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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漫不经心，当然让曾国藩很不高兴，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对李鸿章的进一步考察和培养。1859年6月，曾国荃带兵攻打景德镇，曾国藩将李鸿章安置于曾国荃部的营务处，同往办理营务。
曾国荃是曾国藩的胞弟，李鸿章自恃有才，心高气傲，你让他在曾国藩手下做事，自然没得说，换成别人就不一样了——曾国荃能独统一军，为什么我不能？要知道我在安徽时，也是拥有独立指挥权，打过不少仗的！
李鸿章不愿寄人篱下，有推却之意。曾国藩看在眼里，他赏识李鸿章之才，对他的虚骄之气则很不以为然，于是仍令其与曾国荃同行，临别时又特意对他劝诫，让他好好把握机会，学习行军作战的要领。
这样一来，李鸿章只得从命。李鸿章要叫曾国荃“师叔”，但这个师叔只比李鸿章大一岁，而且他的功名顶到头只是一个贡生，也就是秀才，李鸿章可是翰林，所以他打心眼里不太瞧得起曾国荃。不过初至曾国荃军营，他还是请曾国荃给他题词，以示尊重。
题词云云，在李鸿章想来，只是一种假客套，曾国荃若是知趣一点的话，在他这位翰林面前，起码应该推托一下。谁知曾国荃似乎根本不知谦虚为何意，真的就端起架子，提笔给李鸿章写了一副对联。那联语，李鸿章不看便罢，一看顿时被气了个半死，只见上面写的是：“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
王通，道号文中子，乃隋朝名儒，房玄龄、魏征、李靖等一大批唐朝开国将相皆出自其门下，所以有“门多将相”一说。郭令公也就是郭子仪，有了他，“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局势才得以稳定，堪称“身系安危”于一身。
当然此联也并非曾国荃原创，但他能够拿这个来题赠李鸿章，毫无疑问就是在以王通、郭子仪自许。李鸿章对此颇为不满，有了情绪之后，与曾国荃之间也就很难相处融洽，随军不久，他就接连向曾国藩写信发牢骚。
曾国藩在回信中晓之以理，对他说你不要只会发牢骚，而是要多留心察看和分析各营的情形，他们好，好在哪里，坏，坏在何处，制度方面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营中是否有足当大任的将领。
其时已有朝命下来，让李鸿章赴安徽军营，曾国藩上疏荐举李鸿章，说他“久历戎行，文武兼资，堪以留营襄办”，把他留在了大营，同时明示李鸿章：你这次随军，既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同时也是对你的考察，看看你究竟能胜任做什么事务。在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在我，也好对你做个合适的安排。
李鸿章收到信后，仍没有完全想通，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又连发两函，继续发他的牢骚。这回曾国藩可不客气了，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太骄傲了，锋芒毕露，这可不是什么长处。你如果实在对我这里不满意，大可以用你的翰林招牌，去投奔其他大帅，反正任凭东西南北，随你高飞。”
曾国藩的敲打，顿时让李鸿章清醒了许多。之前在镇江时，他又不是没去拜访过那些大帅，他们的能力、声望和见识，没一个可以和曾国藩相提并论，而且湘军也确有大异于它军之处，远非昔日所见的安徽清军和自己所带的民团可比，这一点，李鸿章也看出来了。
李鸿章嘴上犟，爱发牢骚，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和乐于接受新事物的人。曾国荃考试能力一般，打仗却很厉害，所部吉字营则为湘军嫡系和主力精锐，李鸿章为吉字营办理营务，又亲历了攻打景德镇的战役，对于湘军的技战术打法，也就有了很直接的体验和感悟。他后来对别人说：“我还以为湘军作战有什么奇妙的战术呢，现在才知道他们的战术没别的，就是敌人一来，就马上站到墙子后面。”
所谓墙子，也就是湘军安营扎寨时所筑的土墙。湘军的规矩是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便立刻修挖墙子等防御设施，限时修成，未修成之前，不许休息，亦不许主动向敌人挑战，此即所谓“结硬寨，打呆仗”，乃湘军的作战心法和精髓所在。
过去李鸿章所率民团经常被打得稀里哗啦，即缘于行家所批评的，只会“浪战”，也就是不管有没有把握，就闭着眼睛往上冲。尽管李鸿章在对别人说的时候，有意轻描淡写，但在拿自己的失败教训与湘军的成功经验作了对比之后，其用兵理念所受冲击和震撼之大，是完全可以想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