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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幕

自随吕贤基回乡办团起,李鸿章经历了近十年的幕府生涯,尤其两入曾国藩幕府,更使他切身感受到了网罗幕府人才的重要性。还在受命招募淮军之初,李鸿章即开始延揽人才,筹建幕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封书信,见上面的字体工整,寓合秀气,当下十分欣赏。旧时用人,要看面相,也要看笔迹,认为从笔迹上可以看出人的性格,李鸿章断定书写者处事慎重而有灵性,一问,才知道信是写信者请朋友代写的,代写的人是一个名叫周馥的秀才,于是当即把周馥招来担任了自己的总文案。

李鸿章没有看错人,周馥不仅办事精细谨慎,而且勤奋好学,他在参加淮军后,即使在随李鸿章同太平军作战期间,也从不放弃读书。李鸿章有一次从将吏营帐间经过,走到周馥住的地方,发现案几上全都是宋儒书籍,这让他大为诧异,感叹周馥将来必定可做大事。

幕僚在无实职在身的情况下,没有资格领取国家发放的俸禄,都必须依赖幕主提供经济条件,才能养家糊口,而在未正式出任江苏巡抚前,李鸿章自己也尚是曾国藩的幕僚,每月所得不多,但他却能够分一半给周馥。周馥亦不负李鸿章的知遇之恩,始终勤勤恳恳,忠心耿耿而无怨言,成为跟随李鸿章最早,时间也最长的骨干幕僚。

赴沪前,李鸿章除招募了周馥等人外,还专程走访湘系重要幕僚、常州人赵烈文,向他请教苏沪的人才情况。到上海后,李鸿章很快便仿照曾国藩的办法,通过奉调、函招、推荐等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幕府机构。

建幕后,作为私人宾席的幕僚,其薪水大半由所属局所或军营供给,虽不是完全的官俸,但也不用李鸿章再个人自掏腰包了。这一点与曾国藩幕府并无不同,区别在于,曾国藩的幕友主要是传统读书人,李鸿章幕府固然也有传统读书人,但更多的还是学有专长的各方面特殊人才,后来甚至有留学生以及为数不少的洋人。在这方面,李鸿章很像曹操对待人才的态度,即唯才是举,量才而用,他很少聘请道学先生和文学侍从,也不太看重对方的功名和社会地位。

李鸿章把筹建幕府和整顿吏治结合在一起,通过大撤大换,将自己所沿用的部分重要幕僚,陆续安插到吴煦、杨坊一党所空出的职位上去,最终将江苏一省的军、政、经济大权,完全置于了自己的掌控之下。

李鸿章受任之初,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对上海发动大规模攻势,形势极为严峻,李鸿章虽为大权在握的一省之长,但政令却不能出上海孤岛。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他深感若仅凭原先带来的十三营淮军,要想击退太平军,守住上海,都难以做到,更别说歼灭太平军,克复苏常了,为此,一到上海,便把募勇添兵,扩军备战作为了重中之重。

李鸿章收编两淮团练,除树、铭、鼎、庆四营外,还另编有亲兵营(此为李鸿章自己的亲兵营,也称抚标亲兵营,区别于曾国藩所拨的督标亲兵营)、盛字营、传字营,三营都没有坐船,而是由陆路绕江北抵达上海。

仅仅添上这三营,淮军兵力仍嫌不足,李鸿章于是便采取了湘军扩充营伍的传统方式,命张树声、吴长庆回皖募勇。不料对于淮军返乡募乡一事,社会上非议、嫉忌者颇多,尤其江北清军将领认为淮军不仅是在和他们争抢兵力资源,还动摇了其军心,给江北的兵营管理造成了困难——其间也确实出现了扬州防勇因羡慕淮军饷高,化名应募于淮军的情况。

将领们纷纷上奏朝廷,要求淮军停止返乡招勇,有的甚至直接出手,试图留难,因为这些原因,张、吴回乡仅募得九营,还曾一度被曾国藩临时作为防守无为、庐江之用,无法迅速补充于前线。 mXDURrwDExsdG7yAadhvyzoSGJ+9GfemUl7THdJ9GVqugVAqH1UKcIZtV9MRxrOB



难题

眼见时势危迫,远水难解近渴,李鸿章只好另外想辙。他的前任,也就是前江苏巡抚薛焕所部有防军五万,李鸿章陆续裁汰了三万余人,选留了万余人。对于留存兵勇,湘淮籍的,便仍采用湘军规制,重新编组,非湘淮籍的,或以原有之将统原有之兵,或另行委派统将。

委派统将,又给已升为大帅的李鸿章出了一道难题。因为在他看来,既有营官中虽有可用之才,然而要选拔出来当统领,却还大多差着火候,为此,他不得不向湘军各部借将。将才是军中的重要资源,加上湘军地域和门户观念深固,在李鸿章发出请求后,湘籍统领皆虚与委蛇,不肯相助。唯有非湘籍的鲍超,在湘军集团里和李鸿章同属寄人篱下,难免惺惺相惜,两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平时就较好,得知李鸿章有此困难,他一次性就拨借了三员参将。李鸿章大为感动,在答谢信中称:“足见知我爱我之深。”

曾国荃部将郭松林以勇猛彪悍著称,他本来只是曾国荃的一名亲兵,硬是靠战功累积而成参将,这种将领当然是李鸿章最眼馋的。以他和曾国荃的关系,曾国荃本来是绝不会将郭松林借给他的,但湘军内部也有矛盾,郭松林遭忌出走,遂只身赴沪投效淮军。李鸿章大喜过望,连忙将他委任为营官,并从防军所选留兵勇拨出五百归其指挥,这就是松字营。事后李鸿章致信曾国荃,说郭松林来沪的时候,战事紧急,我知道他打仗勇猛,就先让他带兵了,“求您赏借,不要再苛责于他,鸿章一定时时敲打,帮助他改正错误。”曾国荃见状,也只好卖个顺水人情,以借将的名义把郭松林正式让给了李鸿章。

郭松林带松字营,鲍超所借三将中的杨鼎勋带勋字营,在李鸿章借将统带的各营中,松、勋二营最为突出,后来几乎同树、铭、鼎、庆诸营并驾齐驱。有人论及淮军,认为树、铭、鼎、庆四营作为淮军最基干的部队,就像是淮军的身体,但还缺少一双翅膀,郭松林、杨鼎勋二将犹如给淮军插上了翅膀,这样淮军才能飞起来,也才能最终摆脱湘军的影子。

程学启原先也是曾国荃手下的一员悍将,唯因是太平军降将,故而不受曾氏兄弟的重用。李鸿章既知程学启打仗凶悍,又知道他是安徽桐城人,所部亦属淮勇,于是在安庆时一面向曾国藩索借,一面派人向程学启暗中致意。曾国荃起初不同意,经不住曾国藩两次发函下达命令,李鸿章也低声下气地致函恳求,这才松了口,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学启其实也可以算是从曾国荃手里“借”来的战将。

招降纳叛是李鸿章解决兵员短少问题的另一个捷径,此举不仅可以扩充淮军兵员,而且有助于瓦解太平军,实现所谓“以毒攻毒”。李鸿章对此极为重视,他收编太平军降众的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改编的防军。值得一提的是,自李秀成经略安徽后,太平军中有不少安徽人,李鸿章因此又侧重以程学启牵头,对皖籍太平军将士进行招降,淮军中也因此增加了大批的皖籍兵勇。李鸿章引以为豪,在信中用炫耀的口气对曾国荃说:“忠党(指李秀成部)里面我的家乡人最多,现在他们都络绎不绝地前来投奔我了。”

自古欲强兵必先足饷,但朝廷财政匮乏,对于湘淮军都无充足的饷需供给,他们的大部分军费开支,都需要自己设法筹集。上海的军饷来源主要为厘捐和海关税两大项,原先都控制在吴煦、杨坊等人手中,李鸿章每次询问吴煦每个月的厘捐、海关税有多少,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过十余万,就是这十余万,还要优先供给“助剿”太平军的英法洋兵以及常胜军,余下的才能交给李鸿章作为军饷。李鸿章此时一肩担三任,除自身的淮军外,尚需给曾国藩大营和镇江防军拨去协饷,哪里够用,但不管他怎样三令五申,吴煦等人就是不肯把细账报上来。

为了筹足军饷,李鸿章另辟蹊径,与吴煦约定,厘捐从此由他亲自接管,用于支付淮军、本地防军及协济曾国藩大营的饷需,海关税收仍由吴煦经理,用于支付常胜军、中外会防局与镇江防军的饷需,此即海关与厘税分收分用政策。

实行分收分用后,负责征收厘金的淞沪厘捐局与江苏厘捐局由此成为淮军的后勤机构。李鸿章视捐厘为淮军的两大命脉之一,亲自带着人往复查看账目,所网罗和动员的幕僚也比其他任何部门都要多。不久,成效就出来了:每月所征收到的厘税多则二十余万,少的也有近二十万,大大超过吴煦原先所报数字,在基本解决淮军饷需问题的同时,还保证湘军西线作战所需。

吴煦、杨坊之前能够牢牢控制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长期经营上海,与洋人关系颇深,可以“挟夷自重”,李鸿章在条件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也只能避开海关,先从没有洋人插手的厘捐着手进行整理。

显然,在设法扳倒吴、杨的同时,还必须把所谓的“洋务”接过手来,李鸿章也因此在他的幕府里配备了相关人才,郭嵩焘即为其中之一。

郭嵩焘在“丁未四君子”中排于次席,他不仅是李鸿章的同年,而且还是好友,两人政见相同,堪为知己。咸丰年间,郭嵩焘曾任翰林院编修,并经人举荐,得以入值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可惜此人性格过于率直,终因得罪大吏而被降职,他一怒之下,便弃官回乡,一待就是两年多。

李鸿章需要帮手,急切想把正赋闲在家的郭嵩焘招入幕府,但他知道郭文人气质较浓,有名士作风,又有曾入值南书房,两次蒙天子召见的经历,未见得肯给自己当幕僚,于是便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让这位郭嵩焘的儿女亲家出面,终于将郭嵩焘请出了山。

郭嵩焘是当时少有的洋务人才,又有相当的从政和军旅经验,李鸿章通过举荐他接替杨坊的苏松粮道一职,一举夺回了掌握海关税收的权力。不仅如此,郭嵩焘还通过采取种种整顿措施,使湘淮军的粮财状况都大为好转,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称赞道:“筠仙(郭嵩焘字筠仙)到沪后,深孚众望,其才识远超过一般人。” mXDURrwDExsdG7yAadhvyzoSGJ+9GfemUl7THdJ9GVqugVAqH1UKcIZtV9MRx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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