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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分化”这个词说起，是因为自斯宾塞以来的大多数理论家，都将这个词视为社会的维度，当社会进化得更为复杂时，其“分化”就会增加。然而实际上，尽管“分化”现在已被普遍认为是核心概念，但其经历了曲折的历史。
在分化问题上，考古学家面临的困难也许比所有其他领域的学者都要大，因为他们发现分化实在是太难以度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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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考古界的一些社会进化论者被吸引去研究墓葬，希望丧葬礼俗能够清楚地表明社会分化出了什么样的社会角色，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批评家展示的是，埋葬者通过他们对死者的不同待遇所要表达的，实际上是对活人之间应保持的理想关系的看法，而不像信奉帕森斯理论的社会学家所认为的是实际社会角色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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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尽管分化在正式定义时很被看重，但在考古学家实际判断进化/复杂性时，分化起不了太大作用。例如，在纳罗尔1956年的社会发展指数中，只有一个参数（定居点规模）会被合理地视为分化；而在卡内罗最终的参数列表上，只有1/6的维度与分化直接有关。
自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普遍渐渐放弃了将分化作为分析工具，而社会学家放弃得更彻底。他们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我们认为的最复杂的社会——伟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在分化程度上还不及一些现代化之前的古代国家。这些古代国家有着复杂的住宅、秩序和等级网。 [52] 查尔斯·蒂利提出，去分化是同质的市民社会兴起的标志。 [53]
这个过程对于现代性来说也不算独特：在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例中，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这一同质的市民社会，合法的分化程度也远不及此前古代时期的城邦。尽管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的国家能力和繁荣程度有巨大增长， [54] 雅典墓葬所表现出来的身份结构的复杂程度却显著下降了。 [55]
蒂利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分化本身是一个连贯的、普遍的、像法律规定一样的社会过程。”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分化”一词便从社会学的讨论中消失了，甚至比从考古学讨论中消失得还要彻底。 [56]
如果说“分化”太不连贯，无法作为社会进化理论的基础的话，“复杂性”一词也必须随之丢弃，因为在大多数社会学家的正式定义中，这个词是完全依赖于“分化”的。
然而，在过去20年间，相当多的社会学家都提出，如果我们以从自然科学领域汲取的复杂性理论来替代基于斯宾塞的分化的社会科学观念的话，“复杂性”可以保留为一个中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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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版本的复杂性理论都认为，如果我们将组织视为复杂的适应系统的话，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宏观的模式和结构，从作用者依照完全不同的观念或者根本不依照任何观念行动的微观行为中显现出来。 [58] 斯宾塞也许会欣赏这样的观点：秩序和等级制度的出现和毁坏是自然过程［通常被称为自组织临界性（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简写为“SOC”）］，对137亿年前宇宙的形成和人类组织的形成同样有重大意义。相关的观点已为人类学、考古学、管理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所采用。 [59]
复杂性理论者经常会吸收和利用新进化论者的分类法，特别是当他们想要描述现代化之前的人类社会时。然而，他们也往往认为新进化论不严密、陷于经验主义，且缺乏清楚的解释。
虽然复杂性理论者复兴了斯宾塞的进化观，将其作为一个能涵盖从地质学到法律程序等一切的概念，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起，有一些社会学家逆向而行，拒绝再使用同样的标签来描述达尔文学说的生物有机体的改变和社会组织中发生的多样化类型的变化。
最尖刻的批评也许来自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他提出任何自称为进化论的理论，“都必须至少与生物进化论有一些假定的概念上的连续性……（并且）社会进化论必须具体说明一些不只是一系列涉及某种特定条件的变化的东西，即某种能成为变化原理的东西”。他认为社会进化论与生物进化论的共性极少，特别是因为社会进化论依赖于将达尔文的变化原理——适应——不断扩展，直至其变得“无可救药地难以名状” [60] 。
许多生物学家都同意这一观点。约翰·梅纳德·史密斯，这位将博弈论运用于生物进化论的先驱人物尤其直言不讳。他认为“进化理论的解释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三大假设：突变是非适应性的，后天属性是不可遗传的，遗传是符合孟德尔法则的——遗传是原子性的，我们平等地从双亲那里继承原子，或者说基因，而不从任何其他人那里继承。而在文化类比中，这三大假设都是不成立的” [61] 。
一些考古学家对这类担忧的回答是，将人工制品视为人类表型的延伸，关注自然选择在它们古往今来的独特的持续状态中是如何运作的。 [62] 考古学者罗伯特·伦纳德总结了自称“信奉达尔文学说的考古学家”的观点，解释说，“对社会进化论者来说，适应就是在环境中有功能的任何行为。对进化论者来说，适应是在很长时间内被自然选择所改变，以使其服务于某种重要的进化功能的一种表型特征” [63] 。信奉达尔文学说的考古学家们对社会进化论往往比支持复杂性理论的学者们更为苛刻，他们普遍认为社会进化论在关于选择的单位方面呈现无可救药的混乱，在论及“适应”时更是如此。 [64]
今天已经很少有社会学家将“进步”这个词用作社会进化或分化的同义词了。但这是斯宾塞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需要简单评述。
斯宾塞一定会认为诸如帕森斯的“进化的共性”和卡内罗的“功能先决条件”等社会学概念，与他的“进步”概念大致相同，无论后韦伯学派的社会学家如何费力地试图将事实与价值分开，许多社会进化论的批评者似乎也赞同这一点。例如，考古学家迈克尔·尚克斯和克里斯托弗·蒂利提出，关于进化、分化及相关概念的讨论，“很容易陷入自我辩护或断言西方优先等状态” [65] 。如果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进步的隐含假定就将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所有关于社会进化的讨论中。
几乎所有古典进化论者和新进化论者，从提出了从简单社会到三重复合社会的类型学的斯宾塞，到提出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交替论的塞维斯，都创造了社会进化的阶段理论。这些理论有很多优点，尤其是它们具有能够预测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变量的可能性。比如说，假如所有游群都的确是以小股、流动的群落生活，人口密度很低，只有最低限度的技术，等级观念很弱，性别秩序肤浅，那么对于对一个社会略知一二，比如只了解其生存基础和聚落形态的考古学家们来说，也许就能设想出该社会的一些无事实证明的特征，比如其法律或其亲属关系。
根据人类关系区域档案的数据，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奈特声称推测准确率可达50%
，而在20世纪70年代，很多史前史学者都在辛勤地工作以阐明各阶段的考古关联，并在它们当中划分出具体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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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种研究本身就会产生问题。个案研究发现一些社会并没有按照阶段理论所宣称的那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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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人类关系区域档案数据所进行的要素分析，又不能证明变量间存在明确的关联，因为不同的运转会产生极其不同的负载。
20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更仔细的跨文化调查表明，统计问题反映了真正混乱的现实。一项对新大陆各社会的调查发现“每个检查过的属性……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是连续的，而非离散的，没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模式或亚型。而且，不同的组织特征之间也表现出了不同强度的关系” [68] 。
更糟糕的是，由于阶段之间清晰的界限在现实世界中非常模糊，很难知道经验数据什么时候会证伪任何具体的阶段理论。在一个事例中，同一会议文集的撰稿者们，就人口密度和定居地规模是否与政治制度有确定的关联，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69]
一些考古学家为澄清问题，试图将塞维斯提出的四个原始阶段划分出子类型， [70] 或者主张酋邦和国家代表着互不相容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连续的阶段。塞维斯本人对混乱的回答是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大分水岭”，在分水岭之前的“原始社会被划分为亲族群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主义的”，在分水岭之后，“它们中的一些出现了等级制，进行控制和指导的是一股中央权威力量，即政府” [71] 。然而，大多数考古学家却持相反意见，越发认为阶段只是简略描述，或者是为启发目的而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上叠加的理想类型。 [72]
伴随着对理论家们将社会划分成不同阶段的连贯性的挑战，还有对“社会”本身的连贯性的挑战。
社会学家们长期以来坚持认为“社会”是通过实践而非一元化制度组成的群体。人们也许会根据种族、政治、宗教、文化或其他条件来规定自己的社会。通常一个人会同时属于好几个社会，需根据具体情况以在它们当中做出选择（或者被选择）。迈克尔·曼将社会称为“同盟的、重叠的、交叉的网络”，吉登斯则谈及“社会系统在嵌入其中的一系列其他系统性关系的背景中‘凸显’出来。它们之所以凸显，是因为确定的结构原理足以创造出一种跨越时空的可具体指明的总体的‘制度的聚类’” [73] 。
人类学家也有这样的担忧。阿希尔·古塔和詹姆斯·弗格森为批判他们称之为“刻板的‘某某’模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宰了人类学的思想，提出：
无论地方和文化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都必须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问题，而不能被当作讨论的出发点；文化的领域化（比如成为种族或民族的文化）必须理解为正在进行的历史和政治进程的复杂且偶然的结果。正是这些进程，而不是先给定的文化领域实体，需要进行人类学研究。 [74]
社会学家分析的“社会”，通常与人类学家研究的“文化”殊为不同，同时两者似乎与考古学家通常称为“文化”的人工制品的群集也不大相同。（考古学家对“文化”的经典定义是：“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持续而反复地出现的明确而广泛的人工制品种类的多元集合。” [75] ）
纳罗尔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创造了一个新术语：“文化单位”
作为回应。他将“文化单位”划分为四个类型，因两种地质年代计算尺度而有所不同，但这种复杂的想法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如果分析单位当真这样不稳定，那么社会进化论的基本内容，也就是长期大规模的比较，似乎注定要走向失败。
量化是大多数社会进化研究的核心。半个世纪前，纳罗尔和卡内罗就已为如何将名义数据转化为区间数据这一基本问题绞尽脑汁。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将独特的人类状况或历史情境转换为可供计算的序列数据这一愿望本身就受到了挑战。正如尚克斯和蒂利所看到的，将历史“数学化”是进化论者们“把西方主宰合法化”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一部分。他们指出，数学化背后错误的假设，就是当我们量化时，“我们重新发现了我们本来的数学上的自我，并且在对直接性和事实性的痴迷中发现了当前存在的必然性，这变成了客观必然” [76] 。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其一篇代表文章中提出，社会科学家们被拽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倾向于将社会科学的主题“过度社会化”，在所有问题中都嵌入了太多的背景，给相互矛盾的意义建设和颠覆留下了太大的余地，以致任何解决方案都变成了不可能；另一个倾向是“社会化不足”，从背景中曲解细节，强加意义，因此得到的只能是肤浅的答案。 [77]
在抽象性和直接性之间寻找最好的平衡点就成为挑战。不同学科往往青睐于光谱上不同的点，人类学和历史学在过度社会化方向上走得最远，而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社会化不足方向上走得最远。如果（本章之前引用的）彼得·图尔钦的说法“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在创造出数学理论后，才会成熟”是正确的，那么社会进化论就需要更多（也更精妙）的量化；如果尚克斯和蒂利以及那些与他们持同样见解的人是正确的，那么数学化和社会进化论就不过是社会化不足的极端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