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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柘皋之战中出了糗，但有福济扶植庇护，李鸿章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11月，福济、和春等督兵勇进攻庐州城，由于湖北战事紧迫，太平军援兵被迫回师援鄂，庐州守军独木难支，随营行动的李鸿章重施含山一役的故伎，联络城内士绅，纠众千余作为内应，以白头巾为标志强占城门，庐州城遂被攻陷。
这一仗让李鸿章彻底翻了身，既往的所有不佳表现都被人们迅速忘却，不但如此，他还博得了“以翰林知兵”，善于用兵打仗的美誉。福济立即奏请朝廷，授予李鸿章道员官衔，并赏顶戴花翎。
李鸿章进入了他自帮办团练，统带团勇以来最得意的时期，然而人生无常，还没等他细细品味，这一来之不易的顺境就又瞬间消逝了。
收复庐州城后，福济、和春乘胜兵分两路，西南直指舒城等地，东南进击巢县等地。仗开始变得难打起来，除舒城小胜外，清军在其余各地均一无所获，李鸿章参与的是东南战役，也同样因为到处碰壁，被弄得灰心丧气，懊丧不已。
时间一晃到了1856年，战役依旧毫无起色。屈指一算，李鸿章的戎马生涯已历四个春秋，虽然不断升职，但他自己明白，其中有很大成分都来自运气和福济的庇护，他的事业其实是很黯淡的，与“三千里外欲封侯”的理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昨梦封侯今已非”，处于人生低谷的李鸿章，陷入了与父亲死前一样的心境。有一天，当他路经明光镇时，越想越沮丧，遂感怀赋诗，留下了“四年牛马走风尘”和“杯酒藉浇胸磊块”的句子，其悲凉之情，溢于言表。
似乎人越衰，越难被霉气星所放过。1856年4至6月，太平军分别摧毁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之后乘胜在安徽境内展开强大攻势。各路清军皆望风而逃，避之唯恐不及，李鸿章急于挽回颓势，仍在福济面前主张主动出击，通过大举反攻，夺回失去的城池。福济的部将郑魁士，一贯看不起年轻书生，于是便用激将法对李鸿章说：“敌人如此强大，你却要出战迎敌，能够保证一定获胜吗？你敢不敢立军令状？”
李鸿章毕竟年少气盛，身上也还存有书生气，一冲动，就上了郑魁士的当，竟然真的立下军令状，率军出战，结果可想而知，落了个大败而归的下场。
正常情况下，立军令状又不能完成任务是要倒霉的，纵使活罪可免，死罪也难逃。还是幸亏上面有个福济给罩着，福济是个老官僚，打仗虽然不行，操纵人事却颇有些手腕。福济当时能依赖的部下，除了被其视为心腹的李鸿章，只有秦定三、郑魁士二将。乱世之中，武将拥兵自重的现象很常见，违抗军令的例子亦屡见不鲜，福济为了控制秦、郑，以便能够顺利调遣和指挥，便将两支部队的饷银全都掌控在自己手中，同时又想方设法地挑拨两人的关系，使其彼此猜疑，以此达到分而治之，唯其命是从的目的。
因为能够控制住郑魁士，福济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把“军令状”的事给摆平了。他把这一套路也教给了李鸿章，告诉他要“时时以不肖之心待人”，李鸿章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以后治军即承其衣钵，注意不使帐下诸将和睦相处，预防他们合起伙来架空甚至谋害主帅。
就在安徽清军被太平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著名的“洪杨内讧”，太平军因此元气大伤，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福济、和春乘机督军打通庐州东南和西南通路，李鸿章奉命参战，因功赏加按察使衔。年底，鉴于皖北战局暂趋稳定，李鸿章又回籍将亡父葬于新坟，并为之守墓。
天国固然在走下坡路，但它仍具备爆发的潜能，作为太平军的后起之秀，李秀成、陈玉成开始双双崛起。1857年2月，李、陈协同作战，在皖北发动了防御中的攻势，分两路向庐州进击。此次进击，来势非常之猛，被福济倚为支柱的秦定三、郑魁士二部被打得落花流水，李鸿章部也一败涂地，团勇全都在惊骇中逃散了，李鸿章总算机敏，第四次逃得性命。
经过这次败逃，李鸿章不仅将自收复庐州城后所获得的声誉，又都整整齐齐地还了回去，而且他所统带的团勇，也不再受到各方重视。只有福济还依旧袒护着李鸿章，李鸿章不仅没有因打了败仗而受到处分，反而通过累计过往的战绩，获得了一个记名道的实衔。
福济如此护着李鸿章，自然不可能不遭到众人的忌恨。为了平息众怒，兼能使李鸿章以在籍士绅的身份继续带勇，福济玩了一个花招，奏报朝廷，说李鸿章还在给亡父服丧，等他把手头的事务都料理完后，就让他回京供职。朝廷的回复是将李鸿章交军机处记名，遇道员缺出，再请旨简放。
看上去李鸿章的团练生涯已经结束了，但事后，李鸿章须“料理”的事务总也没有完结的时候，福济也未再给朝廷打报告，令李鸿章回京，这实际上就是让李鸿章继续赖下去，而又让别人对此无话可说。
不管福济在内部怎样长袖善舞，他在战场上终究还是一筹莫展。1858年7月，福济被朝廷免职，继任者翁同书与李鸿章并非故交，之前连面都没见过，这也就等于李鸿章在安徽军政高层已失去了依靠。
屋漏偏逢连夜雨，8月，太平军集中兵力，一举攻克庐州城。清军兵勇此时已毫无战斗力可言，出战时未及交锋，便已溃散无遗，这中间自然也包括李鸿章所统团勇。李鸿章只好第五次仓皇溃逃，携家眷远走至明光镇栖身，而李家在庐州的祖宅则被太平军焚毁一空。
明光镇就是李鸿章早先写感怀诗的地方。写感怀诗的时候，距其赴皖办团是四年，现在是五年有余，一年多过去了，自己的处境不但没有变好，相反变得更加凄惨：战场受挫，仕途维艰，同僚侧目，两手空空……
“河山破碎新军纪，书剑飘零旧酒徒，国难未除家未复，此身虽去也踟蹰。”李鸿章在明光镇写下新诗，以寄托他一恨未消，又添一恨的恶劣情绪。
虽然表现得茫茫然不知所从，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李鸿章对独自办团和打仗已完全丧失信心，既干不下去，也待不去了，鉴于明光镇并非可久留之地，他只得又带着家眷逃往江苏境内的镇江。
“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李鸿章虽如此慨叹，但他对于今后的去处，其实是有所考虑的。这还得说到他的父亲李文安，李文安快四十岁才中进士，这个进士中得不早不晚，正好曾国藩也是同一年考中进士。这种关系那时称为“同年”，它与座师一样，都是一种极其微妙而又重要的人际关系纽带。李文安本人资质平平，但眼力不差，在“同年”中始终跟曾国藩走得很近。在曾国藩还只是一个普通京官时，他就早早地安排大儿子李瀚章、二儿子李鸿章去拜曾国藩为师，跟着曾国藩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和经世之学。
曾国藩就这样成了李鸿章的老师，后来李鸿章第一次参加会试，曾国藩又正好出任同考官，虽然那次李鸿章落了榜，但他的诗文和才学都受到了老师的肯定。曾国藩后来曾对李瀚章说：“令弟少荃，自乙未之际（即李鸿章参加会试的这一年），我就知道他才可大用。”
李鸿章中进士的那一科为丁未科，丁未科考生里面有不少曾门弟子，其中最为曾国藩所器重的一共有四人，称为“丁未四君子”，为首的就是李鸿章，足见曾氏对他的欣赏。
正是因为将李鸿章视为自己的得意弟子，曾国藩才会对他予以高度关注。早在李鸿章回皖办团之初，曾国藩就一再予以勉励，并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坦诚相告，足见期望之殷。前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坐镇庐州时，曾国藩又写信给他，向其大力推荐李鸿章，强调李鸿章乃“大有用之才”，并说如果江忠源有需要，可随时携其征战。
就在庐州城被太平军攻克的当天，也是李鸿章决定携家眷逃离庐州的前几天，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是一封带有总结和检讨意义的长信，信中一方面对曾国藩编练和指挥湘军的不俗成绩，表示由衷的敬佩和向往，另一方面又自承现在一无所成，有负老师的栽培和期许。后者也确实是李鸿章的真心话，曾国藩曾写信劝告他仿效湘军，用戚继光的练兵法来精练淮勇，但李鸿章却没能按照老师的话去做，直至自己的兵勇被太平军屡次打到溃散。
李鸿章写这封信，实际是在作试探性表白，以期曾氏接纳，毕竟他是在办团不成的情况下去投靠的，不免悲愧交集。一个月后，曾国藩收到信件，得知李鸿章因庐州二度失守而流离失所，他立即寄去一笔费用，作为李氏兄弟的安家之资。
曾国藩以礼贤下士著称，他的幕府内人才济济，但他仍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网罗人才。李瀚章本来也是曾国藩的学生，之前在湖南当代理知县时，为曾国藩所识拔，早已将其纳入麾下。李鸿章乃“丁未四君子”之首，自然更为曾国藩所看重，他因此给正在南昌办理湘军粮台的李瀚章写信：“少荃弟（李鸿章）要是肯来我这里帮忙的话，你就让他赶快出发前来。”
却说李鸿章写信后，并不敢百分百地指望曾国藩接纳他，避难镇江期间，他前去晋见了江南大营的诸统帅，以图再举，但人家却并不认可他。对于李鸿章来说，他还有一个出路，就是北上入京，老老实实地等待朝廷给他分配官职，可他又心有不甘。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李翰章捎来了曾国藩相召的口信，这让李鸿章喜出望外，顿有绝处逢生之感，于是立即动身前往江西。
对于曾李会面，许多清代野史笔记都有一个绘声绘色的描述。按其所述，李鸿章到江西后，曾非常自信地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很念旧情的人，又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比较了解和赏识，所以必将录用他为幕宾。可是没想到他在客栈住下后，已经将近一个月过去了，左等右等，仍毫无动静，曾国藩也没有约他见面。
李鸿章不免有些着急，恰巧曾幕中的陈鼐亦为前翰林院庶吉士，与李鸿章还是丁未科的同年，曾国藩所评的“丁未四君子”之一，李鸿章便托他前去探听曾国藩的意思。陈鼐先是旁敲侧击，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只好直接替李鸿章当起了说客：“少荃是您的学生，这次特地前来侍奉老师，是希望在您手下学习本领，得到历练。”曾国藩这才慢条斯理地说：“少荃，可是翰林呀！志大才高，是办大事的人，我这里地方小，犹如潺潺小溪流一般，恐怕容纳不了他那样的艨艟巨舰吧？他为什么不回京供职呢？”发现曾国藩有如此想法，陈鼐连忙进言：“少荃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头，经历了许多磨难，再不像以前那样意气用事、好高骛远了，老师为什么不能试用一下呢？”经陈鼐如此一说，曾国藩方才答应让李鸿章入幕。
这段记载虽然很具可读性，令人兴味盎然，但据专家考证，却漏洞百出，与史实并不相符。首先，曾李会已有约定，并非李鸿章单方面一厢情愿，曾国藩既将李鸿章叫来，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再冷落他呢？更不用说还给李鸿章吃闭门羹，推托不予接见了。其次，陈鼐进入曾幕，甚至比李鸿章还晚了将近一年，根本不可能反过来替李鸿章当说客。再者，即使陈鼐已在曾幕，也轮不到他来当说客，李翰章本人当时就在曾国藩大营，由他出面疏通关系，岂不更为方便？
正史记载，1859年1月，在李翰章的引荐下，李鸿章抵达江西建昌府曾国藩大营。曾国藩欣喜不已，立即予以接见，并与之久谈。之后一连数日，或是下午，或是晚间，反正只要曾国藩白天处理完事务，或是晚上改完奏折和阅毕各处文件，师生便在一起开怀畅谈，足见曾国藩的思贤若渴。
当然野史笔记中的故事，也不是完全的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如故事中所言，李鸿章身上确实存在不少缺点和毛病，譬如他自恃有才，心高气傲，而且懒散成性，日常生活无规律，后者甚至影响到他在安徽办团的效果，“翰林变绿林”的传言也是在讽刺他的团练纪律松散，犹如土匪。世传曾国藩曾作《冰鉴》，用以识人、相人，后虽经考证为伪托之作，但亦可见曾氏之知人善任，他对自己学生的优缺点是看得很清楚的，对于李鸿章的来归，他一方面是热情接纳，另一方面也没有忘记进行考察和打磨，李鸿章正式入幕的时间也由此被大大推迟了。
李鸿章刚来的那几天，曾国藩和他谈的最多的，便是福济、和春在安徽处置军政的情形，以及江南江北的军务。这时曾国藩已奉命移师援皖，通过与李鸿章的谈话，他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安徽的形势，但同时也是为了考察李鸿章在这几年里面，学识、见地和能力是否已有长进。
除了通过谈话来考察李鸿章的识见外，曾国藩还试之以事，派他去皖北招募马勇千人，以编练马队。李鸿章当初回乡办团，是捡了现成便宜，并没有亲自一手一脚地招募过乡勇，更不用说与陆勇有所区别的马勇了，而且皖北也不是原籍所在，地理人情都没有那么熟悉，考虑再三，他没敢一口应承下来。
曾国藩对此有些失望，他的评价是李鸿章虽有才气，看上去似乎足以统领一军，但由于长期在吕贤基、福济手下任职，办理过的事务太多，反而变得懒散，不能担当大事了。随后他调整计划，决定先让李鸿章招五百人，李鸿章仍然感到为难，为此专程前往南昌，与大哥李翰章商议。李翰章也觉得湘军以前没有马队，现在要从头开始组建，难度不小，李鸿章初来乍到，没有经验，恐非其能力所及，于是便致函曾国藩，代为辞谢。
曾国藩没有接受，他写信对李氏兄弟说：组建马队、招募马勇一事，确实是破天荒头一遭，别说“少荃”没有信心，就连我也心中无数。不过万事开头难，当初湘军兴办水师，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结果大获成功，连我最初都没有想到会做到这么好。马队也一样，不试一试，怎么就知道事情办不成呢？你们兄弟可不能有这种畏难情绪。
话已至此，李鸿章只得应命，派专人前往皖北招募马勇。不出所料，当时太平军正在皖北与捻军协同作战，声势雄壮，清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派去招勇的人处处受限，最终空手而归。
招不到马勇，曾国藩建立马队的计划也就只能暂时搁置，这是曾国藩对李鸿章试之以事的第一次考察，结果李鸿章却交了张白卷。
事情办不成也就算了，在此期间，李鸿章还借到南昌与李翰章商议磋商之机，离开湘军大营，到九江、湖口等地，随处游逛了两个多月，直到曾国藩屡次致函，催其速回，李鸿章才慢悠悠地回到大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