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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柘皋之战中出了糗，但有福济扶植庇护，李鸿章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11月，福济、和春等督兵勇进攻庐州城，由于湖北战事紧迫，太平军援兵被迫回师援鄂，庐州守军独木难支，随营行动的李鸿章重施含山一役的故伎，联络城内士绅，纠众千余作为内应，以白头巾为标志强占城门，庐州城遂被攻陷。
这一仗让李鸿章彻底翻了身，既往的所有不佳表现都被人们迅速忘却，不但如此，他还博得了“以翰林知兵”，善于用兵打仗的美誉。福济立即奏请朝廷，授予李鸿章道员官衔，并赏顶戴花翎。
李鸿章进入了他自帮办团练，统带团勇以来最得意的时期，然而人生无常，还没等他细细品味，这一来之不易的顺境就又瞬间消逝了。
收复庐州城后，福济、和春乘胜兵分两路，西南直指舒城等地，东南进击巢县等地。仗开始变得难打起来，除舒城小胜外，清军在其余各地均一无所获，李鸿章参与的是东南战役，也同样因为到处碰壁，被弄得灰心丧气，懊丧不已。
时间一晃到了1856年，战役依旧毫无起色。屈指一算，李鸿章的戎马生涯已历四个春秋，虽然不断升职，但他自己明白，其中有很大成分都来自运气和福济的庇护，他的事业其实是很黯淡的，与“三千里外欲封侯”的理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昨梦封侯今已非”，处于人生低谷的李鸿章，陷入了与父亲死前一样的心境。有一天，当他路经明光镇时，越想越沮丧，遂感怀赋诗，留下了“四年牛马走风尘”和“杯酒藉浇胸磊块”的句子，其悲凉之情，溢于言表。
似乎人越衰，越难被霉气星所放过。1856年4至6月，太平军分别摧毁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之后乘胜在安徽境内展开强大攻势。各路清军皆望风而逃，避之唯恐不及，李鸿章急于挽回颓势，仍在福济面前主张主动出击，通过大举反攻，夺回失去的城池。福济的部将郑魁士，一贯看不起年轻书生，于是便用激将法对李鸿章说：“敌人如此强大，你却要出战迎敌，能够保证一定获胜吗？你敢不敢立军令状？”
李鸿章毕竟年少气盛，身上也还存有书生气，一冲动，就上了郑魁士的当，竟然真的立下军令状，率军出战，结果可想而知，落了个大败而归的下场。
正常情况下，立军令状又不能完成任务是要倒霉的，纵使活罪可免，死罪也难逃。还是幸亏上面有个福济给罩着，福济是个老官僚，打仗虽然不行，操纵人事却颇有些手腕。福济当时能依赖的部下，除了被其视为心腹的李鸿章，只有秦定三、郑魁士二将。乱世之中，武将拥兵自重的现象很常见，违抗军令的例子亦屡见不鲜，福济为了控制秦、郑，以便能够顺利调遣和指挥，便将两支部队的饷银全都掌控在自己手中，同时又想方设法地挑拨两人的关系，使其彼此猜疑，以此达到分而治之，唯其命是从的目的。
因为能够控制住郑魁士，福济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把“军令状”的事给摆平了。他把这一套路也教给了李鸿章，告诉他要“时时以不肖之心待人”，李鸿章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以后治军即承其衣钵，注意不使帐下诸将和睦相处，预防他们合起伙来架空甚至谋害主帅。
就在安徽清军被太平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著名的“洪杨内讧”，太平军因此元气大伤，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福济、和春乘机督军打通庐州东南和西南通路，李鸿章奉命参战，因功赏加按察使衔。年底，鉴于皖北战局暂趋稳定，李鸿章又回籍将亡父葬于新坟，并为之守墓。
天国固然在走下坡路，但它仍具备爆发的潜能，作为太平军的后起之秀，李秀成、陈玉成开始双双崛起。1857年2月，李、陈协同作战，在皖北发动了防御中的攻势，分两路向庐州进击。此次进击，来势非常之猛，被福济倚为支柱的秦定三、郑魁士二部被打得落花流水，李鸿章部也一败涂地，团勇全都在惊骇中逃散了，李鸿章总算机敏，第四次逃得性命。
经过这次败逃，李鸿章不仅将自收复庐州城后所获得的声誉，又都整整齐齐地还了回去，而且他所统带的团勇，也不再受到各方重视。只有福济还依旧袒护着李鸿章，李鸿章不仅没有因打了败仗而受到处分，反而通过累计过往的战绩，获得了一个记名道的实衔。
福济如此护着李鸿章，自然不可能不遭到众人的忌恨。为了平息众怒，兼能使李鸿章以在籍士绅的身份继续带勇，福济玩了一个花招，奏报朝廷，说李鸿章还在给亡父服丧，等他把手头的事务都料理完后，就让他回京供职。朝廷的回复是将李鸿章交军机处记名，遇道员缺出，再请旨简放。
看上去李鸿章的团练生涯已经结束了，但事后，李鸿章须“料理”的事务总也没有完结的时候，福济也未再给朝廷打报告，令李鸿章回京，这实际上就是让李鸿章继续赖下去，而又让别人对此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