我没法去信仰他们的上帝，那个抛弃了他们的上帝。但我听说了melamed vovnikim的传统，意思是，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多么糟糕的事，上帝都留下了二十四位公正的人，如果你向他们讲述你的故事，上天就会听见。”
“我不敢说我是其中之一，艾尔。”
“一有机会我就跟人讲这张照片上的故事，我会一直讲下去。你或许是，或许不是。这辈子我还有点儿时间，也还有必须去找的人。”
她走的时候，我告诉她我不能收钱，因为我觉得没帮上忙。她说那你就把那张照片留下吧。我照做了，直到今天我还留着它。她走出了我的办公室，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可我没有一天不想起她。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
观察到，奥斯威辛（Auschwitz）确实很恐怖，但它只是日常生活的夸张版本。
弗兰克尔有资格这么说，我没有。但我认为我明白他的意思：生活中始终不缺灵魂层面的重大议题，每天都能遇到；以及，那些最好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与别人分享自己的食物、不肯将自己受到的残酷对待加诸他人的人，没能存活下来。因此，艾尔的照片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虽然我们的人生是安全的。命运把她置于那样的境地，没有一个人敢说，万一遇上同样的事自己会做出什么行为；人人都有道德上怯懦的时刻，没人能因为她强烈的生存渴望而责怪她。然而，我们也都能理解，她为何要像个现代的水手一般，带着那张照片四处漂泊——那是悬挂在她脖颈上的内疚——到处寻找公正之士，就算不能被宣告无罪，至少可以寻求被人听见。
内疚就像一只硕大的黑鸟，栖落在我们绝大多数人肩头。荣格关于“阴影”的概念提醒我们所有人，我们会踏足禁区，会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自恋且怯懦。有谁不记得拉丁诗人泰伦斯（Terrence）的金句“我是人，凡属于人的于我都非异类”（Ego sum humanum.Nihil a me humanum alienum.）呢？我是人，有关人性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陌生。可是，正当我们祈望欢庆，祈望自由，不再受过往约束时，那只硕大的黑鸟依然落在那儿，刺耳地嘎嘎大叫。它粗嗄的叫声破坏了那一刻的欢悦，一切又滑落回从前，还伴随着那个名叫“耻辱”的侍从。
我们应当在反思中深入辨析内疚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就像许多概念一样，诸多不同类型的体验会被统归到一个宽泛的名词之下。我们真的需要仔细地分辨以下三种内疚：
1.以责任的形式出现的真实的内疚
2.用于防御和对抗焦虑的非真实的内疚
3.存在性内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