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胡林翼的另一个计划，则得到了曾国藩的认可，这就是筹设太湖、宁国、淮扬三支水师。不过太湖尚在太平军的占领区内，宁国河窄木少，都难办成，所能够付诸实施的，只有创建淮扬水师一项。
曾国藩组织幕僚对此进行讨论，李鸿章提出了一个经营淮扬的具体方案，他建议由曾国藩亲赴淮安，办一支大水师。曾国藩深以为然，跟胡林翼一说，胡林翼也很赞同。
由于皖南这里一时还抽不开身，曾国藩就是去淮安，也得等到第二年，当年只能派员先行。曾国藩决定放手用人，派李鸿章先赴淮安，并从湘军水师抽调营官黄翼升同去，在奏疏中，他说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荐保其为两淮盐运使，领办淮扬水师，黄翼升则被奏请为淮扬镇总兵。
湘军兴办淮扬水师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以苏北盐利来补充军饷，这时朝廷只要曾国藩派兵遣将去支援淮扬，却不愿把盐利交给他来掌握，所以黄翼升的保奏很快获准，但李鸿章的两淮盐运使却迟迟未有下文。
就在李鸿章的去向悬而未决之际，因为处境危急，曾国藩又奏留李鸿章。这下是真走不成了，李鸿章吃了一记闷棍，只得暗自磋叹，继续留充幕宾。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为尽速扫清皖境，亲率大军进驻安徽祁门。祁门四周山丘环抱，李鸿章认为其形如锅底，是兵家所谓的绝地，大营建在此处，等于自寻死路，故而主张趁早转移他处，选择有利地形重新扎营，以便进退自如。曾国藩则以为只要占领了四周制高点，分兵扼守要路，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忧。
曾国藩坚持己见，李鸿章虽为僚属，却极有主见，对幕主并不盲从。围绕此事，两人反复争论，互不相让，最后，曾国藩生起气来，对幕僚们说：“诸位如果胆怯，可以即刻散去，各奔前程！”
闹到这般地步，李鸿章只好服从，但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祁门大营很快就遭到太平军的重重包围，曾国藩坐困祁门，几乎天天都处在被太平军攻击的惊涛骇浪之中。若不是湘军悍将鲍超等殊死奋战，曾国荃、胡林翼在安庆、太湖方面进行牵制，太平军早已攻入祁门，至此，曾国藩才后悔没有听从李鸿章的劝告。
这时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英法联军攻克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在逃往热河途中，命曾国藩速派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焦虑万分，他自己是忠臣思想浓厚的理学大家，无法置君难于不顾，而且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若怪罪下来，恐怕会吃不了兜着走，但另一方面，若抽调鲍超北上，与太平军作战将因此失去一颗重要棋子，既往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皖南局势也将重新变得严峻起来。
在举棋不定，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曾国藩遂召集文武僚属讨论对策，结果多数人都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湘军北上实属缓不济急，保卫京城已然沦为一句空话，再者，据他判断，英法联军就算占领了京城，此役也将以“金帛议和”告终，即只要给了赔款，答应了对方条件就能予以了结。
真正危及大清社稷的是谁？在李鸿章看来，并不是气势汹汹的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现在肩负镇压太平军的重任，可谓将天下大局安危系于一身，绝不能因为无效的分兵，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或给自己造成损失。
李鸿章的方案是，找个按兵不动的借口，对朝廷进行搪塞，同时不露出半点北援的迹象，以便稳住军心，等待时局变化再作决定。曾国藩虽然忠君，但并不是腐儒，一听李鸿章言之有理，便马上痛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随后，曾国藩即上疏表示鲍超因人地生疏，不便北援，可改由他本人或胡林翼进京入卫，但究竟派他们两人中谁去，由朝廷定夺，他们也等谕旨定夺后，再采取行动。这实际上是一种拖延敷衍的态度，结果正如李鸿章所料，两个月后，曾国藩收到的不是朝廷确定由谁入卫的指令，而是中外“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
北上“勤王”事件，充分证明了李鸿章思考能力的成熟和判断的准确。通过这次事件，曾国藩对他更加器重，两人关系也越来越紧密，然而就在这个当口，李元度案却又使他们差点走向了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