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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能量获取的可靠统计资料，在东方的核心地区，只能部分回溯到20世纪，在西方也只能回溯到19世纪早期。即便如此，这些资料通常也都会遗漏农业社会用于燃料和建筑的大量的生物质。 [10] 零星的统计资料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可追溯至19世纪，在西欧可至少追溯至17世纪。在此之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只有文本记录，偶尔才有一些计量文献，在中国可回溯至公元前12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可回溯至公元前3000年，但这些资料都无法提供像现代时期那样可供了解的细节。
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得越远，就越必须依赖于考古证据和比较证据。前者有时能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关于谷物和技术的非常清晰的画面，以及关于贸易水平和生活水准的一种尽管模糊但仍然很重要的认识。结合现代背景下文献翔实的关于类似的谷物、技术、贸易和生活方式的能量产额的比较证据，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能量获取的情况。我们偶尔也可以对照一些完全不同类别的证据，如冰芯和泥炭沼泽的污染记录等，进行交叉检验。
将这些形形色色的资料结合在一起，当然是个挑战，时常需要施展猜测的功夫。一方面，这使得专家们永远不可能对公元1900年之前的东方和公元1700年之前的西方的精确分数达成一致意见；但另一方面，这些证据的确形成了没有专家会质疑的历史上能量获取的参数。例如，没人会认为公元1000年西方的核心地区（大约在伊拉克—埃及一带）或东方的核心地区（黄河流域）的能量获取数据，会像1 000年后的美国或日本一样高，或者就此而言，像1900年、1800年，甚至1700年时的核心地区那样高。同样，也不大可能会有专家提出公元1000年时西方的能量获取数据会和1 000年前罗马帝国时一样高，但几乎所有专家都会同意，那时的能量获取数据会比大约公元前1000年“黑暗时代”的地中海地区高。在东方，大多数中国经济史学家也许会同意，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宋朝，比在公元1年前后的汉朝要高，比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西周时期更是要高得多。任何违背这些看法的结论，都会招致严密的审查。
在一定限度内，我们当然可以建立一个大致的、约略的能量消费数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将误差幅度控制到足够小，从而大概估计能量获取的状况，使我们能够确认对“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最好解释，究竟是长时段注定论，还是短时段偶然论，抑或根本是某种其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