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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李会面，许多清代野史笔记都有一个绘声绘色的描述。按其所述，李鸿章到江西后，曾非常自信地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很念旧情的人，又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比较了解和赏识，所以必将录用他为幕宾。可是没想到他在客栈住下后，已经将近一个月过去了，左等右等，仍毫无动静，曾国藩也没有约他见面。
李鸿章不免有些着急，恰巧曾幕中的陈鼐亦为前翰林院庶吉士，与李鸿章还是丁未科的同年，曾国藩所评的“丁未四君子”之一，李鸿章便托他前去探听曾国藩的意思。陈鼐先是旁敲侧击，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只好直接替李鸿章当起了说客：“少荃是您的学生，这次特地前来侍奉老师，是希望在您手下学习本领，得到历练。”曾国藩这才慢条斯理地说：“少荃，可是翰林呀！志大才高，是办大事的人，我这里地方小，犹如潺潺小溪流一般，恐怕容纳不了他那样的艨艟巨舰吧？他为什么不回京供职呢？”发现曾国藩有如此想法，陈鼐连忙进言：“少荃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头，经历了许多磨难，再不像以前那样意气用事、好高骛远了，老师为什么不能试用一下呢？”经陈鼐如此一说，曾国藩方才答应让李鸿章入幕。
这段记载虽然很具可读性，令人兴味盎然，但据专家考证，却漏洞百出，与史实并不相符。首先，曾李会已有约定，并非李鸿章单方面一厢情愿，曾国藩既将李鸿章叫来，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再冷落他呢？更不用说还给李鸿章吃闭门羹，推托不予接见了。其次，陈鼐进入曾幕，甚至比李鸿章还晚了将近一年，根本不可能反过来替李鸿章当说客。再者，即使陈鼐已在曾幕，也轮不到他来当说客，李翰章本人当时就在曾国藩大营，由他出面疏通关系，岂不更为方便？
正史记载，1859年1月，在李翰章的引荐下，李鸿章抵达江西建昌府曾国藩大营。曾国藩欣喜不已，立即予以接见，并与之久谈。之后一连数日，或是下午，或是晚间，反正只要曾国藩白天处理完事务，或是晚上改完奏折和阅毕各处文件，师生便在一起开怀畅谈，足见曾国藩的思贤若渴。
当然野史笔记中的故事，也不是完全的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如故事中所言，李鸿章身上确实存在不少缺点和毛病，譬如他自恃有才，心高气傲，而且懒散成性，日常生活无规律，后者甚至影响到他在安徽办团的效果，“翰林变绿林”的传言也是在讽刺他的团练纪律松散，犹如土匪。世传曾国藩曾作《冰鉴》，用以识人、相人，后虽经考证为伪托之作，但亦可见曾氏之知人善任，他对自己学生的优缺点是看得很清楚的，对于李鸿章的来归，他一方面是热情接纳，另一方面也没有忘记进行考察和打磨，李鸿章正式入幕的时间也由此被大大推迟了。
李鸿章刚来的那几天，曾国藩和他谈的最多的，便是福济、和春在安徽处置军政的情形，以及江南江北的军务。这时曾国藩已奉命移师援皖，通过与李鸿章的谈话，他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安徽的形势，但同时也是为了考察李鸿章在这几年里面，学识、见地和能力是否已有长进。
除了通过谈话来考察李鸿章的识见外，曾国藩还试之以事，派他去皖北招募马勇千人，以编练马队。李鸿章当初回乡办团，是捡了现成便宜，并没有亲自一手一脚地招募过乡勇，更不用说与陆勇有所区别的马勇了，而且皖北也不是原籍所在，地理人情都没有那么熟悉，考虑再三，他没敢一口应承下来。
曾国藩对此有些失望，他的评价是李鸿章虽有才气，看上去似乎足以统领一军，但由于长期在吕贤基、福济手下任职，办理过的事务太多，反而变得懒散，不能担当大事了。随后他调整计划，决定先让李鸿章招五百人，李鸿章仍然感到为难，为此专程前往南昌，与大哥李翰章商议。李翰章也觉得湘军以前没有马队，现在要从头开始组建，难度不小，李鸿章初来乍到，没有经验，恐非其能力所及，于是便致函曾国藩，代为辞谢。
曾国藩没有接受，他写信对李氏兄弟说：组建马队、招募马勇一事，确实是破天荒头一遭，别说“少荃”没有信心，就连我也心中无数。不过万事开头难，当初湘军兴办水师，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结果大获成功，连我最初都没有想到会做到这么好。马队也一样，不试一试，怎么就知道事情办不成呢？你们兄弟可不能有这种畏难情绪。
话已至此，李鸿章只得应命，派专人前往皖北招募马勇。不出所料，当时太平军正在皖北与捻军协同作战，声势雄壮，清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派去招勇的人处处受限，最终空手而归。
招不到马勇，曾国藩建立马队的计划也就只能暂时搁置，这是曾国藩对李鸿章试之以事的第一次考察，结果李鸿章却交了张白卷。
事情办不成也就算了，在此期间，李鸿章还借到南昌与李翰章商议磋商之机，离开湘军大营，到九江、湖口等地，随处游逛了两个多月，直到曾国藩屡次致函，催其速回，李鸿章才慢悠悠地回到大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