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团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这是李鸿章北上进京时所写的诗句，意思很明白：我要在青史留名，青史留名的标志就是封侯，如果我给国家打仗立功，就能拜将封侯。

虽说诗以言志，但彼时的李鸿章所想要抒发的，还是一种文人式的豪情壮志，他并没有真的以为自己今后会走这条道路，其原本的人生规划，也绝不是靠着舞刀弄枪，去获得能在玻璃大厅中办公的资格。可是命运的奇妙之处，就是它常常会通过打破人们习惯的生活轨迹，创造出另外一种可能，李鸿章很痛快地接受了这种安排，于是曾经写过的金句也就被赋予了一层新的意义：男儿胸怀天下，志在四方，要像汉代班超那样，披上戎装，纵马驰骋，通过抗击匈奴而封侯留名！

李鸿章倒是很想得开，吕贤基就未必了，据传他揪住李鸿章后还不解气，认为既然是家乡的事，徽籍京员都别想脱得干系，遂又奏调数员同行。这一传闻真伪待考，但当时确有成批的徽籍京官，随吕贤基一同返里办团，这也反映出安徽形势有多么紧张——整个省都处于大风暴的激荡之中，外有太平天国的严重威胁，内有捻军前身捻党的不断起义，他们与清军绞杀在一块，以致遍地烽火，对朝廷而言，此处已实实在在地成了首要的战争重灾区。

1853年3月底，吕贤基一行到达安徽前线宿州，李鸿章先在吕贤基左右帮办，次月，经吕贤基奏请，单独返回老家庐州办团。

官军在安徽的兵力极为单薄，境内无强兵劲旅不说，全省能够动用的兵额总共也不过四千余人，像庐州这样的重镇，居然只有守兵五十余人。官方虽招募了一千余勇丁，但都未经训练，军纪散漫，武器也不齐整，无法承担防“剿”之责，不仅如此，因为经费不足，还时时都有作鸟兽散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团练乡勇便更加显得不可或缺了。

安徽团练由来已久。从地理上划分，安徽大致可分为皖北、皖中、皖南，皖北所在的淮河两岸地区，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即便在和平时期，也常是盗寇横行之地，更不用说动乱时期了，所谓“天下未乱淮先乱，天下已治淮后治”，此处也因此成了捻党的发祥地和活动中心。皖中的自然条件较皖北优越，经济富足，士族也相对集中，吕、李两家以及此次受朝廷委派回籍办团的官员，大部分都是皖中人。为求自保，皖中士族从很早开始就已倡办团练，以与太平军、捻党对抗，庐州亦是如此。

就其性质而言，民团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府县官吏和士绅出面约集的官团，另一部分是结寨自保的民团，庐州官团多兴于东乡、北乡（李氏家族即在东乡），民团多兴于西乡。庐州民风强悍，其俗尚武，故而不管是官团还是民团，都具有好勇斗狠的特点，打起仗来比官府招募的勇丁还要好使得多。李鸿章等于走了一个捷径，回东乡后几乎不费手脚，便得以选带了可以出境作战的数百乡勇。

受朝廷之命，在安徽主办团练的大员，除了吕贤基，还有兵部侍郎周天爵。李鸿章随即成为周天爵的幕僚，随其征战。

吕贤基虽然“一片热肠”，有着舍生赴死的决心，但终究是书生谈兵，一旦涉及军事布置，便很难说到点子上。周天爵与之不同，他乃地方大吏出身，太平天国运动最早爆发时，即在广西参与镇压太平军，同时他也是安徽团练的最早倡办人，对付太平军和捻军，比吕贤基要在行得多。

其时太平军正忙于巩固南京外围阵地，尚未派兵北伐、西征，势力也尚未伸入安徽腹地，而皖北捻党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却越来越活跃，并逐渐成为抗清主力。捻党活动时，往往数十人或数百人为一股，谓之一捻，此为捻党的来由，随着“捻”的数量不断剧增，捻党迅速向捻军转化。针对这一情况，周天爵与李鸿章等人便把“剿办”皖北捻军，防止其与太平军联合放在了首位。

北面与庐州相接的定远为九省通衢之区，定远人陆遐龄率万余捻军在当地活动，定远知县督兵进击，两战两败，定远城内的团练看到官军都奈何不了捻军，更是隔岸观火，将作战“事同儿戏”，不惟如此，他们甚至公然乘机渔利，弄一支竹枪，就要在公费开支上列出八百文的高价。

陆遐龄军声威大震，庐州人夏金书与之联络，“约期大举”，南北呼应。李鸿章闻讯，立即率百余乡勇前往围捕，杀了夏金书父子，解散起义武装千余人，又在东乡、北乡增加防御设施和力量，从而堵住了陆遐龄军南下的通道。

紧接着，李鸿章又与三弟李鹤章督率团练，随同周天爵在定远等地连续击败陆遐龄军，并设计诱杀了陆氏父子。事后，李鸿章因功被周天爵奏请朝廷，赏以六品衔。

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李鸿章还随同周天爵镇压了陈学曾、纪黑壮所率捻军，后者部众多达四千余。不过说到底，这些捻军的力量都不强，打仗的时候，李鸿章也只是在周天爵身边起一个出谋划策的作用，他在战场上还没有能够真正得到历练。 7FZUH3AXYM2lR9sir9ub/Cu4KUrF1uORVwqKZvsBW7iUeMt46HKdtCcKqlSrQk9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