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

1853年5月初，安徽巡抚李嘉端行抵庐州，不久即将李鸿章从周天爵处调来，协办团练，于是李鸿章又做了李嘉端的幕僚。

李嘉端的运气很不好，他在庐州没待上几天，太平军就开始北伐了。太平军北伐以攻取北京为目标，但安徽首当其冲，太平军可不是尚在发展成长中的捻军，尤其北伐军皆为太平军精锐，5月16日，滁州被攻破，18日，又攻克了临淮关，直逼凤阳。

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李嘉端胆战心惊，寝食难安，他一面吁请咸丰速调江西、湖北官兵赶赴庐州救急，一面兵分三路前往凤阳组织防御，即李登洲部三百人先行，李鸿章等率团勇继之，他带兵两百余人后续前进。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在军事方面皆属庸庸者流，当然三人之间也尚有高下之分，李嘉端基本处于周、吕之间，比吕强点，但还不如周。有人评论李嘉端，说他遇到和处理大事时过于急躁，往往考虑不够周全，然而实际情况是，都还谈不上什么急不急的，李嘉端所部署的三路人马刚刚出动，北伐军就一举拿下了凤阳。

先行的李登洲闻讯慌忙退却，李嘉端自己也无勇气率兵直逼凤阳，可是又不好啥都不干，只得虚张声势，让李鸿章等人率团勇远远地放放枪炮。好在北伐军攻克凤阳后，并没有挥师南下，李嘉端、李鸿章等这才侥幸躲过了灭顶之灾。

北伐军意在继续北上，随后便向豫皖边界挺进，就在皖省官吏士绅们眼巴巴地指望他们赶快离境的时候，想不到的是又有“凶神”杀来——天国发动西征，西征军长驱直入安徽境内。

6月10日，北伐军、西征军分别占领亳州和安庆，这使李嘉端陷于两路牵制、腹背受敌的窘境。虽然北伐军很快就弃亳州，北进入豫，但西征军却以安庆为大本营，屯着不走了。

起初西征军采取的是南攻北守策略，重点放在稳定南京东北门户局势，并为北伐军解除后顾之忧上，庐州方面压力还不是太大。尽管如此，为防止北伐军北上夺取庐州，李嘉端仍派李鸿章等带领庐州团勇数百人，会同巢县团练一千五百人，驻守于集贤关和运漕、东关。

李鸿章负责驻守的运漕、东关，不仅是巢湖一带和庐州的门户，同时还是漕粮的集散地和运输孔道。西征军虽然尚不急于攻下巢湖和庐州，但他们要取得粮食以接济南京和安庆，就势必不会坐视运漕、东关于不顾。

这是李鸿章第一次率部站在最前沿，而且还是和太平军对峙，因此心情非常紧张。太平军进攻运漕，尚未现身，上流有人放河灯，李鸿章就以为是大队人马打过来了，惊得他赶紧退防东关。东关为险要之地，如果是有军事经验的将领，就会托东关以守，但李鸿章又莫名地激昂起来，率部到三十里外迎击太平军，结果先头部队被打得大败，败卒溃逃，又把大部队给冲乱了，巢县因此被太平军轻松拿下。太平军既已取得粮饷，也就未再对东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东关这才得以无恙。

李鸿章用兵缺乏章法，有人便以畏怯逃跑和打仗无脑，“专以浪战为能”相讥讽。李嘉端为给自己脸上贴金，还是讳败为胜，并以李鸿章冒着炎热领兵作战，既有功劳又有苦劳为由，为之请功，使李鸿章获得了六品蓝翎顶的赏赐。

好景不长，翼王石达开奉命到安庆主持西征战事，他在皖北改守为攻，大军所到之处，清军望风而溃，望风而逃。随后，太平军步步进逼，直取集贤关、桐城。

吕贤基原在桐城督办团练，后见桐城势不可守，便在城池失守前两天冒雨回驻舒城大营。舒城距庐州只有一百多里，李鸿章闻讯，忙带着数百团勇，从庐州赶到舒城，协助吕贤基守城。未几，太平军连下集贤关、桐城，其前锋部队直抵庐州。

当是时，除李鸿章带来的团勇外，舒城守军仅有总兵恒兴所统的一千余人，舒城危在旦夕。未等太平军攻城，恒兴已经丧胆，偷偷地带着亲兵溜往庐州，很多兵勇也纷纷散去。

吕贤基奉命办团，并不需要死守城池，有人便劝他继续退守，以图再举。吕贤基退到舒城后，就不愿再退了，他认为如果再退下去，安徽全境很快就会全部交代，遂大骂道：“我奉命办团杀‘贼’，应当以死报国，怎能故意避敌以求生呢？”随后，他便亲率剩余官兵及团勇，登城进行防御。 r3WeDEEcI/cDgkCmFNtvCgoorNUVuvtSStArzTSPhJCB0UWmUGXxRRHCLZ9ZW0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