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漫不经心,当然让曾国藩很不高兴,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对李鸿章的进一步考察和培养。1859年6月,曾国荃带兵攻打景德镇,曾国藩将李鸿章安置于曾国荃部的营务处,同往办理营务。
曾国荃是曾国藩的胞弟,李鸿章自恃有才,心高气傲,你让他在曾国藩手下做事,自然没得说,换成别人就不一样了——曾国荃能独统一军,为什么我不能?要知道我在安徽时,也是拥有独立指挥权,打过不少仗的!
李鸿章不愿寄人篱下,有推却之意。曾国藩看在眼里,他赏识李鸿章之才,对他的虚骄之气则很不以为然,于是仍令其与曾国荃同行,临别时又特意对他劝诫,让他好好把握机会,学习行军作战的要领。
这样一来,李鸿章只得从命。李鸿章要叫曾国荃“师叔”,但这个师叔只比李鸿章大一岁,而且他的功名顶到头只是一个贡生,也就是秀才,李鸿章可是翰林,所以他打心眼里不太瞧得起曾国荃。不过初至曾国荃军营,他还是请曾国荃给他题词,以示尊重。
题词云云,在李鸿章想来,只是一种假客套,曾国荃若是知趣一点的话,在他这位翰林面前,起码应该推托一下。谁知曾国荃似乎根本不知谦虚为何意,真的就端起架子,提笔给李鸿章写了一副对联。那联语,李鸿章不看便罢,一看顿时被气了个半死,只见上面写的是:“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
王通,道号文中子,乃隋朝名儒,房玄龄、魏征、李靖等一大批唐朝开国将相皆出自其门下,所以有“门多将相”一说。郭令公也就是郭子仪,有了他,“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局势才得以稳定,堪称“身系安危”于一身。
当然此联也并非曾国荃原创,但他能够拿这个来题赠李鸿章,毫无疑问就是在以王通、郭子仪自许。李鸿章对此颇为不满,有了情绪之后,与曾国荃之间也就很难相处融洽,随军不久,他就接连向曾国藩写信发牢骚。
曾国藩在回信中晓之以理,对他说你不要只会发牢骚,而是要多留心察看和分析各营的情形,他们好,好在哪里,坏,坏在何处,制度方面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营中是否有足当大任的将领。
其时已有朝命下来,让李鸿章赴安徽军营,曾国藩上疏荐举李鸿章,说他“久历戎行,文武兼资,堪以留营襄办”,把他留在了大营,同时明示李鸿章:你这次随军,既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同时也是对你的考察,看看你究竟能胜任做什么事务。在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在我,也好对你做个合适的安排。
李鸿章收到信后,仍没有完全想通,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又连发两函,继续发他的牢骚。这回曾国藩可不客气了,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太骄傲了,锋芒毕露,这可不是什么长处。你如果实在对我这里不满意,大可以用你的翰林招牌,去投奔其他大帅,反正任凭东西南北,随你高飞。”
曾国藩的敲打,顿时让李鸿章清醒了许多。之前在镇江时,他又不是没去拜访过那些大帅,他们的能力、声望和见识,没一个可以和曾国藩相提并论,而且湘军也确有大异于它军之处,远非昔日所见的安徽清军和自己所带的民团可比,这一点,李鸿章也看出来了。
李鸿章嘴上犟,爱发牢骚,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和乐于接受新事物的人。曾国荃考试能力一般,打仗却很厉害,所部吉字营则为湘军嫡系和主力精锐,李鸿章为吉字营办理营务,又亲历了攻打景德镇的战役,对于湘军的技战术打法,也就有了很直接的体验和感悟。他后来对别人说:“我还以为湘军作战有什么奇妙的战术呢,现在才知道他们的战术没别的,就是敌人一来,就马上站到墙子后面。”
所谓墙子,也就是湘军安营扎寨时所筑的土墙。湘军的规矩是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便立刻修挖墙子等防御设施,限时修成,未修成之前,不许休息,亦不许主动向敌人挑战,此即所谓“结硬寨,打呆仗”,乃湘军的作战心法和精髓所在。
过去李鸿章所率民团经常被打得稀里哗啦,即缘于行家所批评的,只会“浪战”,也就是不管有没有把握,就闭着眼睛往上冲。尽管李鸿章在对别人说的时候,有意轻描淡写,但在拿自己的失败教训与湘军的成功经验作了对比之后,其用兵理念所受冲击和震撼之大,是完全可以想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