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反对者的声音

根据第一章回顾的关于新进化论的争论，可能存在四种主要的反对意见。我将针对每一种说上几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几种反对意见都不是致命的。

1.对不同时代和地区的社会发展进行量化和对比的方法，使人类失去了人性，因此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反对新进化论的浪潮中最具影响力的声调，类似的观点在历史学家中也赢得了许多追随者。然而，这是至今提出的反对意见中也许最令人无所谓的，因为一旦我们认识到不同的问题需要我们以不同程度的抽象性来解决，其力量就基本消失了。

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领域的学者都感觉到像新进化论、新古典经济学等高度抽象的科目及同源方法，都留下了太多未解之谜，于是他们非常明智地转变了观念，采取了似乎更有利于做好工作以回答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的思维方式。例如，许多社会学家不再将支持常态和结构化的分化和功用作为组织概念，甚至社会科学中最坚定地致力于量化和抽象化的人口学和经济学，也进行了自身的后现代转型。 ^[15]

当然，我发现自己的研究正是如此。在利用新进化论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比较框架，弄清了铁器时代希腊的社会变化后， ^[16] 这些方法的局限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古希腊社会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如激进的男性民主制与大规模奴隶制的结合，很不符合塞维斯、帕森斯和弗里德的理论，他们都认为民主是与先进的现代国家相关联的。 ^[17] 如果完全不解释希腊民主制的来源，无视古希腊人的独特成就，而在社会发展指数中给希腊打分，就会使事情更加困难。 ^[18]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发展指数都是在浪费时间，这只是意味着回答这个特别的问题还需要其他工具。用一种更狭隘、更排他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古希腊社会，会比用进化论的方法产生更多成果，但这样也有局限性，尤其是不足以解释经济、军事和政治发展是如何驱动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公元前1000—前1年，以此类推）内的变化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也得到其他材料的指引，我重新转向更广泛的进化论工具和将希腊置于全球框架中的需要。 ^[19]

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与为什么有些希腊城邦给予所有成年男性公民投票权，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前者是一个宏大的比较研究的问题，要求我们纵观上万年历史，横跨百万平方千米土地，汇聚几十亿人口。为实现这一目标，一个社会发展指数恰好是我们所需的工具。

2.对社会进行量化和对比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我定义的社会发展（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却不是应该度量的事物。

这种反对意见用不着多费口舌就能解决。持这种意见的批评者需要表明有其他事物可供度量和对比，且这个事物将比我定义的社会发展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的其他事物，所以我请批评者们来确定，并证明它们能产生更有益的结果。

3.我所定义的社会发展，也许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对比不同地区的有用方式，但我用来度量的参数（能量获取、社会组织能力、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并不是最好的参数。

这种反对意见可能以下面三种形式出现。

（1）在我考察的四个参数（能量获取、社会组织能力、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之外，我们还应增加更多的参数。不过尽管必然还有很多参数可供我们考察，但精简原则要求我们在能涵盖社会发展全部意味的最小数量的参数之外，不再增加更多的参数。批评者需要证明我的四个参数实际上未能涵盖社会发展的一个或多个重要方面，而涵盖这些方面将会产生与我的指数大相径庭的结果，因而值得付出额外的努力，增加工作的复杂性。

（2）我们应当采用不同的参数。同样，当然有其他变量可供我们度量，但我考察过的所有其他参数，都不大符合前述各种原则，普遍存在严重的经验主义问题，或文化依赖性，或相互重叠。如前所述，大多数其他参数在历史大部分时期中都多多少少显示出相当大的冗余性，而对于它们的任何貌似合理的替代性组合，往往都会产生大致相同的最终结果。

（3）我们关注的参数应当更少。考虑到四个参数当中存在的冗余，我们或许应减少几个参数，以增强简约性。很显然，方法也许是放弃社会组织能力、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只专注于能量获取，因为社会组织能力、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都只是使用能量的途径。 ^[20] 图2.5展示了单看能量获取会是什么样的。图2.6则不同，展示了由全部参数产生的分数，但两者的区别并不大。在单有能量获取参数的图中，正如在完全的社会发展情况示意图中一样，自晚冰期以来，西方仍在90%的时间里领先东方；东方仍然是在大约公元550—1750年超越了西方；大约公元100—1100年仍然有一个“硬天花板”阻碍了发展（稍高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后工业革命时代的得分仍高于较早的时代；2000年时，世界仍然由西方主宰。

单是关注能量，当然有更加简约的好处，但也有巨大的缺陷。我采用的四个参数并不完全多余，自大约公元1800年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能量获取与其他参数呈现非线性关系。能量获取的余裕的增长，导致了选定领域中的能量消费的极其巨大的增长。新技术的出现，20世纪城市的规模翻了两番，战争能力增强了50倍，信息技术跃进了80倍，而人均能量获取才翻了一番。如果只关注能量，就经不起爱因斯坦理论的检验，因为那样太简单了，扭曲了历史的原貌。

4.这四个参数确实是度量社会发展的好办法，但我犯了事实错误，得到了错误的度量结果。

正如在讨论近似和讹误时提到的，应对这个反对意见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假设我犯了系统性的经验主义错误，始终高估了西方的分数而低估了东方的分数（或者相反），然后问两个问题：（1）我们需要将分数改变多少，才能使历史看似非常不同，使得《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不再适用？（2）这样的改变是否合理？我将在第七章里论述，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意见不能成立。

另一种辩驳这种意见的办法是，假设存在一贯但并不系统的经验主义错误，随机、出人意料且严重地夸大或低估了东方和/或西方的分数。避免这一危险的唯一办法，无疑就是贯彻第三章到第六章提出的意见，对照证据去检查指数中的分数。 hCAK1pS1+kYri6ruXCIB57D5yaUdSWthut+E4vtUf7yBS7BhB/Fq2UHwWuoIiXsh