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将相多起家幕僚”,此为公论,据统计,曾供职于曾国藩幕府,或往来其中而有名于世者,连同李氏兄弟在内,竟有近九十人之多,所以有人称曾幕实为晚清人才的宝库。
这些杰出之士全都经过曾国藩的感化教导。据李鸿章后来回忆,他在营中时,曾国藩总是随时、随地、随事地给他以启示,就连吃完饭后,曾国藩也要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谈经论史,商量事务,其间众人可以各抒己见,曾国藩作为主持者,也会就学问、时政等,发表属于他个人的见解,按李鸿章自己的话说,“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曾幕人才各有所长,曾国藩都能按照其特点进行培养和任用,这里面有治兵,参与机要的,有治饷,处理杂务的,还有制造军火,办理捐输甚至搜集太平军情报的。曾国藩将李鸿章放到曾国荃的营务处,其实就是把他作为将才来培养,因为湘军的营务处本身就是曾氏用以训练将才的地方,凡在营务处当差和学习军务的人,多数都是将领的预备人选。
如前所述,李鸿章在营务处期间,发现湘军的安营、操练、行军、作战,与他过去的认知完全不同,之后正式加入曾幕,耳濡目染之下,更是印象深刻,也由此把湘军的一套办法和本事都学到了手。李鸿章自从戎以来,先后跟随过吕贤基、周天爵、李嘉端、福济,这些上司对他也不赖,但这些大帅能力和见识都很有限,战场之上,连他们自己都茫茫然,又如何能够指导李鸿章?李鸿章直言,他是到了曾国藩这里后,才如同突然获得了指南针一样,不仅眼界大开,而且受益无穷。
经过曾氏的着意培养和具体事务的锻炼,李鸿章的能力增长很快,但与此同时,其独当一面的志向和渴望也会时不时地冒出头,让他感到失意与压抑。
湘军官佐以湖南人为主,因其根深蒂固的地域和门户观念,非湘籍人员往往遭到排挤。时人有云:“当是时湘军之锋甚锐,鸡犬皆有升天之望,客籍混入其中,颇难出人头地。”李鸿章寄身湘幕,也免不了要受些闲气。某次湘籍将领彭玉麟前来谒见曾国藩,会后将领幕僚们闲坐聊天,聊着聊着,话题便扯到了安徽人身上,语多调笑,彭玉麟也在其中。李鸿章身为安徽人,自然要站出来为家乡辩护,可是因为寡不敌众,渐渐地便落于了下风。李鸿章急于挽回颓势,便以彭玉麟父亲曾在安徽当官为“突破口”,阴一句阳一句地进行反击。彭玉麟一听大为恼火,当即报以老拳,李鸿章的脾气也很火爆,马上还以颜色,两人你给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扭打在一起,还滚到了地上。其他人见势不好,急忙上前劝解拉架,一场闹剧方才收场。
李鸿章在湘军中除了与曾国荃处不到一块外,和彭玉麟也不契合,据说就是因为打了这一架,正如他日后所说,彭玉麟此人“有许多把戏”。凡此种种,都让李鸿章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重新开辟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1859年11月,李鸿章奉旨授福建延建邵道遗缺。对于李鸿章而言,这是一个离幕履任的机会,曾国藩看出他去意踌躇,也一度产生了索性打发他赴任的念头,但此时湘军集团已定计进兵安徽,曾国藩身边缺少人手,没法说放就放,于是就以“赞襄需人”为由,奏准将他继续留在了戎幕。
李鸿章未能如愿走成,肯定有情绪,曾国藩不得不两次找他谈心,对他进行安抚,之后李鸿章的情绪表面上是稳定下来了,可是心病并没有全然解除。
湘军中的另一个大帅胡林翼,同样知人善任,他也认识到李鸿章能力超群,不可能久安于幕宾之位,于是极力劝说曾国藩放手重用李鸿章,以便在留住李鸿章的同时,为湘军添一大将。适在此时,重新组建起来的江南江北大营相继覆灭,东南大局全面崩溃,由湘军出来收拾局面,已是大势所趋,朝廷遂升任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两个月后予以实授,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胡林翼在与曾国藩会商新的作战计划时,一连四次致函曾国藩,说李鸿章知兵善战,又带勇多年,第三次甚至搬出相术理论,力保其才堪大用。按照胡林翼的设想,应由曾国藩奏保,让李鸿章督师扬州,后又改奏保江宁或江苏实缺。
以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了解,其实不需要胡林翼作如此推荐,他也知道李鸿章已具备挑负重担的素质。真正让他发愁的是,当时湘军集团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安庆战场,他勉强凑出万人的兵力,也只能随身带到皖南,暂时根本无力兼顾东南,当然也就不可能把李鸿章派到江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