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分化：怎么理解社会发展

学者们对类似于社会发展的观点一直饶有兴趣。对于这一历史观点，已有若干出色的评述，所以我不打算再做全面概括了。 ^[16] 我将只关注看上去与本书中将构建的社会发展指数最为相关的观点，然后介绍一些对这些方法最为重要的批评。

最有助益的起点也许当数那位古怪的英国大学问家赫伯特·斯宾塞于1857年发表于《威斯敏斯特评论报》上的《论进境之理》了。 ^[17] 像19世纪中叶的许多英国知识分子一样，斯宾塞也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先前难以想象的进步时代，并想对此做出解释。他认为：“从科学所能探及的最遥远的过去，到新奇事物层出不穷的昨天，进步最本质的成分，是从相同性质转化为不同性质。”他提议将事物从起初简单到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机制称为“进化”：

事物经过持续分化的过程，从简单发展到复杂，可以看出在我们所能推论的宇宙的最早变化中，在我们能够通过归纳而确定的最早变化中，是相似的。这种发展可以从地球在地质和气候上的演变中看出；可以从地球表面每个单个的有机体的演变中，以及各种有机体的繁殖中看出；可以从人类的进化中看出，无论是关注文明的个体还是各种族整体；可以从社会的演变中看出，就其政治、宗教、经济组织的变化而言；可以从所有那些或具体或抽象的人类活动产物的演变中看出，正是这些无穷无尽的人类活动的产物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

在接下来的40年内，斯宾塞将地质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归拢成一个涵盖一切事物的单一的进化理论，来解释宇宙是怎样从简单而无差别变得复杂而千差万别的。在其三卷本《社会学原理》中，斯宾塞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演变阶段，从简单社会（没有领袖的游群），到复合社会（有政治领袖的稳定村落）和二重复合社会（有教会、国家、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学术活动的群体），到多重复合社会（像罗马那样伟大的文明，当然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18]

斯宾塞的观点赢得了大量读者，自19世纪50年代起，很多人都认可了他的理论，并以此来构筑自己的思维，我将使用“社会进化论”这个术语，作为本章将要讨论的所有理论流派的广泛标签。我也将把“社会进化”（英国喜用的术语）和“文化进化”（美国喜用的术语）视为同义词。

到1870年时，斯宾塞已然成了用英语写作的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当19世纪晚期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他们需要了解西方的成功经验时，斯宾塞的著作也是他们的首选之一。甚至在《物种起源》的前五版中并未使用“进化”一词的达尔文，在1872年修订第六版时，也不得不向斯宾塞借用了这个词。

还有几位19世纪末的理论家（经常和斯宾塞一起被称为“古典进化论者”）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版本的斯宾塞类型学。例如，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论述了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变化过程。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术语，这本书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

可供这些理论家利用的考古资料少之又少，因此他们非常倚重假设。他们假设19世纪定居于非洲、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居民，其祖先就是在那里居住的，他们的理论阐释了这些已经处于多重复合社会（即文明的演变阶段）的人，一定是自史前时代就在那里定居了。然而，甚至他们所依赖的极其有限的民族学信息都充满了问题。这些信息大多来自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他们所感兴趣的，通常都只是他们所接触的群体的一些非常特别的特征。结果，在20世纪初，第一代专业人类学家独立展开田野调查后，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些理论家所假设的事实，很多完全是错误的。

进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时，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声浪，在整个20世纪，斯宾塞关于进化和分化应当是历史研究的中心的观点时过境迁。 ^[20] 其批评者中最重要的当数弗朗茨·博厄斯（一位移居美国的德国学者）和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一位移居英国的波兰学者）。到20世纪20年代时，他们已说服了很多人类学家，使后者相信田野调查的内容包括大量独立的“文化”，每种文化都必须理解为一个独特的、无缝的连贯系统。

功能主义认为观点、体系和价值会在所有这些独立的文化中达到平衡，这一理论变得越来越流行，人类学家认为，与那些古典进化论者跳跃式的推测相比，功能主义是建设自然科学的社会学更可靠的基础。 ^[21] 采用功能主义方法的代价之一，无疑是难以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和解释，但社会学家们通常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而斯宾塞的进化论作为科学思维的一项组织原则，很快崩溃了。

20世纪20年代，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仍执着于用进化论来论事，但在很多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以及在法西斯国家，尽管相当困难），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将人类群体按照从简单到多重复合或从野蛮到文明的序列排列，就相当于编造既虚假又无意义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也许是博厄斯单一主义的高潮期，但钟摆已开始向回摆动了。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又一位移民的学者（从澳大利亚移民到了英国），其学术生涯便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22]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地层挖掘（即在一个考古遗址将沉积物分层，排列出可相互对照以确定时期的序列）成为考古学的规范，并且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料，使得广泛的综合分析成为可能。

柴尔德的第一部真正成功的著作《欧洲文明的曙光》 ^[23] ，简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该书专注于某一特定地区，而不是像斯宾塞那样以全球为单位进行思考；同时以迁移和传播，而不是进化和分化来解释文化的变化。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柴尔德像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很多社会学家一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探讨一些非常不同的问题。在《人类创造自身》和《历史发生了什么》两本书中，他意识到考古学日益扩大的资料库已经理所当然、不容置疑地展现出，在世界不同地区，农业和城市是独立发展的。到1951年时，他甚至打算写一本叫作“社会进化”的书。 ^[24]

就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许多社会学家也回到了进化论的框架之内。其中一些人像柴尔德一样，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例如，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以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左翼政论文章）。 ^[25] 不过也有一些人强烈反对这种倾向，例如，经济学家华尔特·罗斯托给他的经典著作《经济成长阶段》起了个副书名——“非共产主义宣言”。 ^[26] 然而无论政治动机如何，美国人多倾向于像斯宾塞那样强调分化，而不是选择柴尔德的更人本主义的进化论。

这些思想家中影响力最大的也许当数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了。在一系列研究论文中，帕森斯不仅提出了一种社会阶段的新类型学［原始阶段、中间阶段（又可再细分为古代时期和晚近时期）和现代阶段］，而且提出了用以解释从原始时期到现代的发展的一种复杂的框架体系。 ^[27] 帕森斯认为社会进化是由累进的6种“进化的共性”构成的，每种共性包括“各种结构形成的一种综合体，其相关发展过程会极大提升特定种类的生命系统的长期适应能力，只有发展出这种综合体的系统才能获得更高水平的一般适应能力” 。首先产生的是社会分层和文化正统性（即社会内的等级制度和分化，以及社会之间的群体认同性和分化），其次产生官僚机构和市场，最后是普遍性的规范准则（特别是在法律和宗教方面）和民主。

帕森斯比柴尔德更雄心勃勃，他意图将从人类进化到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一切，都囊括进一个单一的框架内，但也因为其思想的循环性，即认为分化既是进化的原因又是结果，而受到广泛批评。 ^[28] 因此，尽管有一些社会学家对其主旨感兴趣，但仍然转向其他方向去寻找对社会进化的解释。

帕森斯之后，这些年来作品得到最广泛传诵的进化论者，似乎当数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了。他强调能量获取是推动进化的动力。 ^[29] 像其他进化论者一样，怀特也将历史按阶段划分（他的划分法是：原始社会、文明社会和复合社会），然而与他的大部分前辈不同的是，他提出，“当每年人均利用的能量增长了，或者技术手段使能量发挥作用的效率增长了，或者上述两个因素同时增长了的时候，文明就进步了。” 怀特的结论是，历史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 C = E × T ，即文化（Culture）=能量（Energy）×技术（Technology）。 ^[30] 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后，便从原始社会进步到文明社会；实现工业化后便从文明社会进步到复合社会。

这是对斯宾塞-帕森斯路线的重大背离，但是当怀特关注起能量利用提高的结果时，他的理念被认为更接近于社会进化论的正统了。他认为，从原始社会通过文明社会到达复合社会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分化的增长。正如他所解释的：

农业……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供给，反过来又促使了人口的增长。随着人力劳动在农业生产中的效率越来越高，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力可以从获取食物这一任务中分离出来，转向其他职业。于是社会中出现了很多职业群体，如泥瓦匠、金属工、玉匠、织工、文书、祭司等。其结果是加速了艺术、手工艺和科学（如天文学、数学等）的进步，因为这些行业已掌握在专家，而不是“万金油”手里了。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增加了更多的职业群体，生产的目的变成了交换和销售（而不再像部落社会那样主要是为了使用），于是出现了交换的媒介：货币、商人、银行、典当行、放贷者、奴隶等。财富的积累和对有利之地的争夺引发了征服战争，促成了职业军人和统治阶级、奴隶制和农奴制的产生。于是，存在于人力发展阶段的农业，使人类的生活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战后的二三十年，美国思考社会进化问题的学者通常聚拢在“新进化论”的标签下，以便与（主要流行于欧洲的）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相区别。新进化论的讨论大多贯穿着两大观点：一种是回归于“分化是进化的最重要的结果”（按照帕森斯的观点，这也是进化的原因）；另一种观点希望对进化进行量化，以便做出更明确的对比。

用数值尺度来为社会进化分级的主张，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古典进化论的鼎盛时期。在可靠的、跨文化的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分级，最早的尝试也许当数泽巴尔德·施泰因梅茨的长篇大论《社会类型的分级》，主要关注生存技术。 ^[31] 汉斯·涅波尔在其经典的论文《作为产业制度的奴隶制》中更详尽地阐述了这种主张，伦纳德·霍布豪斯及其合作者则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框架。 ^[32]

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社会学家又发现了大量的新证据，统计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使得那些早期的尝试显得毫无立足之地。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在一本大众教科书中发出了一番简短议论，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通过统计一个社会中专家的数量、贸易量、企业集团的数量，以及机构的复杂程度，建立更加完善的数值指标应当是可能的，然而，第一个真正可用的指标是拉乌尔·纳罗尔提出的。 ^[33]

纳罗尔是“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简写为“HRAF”）的一名研究人员。“人类关系区域档案”是耶鲁大学于1949年建立的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旨在为人类行为、社会和文化进行全球性比较创建一个数据库。 ^[34] 纳罗尔从全球范围内随意挑选了30个工业化前的社会（既有当前的，又有历史上的），然后遍搜“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以探究它们的分化情况。

鉴于分化可能存在几乎无限的维度，纳罗尔为这一概念的运用设立了两个原则。首先，他认为必须将研究限制于部分参数，这些参数能以最小的数目涵盖斯宾塞关于分化的大部分想法；其次，选定的参数必须符合一些基本的准则。它们必须有文化自由性（不能有种族优越的偏见）、逻辑独立性（不能充斥着伪相关）、充分的文献资料和可靠性（专家们不能对事实有太大的分歧），以及便利性（如果数据太难获得，则评分系统是不切实际的）。

纳罗尔将目光落在三个参数上：社会中最大定居点的规模、其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以及该社会子群的数量。在调查了各种各样的定义问题和方法问题后，他对这三个参数进行了量化，将结果转换为标准格式，生成了一种“社会发展指数”，以63分为最高分。在他的分数表上，以12分垫底的是火地岛的雅甘人，1832年达尔文造访火地岛时，惊叹他们“生存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低的进化状态” ^[35] ；高居榜首的是15世纪的阿兹特克人，为58分。

几年后，当时还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的罗伯特·卡内罗提出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建立指数的方法。 ^[36] 卡内罗像帕森斯一样，也对下面这个问题感兴趣：所有社会在从一级复杂/分化水平提高到另一级时，是否都必须具备“进化的共性”（卡内罗称之为“功能性先决条件”）。他借用社会心理学家的量表分析技术，继而寻找起“具备下列特点的参数：（1）这些参数的出现标志着复杂性程度提高了；（2）这些参数一旦形成，就很可能保留下来，即使不是无限期地保留，至少也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留下来” 。

卡内罗挑选了八个这样的参数（石制建筑、国家级政府、冶金、社会分层、纺织、酿酒、制陶、农业），根据其有/无而打分，而不是像纳罗尔那样赋予数值。随后，他挑选了九个南美洲社会，将它们排列在一张他称为“量图”的图中（图1.1）。

卡内罗称，该图使他不仅能给这九个社会的复杂性评分，从0分（又是19世纪的雅甘人）到9分（15世纪的印加人），也使他可以证明这八个参数全部都是功能性先决条件，即“x必然优先于y，也就是说，如果没有x的预先存在，y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卡内罗根据史实，检验了他的关于古代近东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英国出现上述参数的顺序的指数，声称自己的方法可拥有高于0.90的“可再现系数” ^[37] 。

此后10年间，通过采用不同统计技巧而进行的实验和得到的指数大量涌现。其中大多遵循纳罗尔和卡内罗的模式，将反映大量不同的人类活动的参数聚拢在一起，试图得出对整个社会的概括印象， ^[38] 但也有一些人选择仅仅关注某种能够更直接地反映分化情况的特殊史料，比如丧葬情况或定居模式。 ^[39] 然而，尽管有种种不同，各式各样的数据指数大多产生了近似的结果：根据卡内罗的统计，当时结论比较相近的分析家达到了87%~94%。 ^[40]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进化论变成了非常热门的研究项目，部分要归因于两本书对基于分化的理论进行了非常清楚的阐释，分别是埃尔曼·塞维斯的《原始社会组织》和莫顿·弗里德的《政治社会的进化》。 ^[41] 前者将社会划分为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更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后者则将社会分类为平等主义阶段、等级阶段、阶层化阶段和国家阶段。这些类型学（尤其是塞维斯的类型学）多多少少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替换了帕森斯和怀特的术语。

20世纪70年代也许是美国新进化论的高潮。然而，就像是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离奇回响（当时古典进化论眼看着就要产生出一种崭新的大综合），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钟摆突然远离一切近似于斯宾塞的理论而去。经济史和政治学是鲜有的例外，也许是因为制度分析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推动了接近于过去的阶段理论，以及定量进化论在苏联依然受到青睐。 ^[42] 然而在西欧和美国，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关于进化论的争论，也像20世纪第二个十年那样带着政治色彩。关于党派偏见、招摇撞骗和劣质学术的指责，败坏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支持和反对进化论的著述的形象。

一些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从简单到复杂的元叙事是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组织了当今世界史前史的写作，使之有利于现代化精神和西方优越性” ^[43] ；另一些人则回应，评论家应当“抛弃他们对‘他异性’和‘自反性’之类的执着，转向评价真正重要的客观问题，进行一些深刻的思考，在解答问题时采用严格的定量方法” ^[44] 。大学里的人类学系往往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一般分化为文化派和进化派两翼，有的各自招录教师和研究生（如哈佛大学），有的甚至索性分裂成两个系（如斯坦福大学）。

自约2000年起，向社会进化论的又一次回摆似乎开始了。在20世纪70年代新进化论的鼎盛时期，自封为达尔文主义者的考古学家是其最猛烈的批评者。按照主要的达尔文主义者之一罗伯特·邓内尔的说法，“如果说进化的意思是指其在科学中的作用的话，那么文化进化论既不是科学，又不是理论，更不是进化论。就其本身而言，在信守科学方法的考古学中，将其作为一个解释框架，是不适当的” ^[45] 。

然而，社会进化论的最新一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生物学和社会行为的共同进化的理论化推动的。 ^[46] 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该书非常恰当地将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引人入胜地讲述了过去15 000年来植物、动物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进化。 ^[47]

戴蒙德在其学术生涯开端时是生物学者，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院任教多年，现在他是该校的地理系教授。除了曾短期在斯坦福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从未在任何大学的人类学系、考古系或历史系担任过教职，但他已经成为这些领域最畅销读物的作者。

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进化论的学术争论中的火药味，戴蒙德的书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吸引了非专业读者，该书是已经在大学外销售了数百万册后，才在大学内产生影响的，这也许并非偶然。这对于新的社会进化论来说似乎很典型。尽管再没有人能与戴蒙德的成功相比，但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哲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学者都在为争取更广大的读者而写作。 ^[48] 这一趋势使得大多数关于新进化论的著述摒弃了狭隘的专家腔调，又回归了斯宾塞和达尔文时代的风气，那时候严肃的学术著作都希望能吸引非专业读者。

尽管学术界争论不断，我们还是很有理由相信，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有可能出现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的新的综合，论述这种新综合的著述将同时针对大学内外的读者。 ^[49] 我写作《西方将主宰多久》和《文明的度量》，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希望为这种新综合做出贡献。我提出的“社会发展”概念，脱胎于可回溯至斯宾塞的社会演变思想，建立在可回溯至纳罗尔的指数建设传统之上，然而本书仍将努力对在20世纪曾频繁再现的上述思想做出严厉批判。

在下一节中，我概括了一些对社会进化论的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我主要关注过去50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声音。这些批评可谓是这种方法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本章结尾，我从这些争论中提炼出了建立社会发展指数所必须克服的最重要的难题。 JfZhlUiM4B/2mA789qKRU3zppk07uDCI2Plgk/ygAM45QRJ4/XriK5O4QuopBZ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