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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都属于传统型的儒者，李鸿章本人在科举道路上也达到了当时读书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但他勇于任事，并不过多倾心于传统儒学，他平生的志向也从来都不在读书研习之上。有人因此嘲笑李鸿章“不学无术”，然而也正因如此，与一般士大夫相比，他比较容易摆脱对传统的留恋，在异样的环境中也更具生存能力。
李鸿章一到上海，就发现诸多事务中，以洋务为最难，而上海洋务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最初的打算是想方设法敷衍掉，但很快又产生了使洋人势力为我所用的想法。在给沈葆桢的一封信中，他如此解释：“（上海）华洋混杂相处的局面已经形成，我们这些人怎么能与洋人强分彼此呢？”
淮军初至上海时，不过才六千多人，“兵力不能剿，只能防”，所谓防，是城北外国租界靠洋兵，淮军仅足以防西南。让洋人参与防守，叫作会防，对于这一点，朝野并无太大异议，有异议且极为敏感的是“会剿”或“助剿”，也就是用洋兵进攻太平军。人们对此有不同看法，有的赞同“会剿”，有的反对“会剿”。曾国藩主张后者，他认为借洋兵“会剿”太平军，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很丢面子的事，会因此受到洋人的轻视，而且也很难保证洋人在获胜后不会提出额外要求。他在得知洋兵可能要“会剿”苏州、常州和南京之后，更是极力反对，希望李鸿章对此引起重视。
防与“剿”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剿”就是在减少和分担防守的压力。李鸿章实际属于会剿派，但他也不能将老师的担心弃之不理。就曾国藩最关注的洋兵“越界”问题，李鸿章与英国驻华海军提督何伯进行了会谈，结果发现洋兵“会剿”苏州等地的说法根本不可靠，只是江苏绅商捕风捉影所弄出来的可笑传闻，于是他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曾国藩，以解其疑虑。
其时，英法联军尚未发动“三十里半径战役”，但李鸿章通过他所观察到的种种迹象，断定：“洋人与太平军的冤仇已经结成，从此以后必定要上海附近为官军助剿，这是绝无疑义的。”之后他的这一判断得到证实，也坚定了他关于只要将范围限制在上海百里以内，就可以借助洋兵“会剿”的想法。
不管是办洋务，还是借洋兵“会剿”，都必须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率淮军初抵上海，何伯就立即指名要他派兵，一会儿说要一同会攻，一会儿说是等洋兵攻占城池后，要把城池交由淮军驻守。李鸿章明知上海防守还离不开洋兵，对洋人的指手画脚和径直调派又颇以为忧。
对于这类难题，曾国藩给出的建议是“忠信笃敬”。“忠信笃敬”四个字出自儒家经典，大意是忠诚信实、仁慈厚道，听上去大义凛然，然而就彼时的李鸿章而言，却等于是空口说白话——在与洋人接触的过程中，这套儒者待人处事的哲学并无多少可操作性，你这边又厚道又讲信用，人家那边却偏偏不吃这一套。按李鸿章所说，洋人骄横多疑而又性急，往往双方经过反复辩论，仍得不出任何结果。
李鸿章与洋人交涉，前半段与“忠信笃敬”接近，李鸿章把它概括为“委曲周旋，只求对外重视和好，对内做到自立自强”，在洋人提出要求时，一般能答应的就答应，不能答应的就加以婉言劝慰。
进入后半段，洋人开始纠缠不休，此时最为关键，李鸿章便耍起了“痞子腔”。“痞子腔”是皖中土语，乃油腔滑调的意思，也就是自此起，李鸿章就不跟洋人正经说话了，嘴里句句都是插科打诨，胡搅蛮缠。
李鸿章的“痞子腔”犹如他的二杆子精神，颇有不按常理出牌的意味，只不过从官场移用于外交场合而已，用李鸿章自己的话说，“你通情达理，我就通情达理，你不通情达理，我也就不通情达理。”
出人意料的是，“痞子腔”颇有奇效，洋人很吃这一套，对于李鸿章的言顾左右而言他，他们表现得既无可奈何，又发不得火，而且下一次仍愿意与李鸿章对话。在“会剿”一事上，李鸿章也因此获得了他所想要的部分主动权，经过谈判，何伯与之签订“共争共守”协议，按照协议，李鸿章从原上海防军中挑选出数千人，随同洋兵操练驻扎，专供会防和“会剿”之用，他自己所直接统带的淮军则专防一处，专“剿”一路，力求自立、自强，不与洋人混杂在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