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制改革

尽管李鸿章一再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实际战绩，对曾国藩进行说服，然而曾国藩对使用西洋新式武器始终不甚热衷，其论据之一是，当初江南大营也装备了很多洋枪，但照样被太平军给揍得鼻青脸肿。李鸿章则不如此认为，他经过认真地观察和分析，坚持洋枪实为利器，江南大营不能打，罪并不在洋枪，根本问题还在于他们没有像洋兵那样操练队伍，未将洋枪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

武器装备发生变化，训练方法亦应随之改变。当时国人将西洋军队平时的军事训练方法称为“练洋操”，淮军刚到上海时，英法都曾向李鸿章提出拨兵交其训练的要求，李鸿章应其所请，从原上海防军和练勇中拨出兵员，交由英法代练，练成后分别组成了会字营、庞字营。后来因为担心洋人借此操纵兵权，把他这个巡抚撇到一边，李鸿章便以代练费用过大，且会导致今后调度不灵为由，拒绝再将所部拨交外军教练。

对于“练洋操”，李鸿章的兴趣其实是非常大的。还在最初的观察体验阶段，他就吃惊于洋兵临敌时的整齐静肃，为此曾利用与洋人交往之便，密令身边的将弁随从，跟随洋兵出战，除了观察他们如何施放枪炮外，就是想把对方“练洋操”的技术学到手。

李鸿章的这一套路，实际是要让淮军“与洋人合打”，但只有程学启羡慕洋人的开花炮，表示愿意，其他统领营官都很抵触，于是只能不了了之。

此路不通走彼路，李鸿章转而盯上了常胜军。常胜军虽受李鸿章节制，但当李鸿章刚到上海时，管带官华尔却拒不来见，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李鸿章一边自嘲“与外国人何必争此小细节”，一边主动与华尔打交道，不久他就发现，华尔尽管为人狂放不羁，然而打仗勇猛，性格也很直率，没有太多心计，于是便对他进行全力笼络，以为己用。

常胜军的训练方法也好，武器也好，都与英法联军没有区别。华尔被李鸿章一通哄，在与会防、“会剿”的过程中，开始密切与淮军配合，不仅如此，他还答应今后派军官教授淮军“练洋操”，以及为李鸿章代购洋枪洋炮。

搞定华尔后，李鸿章甚为得意，特地写信告知曾国藩。曾国藩同意笼络华尔，却不同意李鸿章的居心和做法，他以宋人道学教训李鸿章，称“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曾国藩说的每句话在道德制高点上都能立得住，但对解决上海方面的实际问题却毫无用处，李鸿章口头上不敢违逆老师，实际仍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胆施行。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淮军更加快速地走上了用洋枪炮装备的道路，原先李鸿章主要通过正在广东任职的李瀚章购买洋枪，有了华尔这条便利渠道后，代购变得比原来容易多了，至1862年9月，淮军总计已拥有洋枪一万余杆。

在北新泾、七宝街战役前，除韩正国的亲兵营、程学启的开字营外，郭松林的松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等，也都添练有洋枪小队，各营总计拥有洋枪千余杆，已能与湘军营制所规定的火器相配合。不过这些都只是在原营制外添建洋枪小队，属于临时措施，而非根本之计。自9月底起，李鸿章着手进行营制改革，他首先将程学启所统开字营三营中的一营改为洋枪队，并在每哨中加添劈山炮两队。这是在洋枪仍不算多时所采取的特殊编制，但在当时已算是一种新式编制了。此后，淮军各营陆续将原有的小枪、抬枪、刀矛队改为洋枪队，各营原有的旧式枪炮一律裁汰不用。经过改编，淮军每营所配洋枪多则四百余杆，少则三百余杆，尽管这些洋枪实际仍系前膛枪，但已改为铜帽底火，射程与火力都数倍于旧式小枪、抬枪，故而在人数依旧的情况下，一营的实际火力却至少可抵以前的两营。

淮军初建时，一切器械、营制皆仿照湘军，现在能如此迅速地引入洋枪和更改营制，固然主要取决于李鸿章的明智和果决，但也与淮军的实际状况及其环境有关——淮军刚刚成军，制度和战法尚未规范，且又是在上海与常胜军、英法联军并肩作战，故而易于改用西式武器。

淮军源自湘军，本以湘军为师，但现在却已以常胜军为师，不仅通过华尔购入武器，而且也向常胜军学习现代军事操练和战法。湘淮军由此迅速拉开差距，很快，连湘军都要反过来效仿淮军了，正在指挥所部围攻南京的曾国荃，一再向曾国藩索求洋式军火，最后逼得曾国藩没办法，只好又主动要求李鸿章代湘军购置洋枪。 W6Y841aZmM29RETXNnqONFog7xGEAngu43X8VShRUvKVGhCuC/zTtXCh5jwiu1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