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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李鸿章对于白齐文事件的处理也并不单纯。常胜军人马精良，但自统领以下的洋军官普遍专恣跋扈，狂傲不驯，作为其上级的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制约，即便是华尔，也得李鸿章又哄又骗，用尽招数才行。当时李鸿章与吴煦、杨坊等的权斗也尚未能够取得完胜，吴、杨常与之作对，而中国官员中又只有吴、杨与常胜军的军官层一直保持密切关系，他们给常胜军提供的粮饷是清军的数倍，华尔时期，杨坊甚至还将亲女儿嫁给华尔为妻，做了华尔的老丈人。
这些都让李鸿章感到，眼下固然要利用常胜军对付太平军，但常胜军本身也随时可能对他本人的权势以及清帝国的利益造成威胁，为此，他一直伺机对其加以抑制，并想借此完全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白齐文事件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本来吴煦、杨坊是白齐文事件的受害者，尤其杨坊，可谓人财两失，但李鸿章却在上奏要求严处白齐文的同时，以白齐文的种种不是都与吴、杨有关为由，将他们两人也都罢了官。
撤换白齐文，拿下吴煦、杨坊后，李鸿章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整顿常胜军。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英国方面早就在常胜军中安排了一些英国人，白齐文事件一发生，士迪佛立便派英国军官奥伦暂行接管常胜军，又内定另一英国军官戈登接任管带官。
李鸿章的想法是，常胜军日益骄横，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另外，费银也太多，已影响淮军费用，所以必须裁减兵额和军费。在接下来与士迪佛立的谈判中，双方协议将人数裁减为三千，饷项仍由中方派员经理，但若遇添办制造军火，必须由巡抚裁决，管带官不准擅专。
李鸿章关注的焦点，在于收回兵权，使主权不致旁落，因而谈判中对于兵权归属的争论最为激烈。李鸿章执意要由中英各派官员接管常胜军，并且管带官须归巡抚节制调遣，对于一切地方事宜，管带官都不得进行干预。李鸿章立场坚定，并充分发挥了自己精明的辩才，即便讲到口干舌燥犹不肯退让半步。士迪佛立只好妥协，当然英方要求也得到了部分满足，在英国政府允准后，戈登正式接任管带官，虽然中方派副将李桓嵩会同管带，但只要戈登不超出协约的约定范围，对于常胜军仍可做到大权独揽。
白齐文事件是李鸿章崛起政坛之后，作为封疆大吏处理的第一起涉外事件，统观其处理这起事件的前前后后，可以看出，他的外交理念和手段技巧已日趋成熟，真可谓是一石三鸟：坚决撤换白齐文，而且步步为营，有进有退，让洋人无话可说；乘机干掉自己的政敌、在上海经营已久的地方势力，为自己施政清除障碍；尽可能地裁抑常胜军，使其当下能为己所用，却又不致贻患今后。
与华尔、白齐文的冒险家身份不同，戈登是一个出身于军人世家的职业军人，很注重军队纪律。因为白齐文被撤换，常胜军中的数十名美籍教官经常借口闹事，戈登接任没几天，他们就突然在教练场上进行骚乱，扬言要枪毙中国士兵，还要炮轰英法籍教官。
戈登赶到后，查问带头者是谁，却无人理睬。戈登脸一板，厉声对美籍教官们说，如果他们再不交出策动者，他将在每五名教官中揪出一名枪毙。教官们以为他只是吓唬人，都挥着拳头咆哮，戈登二话不说，箭步上前，抓住其中一个吵得最凶的教官，下令卫兵将他当场枪决。枪一响，看到美籍教官已倒在血泊之中，在场所有人都被镇住了，骚乱立马平息。
戈登在控制住常胜军后，没有像他的前任们一样，马上伸手要饷银，相反，他为了给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还努力削减军饷，原来常胜军夺城后有奖金，他也主动把这一惯例给取消了。在此之前，常胜军的军火主要由其管带官自行到黑市上去购置，戈登不然，他实际是英国政府和军队的代表，其军火可由英国军队直接卖给常胜军，不仅质量好，而且相比黑市也不算贵，这样等于又减少了常胜军的开支。
让李鸿章更为满意的是，戈登没有华尔、白齐文那种令中国官员难以容忍的高傲态度，很尊重李鸿章乃至中国士兵，对李鸿章尤其表示恭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