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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我要给这一参数贴上“社会发展”的标签，是因为它与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 [12] 历史学家彭慕兰曾提出，将这一概念称为“社会力量”也许更好，但这不能令我信服，尤其是因为这个概念与以前曾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所定义的那种）极其不同，如此用词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13]
社会发展是一个重要概念，因为西方（这是又一个需要定义的重要概念，在第二章有详细的说明）在过去200年来主宰世界的主要原因是：（1）其社会发展程度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2）程度之高，使得西方能够在全球施展其实力。
也许我们应当将“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称作社会发展的最小定义。这样很便利，却不够精确，而且像所有最小定义一样，其外延抽象化程度很高，使之很难用于操作（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出这样含混的一种说法可做何用）。
因此，社会科学家们通常会在最小定义后加上一个“理想型”定义。这种理想型定义“旨在汇集众多最大属性，也就是囊括所有（非特有的）有助于以其最纯粹、最理想（或许也是其最极端）的形式定义该概念的特性” [14] 。
用更正式的说法来说：“社会发展就是技术、生存、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总体成就，人们通过这些成就来吃饭、穿衣、居住和繁衍，解释周围世界，在群体内解决纠纷，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压缩其他群体的势力，保卫自己、抵御其他群体扩张势力的行动。” [15]
从原则上讲，社会发展是我们可以衡量并通过时间和空间进行比较的事物。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自远古时代起就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答案一定深藏在历史中，正如西方生态和环境优越论者所主张的那样。然而，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是在公元前1000年后才开始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我们也许就要断定：主张古希腊、古罗马重要性的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事实证明西方的社会发展超越其他文明是发生在现代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那些旧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必须另寻解释了。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社会发展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 衡量 ，而不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 解释 。社会发展只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需要解释的模式。
社会发展也不是衡量不同社会的价值的标尺。例如，21世纪的日本是一个拥有空调、自动化工厂和繁华都市的国度，到处是汽车和飞机、图书馆和博物馆，同时也拥有高科技的医疗条件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当今的日本人对物质环境和智力环境的利用远比他们1 000年前的祖先要充分。在1 000年前的日本，上述事物一概没有。因此，要说现代日本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世纪的日本要高，是完全成立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现代的日本人比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更聪明、更富裕或者更幸运（更不用说“更幸福”了）。同样，社会发展指数得分的高低与道德、环境及其他社会发展的成本毫无关系。社会发展是一种中性的分析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