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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鸿章来劝说曾国藩，分量就完全不一样了，甚至可以这样说，钱鼎铭能打动李鸿章，事情也就成了一大半。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李鸿章在曾国藩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地位，还缘于李鸿章能够站在曾国藩的立场之上，分析和解决他的疑虑。
上海和安徽隔得远，就要分兵，从军事上讲，分兵援沪，“由下捣上”，可以造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从而迫使太平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呼应。至于兵源问题，其实也不难解决，因为可以“求其在我”，曾国藩手中虽然暂时无兵可分，但曾国荃已回湖南添募新勇，可以满足分兵的需要。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李鸿章虽是曾国藩一手锻打出来的，然而李、曾的处事方式仍有明显差异。概言之，曾国藩是个过于求稳的人，遇到大事需要决策时常常犹豫再三，而李鸿章则明快果断，其过人的决断力连曾国藩也为之欣赏，以致每每当曾国藩陷入不知所从的时候，都是李鸿章在旁几句话一说，就把事情给定了下来。曾国藩自己也说：“好些事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少荃寥寥数言，就能拨云见日，让我下定决心。”
这次也一样，对于李鸿章的解说，曾国藩深以为然。恰在此时，大学士、江苏常熟人翁心存顾念家乡之危，也向朝廷上疏，建议让曾国藩拨兵援救苏浙和上海等江南要地，朝廷据此颁发了谕旨，曾国藩遂痛下决心拨兵援沪。
打定主意后，曾国藩立即着手进行安排。起初的方案，是让曾国荃将六千新勇带到安徽前线接防，把原驻安徽的八千老兵换下来，再由曾国荃率这批老兵进驻上海。之后，又决定改派曾国荃为主帅，水路辅之以黄翼升，陆路辅之以李鸿章，这么做，倒不是说曾国荃能力不行，非得李鸿章辅佐不可，而是曾国藩感到，由这八千老兵组成的部队仍嫌单薄，必须增拨兵力。
湘军历来只在湖南招募兵勇，湘军将领无论在何处作战，都要返湘募兵，这么多年仗打下来，湖南可招之兵越来越少，兵源也就越来越紧张，曾国荃此次回乡募勇已近乎竭泽而渔。况且，新兵因战斗力问题，也不在此次援沪之列，只能像方案中那样将老兵置换出来，而此时湘军已把主要目标放在围困南京上，也就是说，即便能够及时招募到足额的新兵，也无法再置换出这么多老兵。
按照湘军的制度，兵由将募，兵为将有，非将领本人亲自招募的湘勇不能由他来指挥，所以李鸿章本来是手中无兵的，这也是一开始曾国藩没把他放在赴沪名单之中的原因之一。后来方案调整，则是因为曾国藩知道李鸿章能弄到兵了，而且还不是一仗都未打过的新兵。
李鸿章能弄到的兵，就是那些安徽团练。李鸿章投奔曾国藩后，他原先所带团练早已星散，但庐州一带依然存在不少团练，这些团练经常同太平军、捻军打仗，甚至出境袭击，就战斗力而言，有的甚至比普通的八旗绿营还要强悍一些。
在庐州的西乡团练首领中，以张树声办团最早，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回籍督办团练时，张树声曾被召襄赞其幕，这使他与李鸿章父子的关系非同一般。李文安死后，张团声势独隆，张树声保升知府，在各团首中官衔最高，隐为盟主。张树声一直与李鸿章保持着联系，还在湘军攻陷安庆前，他召集众团首密议，一致决定投效李鸿章，随后便写信向李鸿章致意。
曾国藩很早就认定，安徽的皖北、皖中一带民风强悍，可招募成军以补湘军的兵源不足，此前派李鸿章去皖北招募马勇，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看到张树声的那封信后，曾国藩甚为惊叹，他把张树声比喻为渡江北伐匈奴的东晋名将祖逖，说“独立江北，今祖生也（祖生即祖逖）”。
重招和训练湘勇，困难重重，淮勇则是现成的，只需李鸿章号召和组织一下即可，曾国藩由此产生了让李鸿章招募淮勇成军的念头，并决定派他随曾国荃赴沪。
方案定好了，让曾国藩没想到的是，他胞弟却对援沪毫无兴趣。给出的理由是：“害怕归他人调遣，不能尽合机宜。”实际上，曾国荃此时的心志全都集中于进围南京，他分析说，上海虽然财赋甲天下，筹集饷银容易，但太平天国的京城在南京，如果他率部急攻南京，太平军必然会以全力援救，而后苏州、杭州空虚，到那时，克服苏杭包括上海，就不用费太大气力了。
这当然都是冠冕堂皇，可以放在桌面讲的话，围攻南京固然重要，但也不一定非他曾国荃不可，归根到底，他还是想揽取攻克南京的头功，而不愿担任援沪筹饷之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