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度是从曾国藩幕府走出来的湘将,曾国藩派他领兵驻防徽州,临别时和他约法五章,并嘱咐他坚壁自守,不要轻易出战。可是当太平军前来攻城时,李元度却将与曾国藩的约定及其嘱咐置于脑后,擅自出城应战,结果一触即溃,徽州被太平军占领,祁门大本营也因此重陷危机。事后李元度又不经报告允许,私自徘徊于浙赣边境多时,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不久又只身离开。
曾国藩对此愤恨交加,一怒之下,便要李鸿章代拟奏章,准备弹劾李元度误军失城之罪。曾国藩是个极有主见的人,而且他在军中向来令行禁止,一经动议,谁都不敢说个“不”字,但这次却意外地遭到了文武群佐的群起反对,其中又数李鸿章的态度最为坚决。
李元度与曾国藩渊源颇深,他是曾国藩在湖南一起举办团练的伙伴,处曾幕五年,劳苦备尝不说,还救过曾国藩的命,二人堪称患难之交。李鸿章认为,曾国藩对这样有恩于己的人,不应说翻脸就翻脸,即便对方有错,也应网开一面。此其一,其二,李元度虽博览群书,才气过人,也爱拍胸脯,放豪言,说大话,但他擅长文学而不知兵,不是一个能够临阵打仗,独当一面的将才。
李元度在湘军中人缘很好,李鸿章自进入曾幕后,与其相知颇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李元度“其血性足以干事,却不善于识别观察;其才识足以谋事,带勇却非其所长”。曾氏本人其实也知道李元度的这些缺点,要不然也不会在李元度临去徽州时,叨叨叨地说那么多了,他只是出于私情,才对李元度委以重任。那么,既然如此,在李元度兵败的问题上,曾国藩也就不能摆脱知人不明、用人不当的责任,怎么能让李元度单独受过呢?
按照李鸿章等人的意见,于公于私,曾国藩都不应严劾李元度,而应放其一马,但曾国藩却不肯让步。他觉得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就只能挥泪斩马谡了:如果李元度违令失机之罪可以不究,将来人人效法,湘军的军纪如何还能维持?
在众议被否决的情况下,李鸿章又拉上另外一个幕僚,当面劝说曾国藩,并声称:“老师一定要劾奏李次青(李元度字次青),门生实在不敢拟稿。”曾国藩一听,腾地就火了,马上回答:“我自己拟稿。”李鸿章又说:“这样的话,门生只得告辞回家,不能侍奉老师了。”曾国藩更加生气,当即撂下话来:“听你自便!”
经过这场激烈的争吵,曾国藩郁闷不已,按他的说法,是整整一天,什么事都没能做成,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本来是想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后来又把“少荃”涂掉,改成“同人”,变成了“同人不明大义,不达事理”。
李鸿章不顾个人进退,也要为李元度力争的做法,在同僚间受到好评,亦给外界以深刻印象,“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在此之后,曾国藩虽仍坚持要参劾李元度,但态度已明显软化,幕友陈鼐见机行事,作一说帖,并当面向曾国藩再三陈情,曾国藩就势删去了奏稿中弹劾语气较重的几句话,这样李元度才未被朝廷治罪,仅予以革职的处分。
纵然如此,曾国藩、李鸿章之间的芥蒂已成,双方都很尴尬。过去曾国藩在日记和书信中,很少有不提及李鸿章的,如今则一个字都不涉及,仿佛大营已无此人。李鸿章既说了要辞职,泼出去的水也难以收回,没有立刻辞职,只是顾及曾国藩的脸面而已,一个月后,他终于还是以省亲为名,离开祁门,前往其兄李瀚章在南昌的家中栖身。
李鸿章与曾国藩闹崩,除了为李元度打抱不平外,研究者认为还有一个潜在原因,即李鸿章由于自身迟迟得不到重用而心中不平,进而对曾国藩产生了怨气——我李某知兵任战,这个你是知道的,可是你却放着我不用,让李元度前往徽州独当一面,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劾,你这叫会识人用人吗?
据说李鸿章辞幕后,曾在去南昌的途中走访胡林翼,说明辞幕原委。胡林翼一直都觉得李鸿章是个难得的人才,但若没有曾国藩给他机会,恐怕还是走不远,因此语重心长地劝导道:“我料定你日后必然显贵,不过我希望你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的号),否则你在仕途上是不会有前途的。”
这句话有些伤了李鸿章的自尊心,因此他马上答道:“我开始还把老师(曾国藩)当成豪杰之士,不用别人帮助,就能崛起,今天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随即拂衣而起,返回旅馆,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此时胡林翼又派人来,请他再回去一叙,李鸿章扭捏了一下,经对方力邀,才同意前往胡府。
胡林翼将李鸿章留住数日,因为知道他一时转不过弯来,所以只是与之喝酒闲聊,绝口不再提那些不愉快的事,直到李鸿章辞别前往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